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收养毛主席的三个儿子，推动国共合作抗日，身份却是红色牧师
1960年，当年在陕北写出《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斯诺先生，来到中国访问，提出要见见当年帮助自己进入苏区的“王牧师”。
这个“王牧师”，就是中共特科成员之一董健吾。他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不止是护送斯诺先生去陕北，还亲手抚养了毛主席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更是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信使。
1891年，董健吾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的一个基督世家，他祖父曾经是清朝的县令，祖母沈氏是基督徒。在沈氏的影响下，董家所有人都先后皈依基督教。董健吾也从小就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最后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
大学毕业后，董健吾又读了两年神学，留校成为基督教牧师，在对其非常赏识的校长卜舫济身边当助手。
五卅惨案期间，董健吾带领圣约翰大学师生开展反帝斗争，在校园里降下美国国旗，升起中国国旗，最终和卜舫济决裂，辞去圣约翰大学的公职，到上海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
五卅惨案后，董健吾迅速与中国共产党接近。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理想破灭使得当时的革命青年集体走向悲观，而董健吾却在1928年义无反顾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董健吾在陈赓的领导下，加入特科，成为红队队员，击毙了出卖彭湃等人、并险些导致周恩来被俘的叛徒白鑫。
1930年2月，董健吾在上海创办大同幼稚园，收养革命烈士和党的领导人留在上海的子女，当时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都在上海。担任幼稚园院长的董健吾把三兄弟接到幼稚园，悉心照料。1931年五六月间，毛岸龙突发高烧并导致腹泻，抢救无效不幸病亡。
到1932年3月，由于顾顺章等人的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同幼稚园被迫停办。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由董健吾接回家抚养。据董健吾后人的回忆，毛家兄弟在董健吾原配夫人黄慧光家里住了四年多。为确保孩子的安全，先后搬过三次家。
1936年1月，被日本逼得无路可走的蒋介石，决定与共产党在政治上实行和解，通过宋庆龄打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试图以“政治解决”的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
宋庆龄就把充当信使任务交给了董健吾，并为其开具一张财政部西部经济特派专员的委任状，以应对路上可能出现的排查。
董健吾到西安后，和张学良搭上了关系。在张学良的帮助下，到达陕北瓦窑堡，将蒋介石愿意与共产党和解的信息，向秦邦宪（即博古）、林伯渠等人做了汇报。由于此时毛泽东不在瓦窑堡，没能见到董健吾，也无从得知自己的儿子，此时正被董健吾一家抚养。
秦邦宪向毛泽东汇报相关情况后，立即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合致电秦邦宪并转董健吾，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等几项谈判条件。
3月，董健吾带着中共中央的提出的谈判条件，回到上海向宋庆龄复命，为国共之间架起第二次合作的桥梁。
在西安和张学良搭上的关系，不但让董健吾顺利完成了充当国共之间信使的任务，还给身处上海危险之地的毛岸英、毛岸青兄弟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出路。
完成信使任务回到上海后，宋庆龄又派董健吾护送斯诺到陕北苏区。在西安期间，董健吾利用其在古玩方面的鉴赏修养，和喜欢古玩的张学良、赵四小姐打得不亦乐乎，还送给他们一套自己收藏多年的珍贵瓷器。
张学良执意要回赠重金，董健吾坚决不收。张学良提出满足董健吾一个私人要求，董健吾便说能不能送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去苏联读书。当然，董健吾并没有告诉张学良毛岸英、毛岸青的真实身份，只说是自己收养的革命子弟。
这次见面后，董健吾便回到上海。不久，张学良也到上海办公事，同时落实董健吾在西安所提之事。董健吾遂向上海党组织做了汇报，经组织同意后，在张学良的帮助下，将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经由法国送到苏联。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董健吾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默默无闻。1960年斯诺访华，要求见见“王牧师”。有关部门多方寻找，才查到当年的王牧师就是现在的董健吾。
1961年，在陈赓的帮助下，董健吾被聘为上海参事室参事。文革开始后，董健吾受到牵连，1970年12月在上海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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