李鸿章强夺左宗棠军费鼓噪日本威胁，论明治维新成功中国何以失败
李鸿章和左宗棠的争论中，“海防塞防”之争一直二人孰高孰低的关键点之一。李鸿章放弃新疆的主张，任谁也不能说正确。但确有不少人借此说“拖延”了海防，结果，日本战败中国。如此，更显得李鸿章的眼光多么得高，早就看出了日本对中国的危害。
其实，平心而论，这都是后人以后世的事实强加到了之前的事情上。当时的日本，对中国的危险是有的，但程度尚未到今人说的地步。你不能说2040年的中国很强大，1940年的中国也很强大吧。但许多人，还就是犯了这种低级错误。
1.是否放弃新疆只是为了争夺军费
李鸿章所说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是针对海上之敌。海上之敌既包括日本，也包括欧美诸国。日本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崛起之后，包括丁日昌、李鸿章在内的一些改革派甚至有联日对抗欧美的意图。李鸿章确实宣扬过日本的危险，但说话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仅仅是为了加强海防找到一个应对的敌人，在其内心，对于日本能够战胜中国压根儿就没有考虑在内。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法等欧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上属于暗潮涌动，并未剑拔弩张，在此情况下，加强海军在奋发图强的时候，自然要找一个新敌人。古今都是一样的。因此，他对左宗棠的恨，主要是：收复新疆的“西征”耽误了他的军费而已。尽管左宗棠是中国海军的创始人之一，但他那时却与海军没有直接关系了（间接是有的，马尾海军和船政等事务左宗棠还是有一定决定权的）。
问题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全国上下的大部分有识之士都已经将中国视为未来必须打败的目标。但中国，整个社会舆论都没有将日本放在最危险的敌人的地步。正如，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所说，“我国（日本）则轻视中国为顽固愚昧的老大之邦，中国则讥讽我国为轻浮躁进妄自模拟欧洲文明皮毛的一个蕞尔岛夷”。
后世人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对华侵略来反证当时李鸿章是对日本多么得重视。但如果遍看“李鸿章全集”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他的重点在海防而非针对日本。因为，中日两国的改革几乎同步，而在海防塞防争论之时，日本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从整体军事实力上说，都与中国相差甚远。即使日后的甲午海战爆发，日本从综合实力来说仍然具有一定的距离。战争中，日本天皇甚至做好了战败后如何逃出东京继续抵抗的应对措施。
因此，第一次海防塞防之争的时候，中国的主要针对对象仍然是欧洲列强，特别是沙俄，其次，才是日本的威胁。因此，左宗棠的“海防塞防并重”思想导致海防经费短缺、甲午海战中败北的观点极为可笑。二者相差近二十年，二十年是什么概念？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朝代在二十年内就灰飞烟灭呀。
二十年，世界上有多少强国转变为弱国，又有多少弱国转变为强国？因果关系的时间过于漫长了。而且，即使没有新疆军事，以当时的中国国情，中国海军同样会在能够自保的情况下，停止再次发展。
在左宗棠和李鸿章发生争论的时候，日本的军事实力比中国差得远了。就是这二十年的时间，日本把军事放在第一位，迅速追赶上了中国。相反，中国则处在“洋务运动”中贪腐官员借“改革”之名，行尚飨大餐之实的时期。如此就出现了中日两场改革的不同。
2.中国洋务运动军事上短视，经济上贪腐
中国的“洋务运动”分为军事和经济两大内容，并没有日本的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当海军总理衙门（1885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1888年）以三大基地等建成后，中国海军已经成为世界第九海军，高于美国和日本。李鸿章为此颇为得意，认为是固若金汤，与敌对阵可以自保了。
日后北洋海军直到甲午战争前未添置一舰一炮。许多人都说这是中国没有钱了，李鸿章也是没有办法。其实，当时李鸿章以及慈禧等人都是采用了“守势”，认为能够自保京津就可以了，海军建设就完成了历史使命。要知道，如果清廷真的没钱的话，清朝内宫用于结婚、大寿花了多少钱？如果李鸿章真的没钱的话，那么，同一时期“洋务企业”为何蓬勃发展？据统计，1895年以前三类企业中，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实力如下如下：
企业类型 企业数 工人总数 500人以上企业 资本总额（万元）
洋务派 48 34100-40810 14 2263
外国资本 100 34000 11 1972
民族资本 52 23250 14 769
合计 200 91350-98060 39 5004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各类洋务企业资本数额为2000万两，相当于晚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但绝大部分企业都管理不善陷入困境。然而，官员们的腰包却越来越鼓。反观日本，日本的“洋务运动”——明治维新却是另一番光景。
当中国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处于兵荒马乱的时候，日本其实也并没有好多少。咸丰三年（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马休·培里（也译作“佩里”）率舰队驶入江户湾浦贺海面，美国侵略军带着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的国书向江户幕府提出通商要求。惊惶失措的幕府于次年3月31日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
日本国门被美国打开后，美国的势力逐渐壮大，最终于立刻在咸丰八年六月十九（1858年7月29日）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这一条约虽然美其名曰友好，但正如英法等帝国侵略者对中国的那样，从来就不是抱着友好的态度来了。其后，荷兰、沙俄、英国、法国纷至沓来，全都逼迫日本幕府政权签订类似条约。
为此，日本有思想的精英们皆认为国家不能不改革了，否则，只能是不断地被欺辱。为此，他们首先进行了改革。要进行改革必须要消灭幕府制度，将天皇归位，以天皇的名义进行全盘西化的改革。
同时，明治天皇睦仁（1852年—1912年）也看中了历史时机，与反幕府势力联合，终于将反幕府的势力积聚在了自己的身边。同治六年十月十三（1867年11月8日），反幕府势力开始对幕府将军德川庆喜（1838年－1913年）宣战。十月十四日（11月9日），德川庆喜无奈地同意还政于天皇，暗地里却在大阪积聚力量。十二月初九（1868年1月3日），日本明治天皇宣布王政复古，双方爆发了正式的战争。同治七年正月初三（1868年1月27日），倒幕派在京都战败了庆喜，到了5月庆喜最终承认失败宣告隐退。
三月十四日（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亲率文武百官在京都御所的正殿紫宸殿向天地、人民宣誓《五条御誓文》：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展经纶；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破除旧有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业。
我国即将进行前所未有之变革，故朕躬身先众而行，向天地神明宣誓，定斯国是，立万民保全之道。盼众卿亦咸秉此念，同心戮力。
明治天皇所采取的改革，主要就是两大核心内容，其一，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废藩建县，日本全国被分为3府72县。如此，就保证了改革的长期化，不至于随着政府的更替而造成改革朝令夕改、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情况。同治十二年（1873），开始改革农业税，统一货币。光绪十一年（1885年）实行君主立宪制，建立了内阁制度，并于光绪十五年（1889）正式颁布宪法，次年召开了首届国会。
其二，颁布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三大政策。
富国强兵主要是改革革军警制度，建立新式军队，创办军工产业。同治十二年（1873年），日本开始实行新的兵役制度，在全国征召义务兵，自此有了常备军制。
殖产兴业主要是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各种政策为杠杆，用国库资金来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并且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日本资本主义的成长；在日本政府的全力扶植和保护下，日本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浪潮。同中国一样，日本的工业也是从纺织工业发展，但成效却比中国要好，实效显示期的1885年—1890年，棉纺厂从20个增加到30个，纱锭从7万个增至28万个，棉纱产量增加大约8倍。到1890年，日本已从棉纺织品进口国变成为一个棉纱出口国。
其他方面，日本的改革也并不比中国早多少。例如铁路和银行。日本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建成了第一条铁路，光绪八年（1882年）又成立了新式银行。
文明开化主要是在全国范围内学习西方文明，引进西方科技与管理，发展现代教育，培养现代人才，整体提高国民素质。
日本在明治维新经过17的发展，到1885年的时候，初步短短的15年(1870年一1885年)间就初步实现了资主义的工业化，从封建的农业国初步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农业工业国。日本的国力也日渐强盛，先后废除了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对比中国，虽然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外敌入侵、国内战乱。清朝精英阶层却仍然墨守成规、妄自尊大，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崛起机会。
“明治维新”几乎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同一时期，中国的起点高于日本，但最终实效却比中国要好。
首先，日本国小，只要统一了思想，其实效就容易出现；更重要的是，日本只有一个领导核心，而且这个领导核心与改革派观点一致，以天皇的权威开路，各种阻力相对就小，而且较为容易打破。
其次，当时的日本政权改革派居主，天皇的统治“永续传承”，没有丢失政权的风险。因此，敢于放手一搏。反观中国，外有外敌入侵、内有各种民族起义，尚没有时间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改革。同时，自同治皇帝开始中国其实一直处于两个甚至三个领导核心（两宫太后、亲王辅政、皇帝本人）下，尽管两宫太后居于主体，但是，皇权的势力（也即爱新觉罗家族势力）仍然起到了制衡作用。
再次，中国的守旧势力要比日本强大得多，清廷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在学习汉族文化方面某种程度上反而比汉人还要彻底。比如“祖制”这个问题，明朝、宋朝等汉族政权其实很少拿出来论争。相反，清朝则动不动就就将“祖制”抬出来打压对手。统治核心领导层也较为守旧，改革派始终居于弱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派内部也并不团结。
最后，清廷改革派的不彻底性。“洋务运动”本身就抱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语）的思想，压根就没有认识意识到封建统治是本质上的落后。相反，日本则从上到下很轻松地就抛弃了曾经的老师——中国，交与的制度衣钵，全面倒向了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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