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原以为捉到的是个普通红军战士，知道真实身份后，霎时凌乱了
1936年10月下旬，为了贯彻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策，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于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及其所属五军、九军、三十军二万余人组成西路军，奉命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线路。
蒋介石得讯后，急忙电令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洪斌等阻击、围剿红军。
这其中，马步芳、马步青调往河西兵力即达十一万五千人，正规军有三万四千八百人，地方兵团八万余人，战马六万匹、炮兵团一个。
此外，蒋介石还派来一个飞行中队前来助战。
因此，西路军从靖远虎豹口渡过黄河后，便在河西走廊遭遇了连番恶战，仗打得异常艰苦。虽然杀敌人不少，但自身伤亡也极其惨重。
1937年3月，西路军在临泽县倪家营子、三道流沟突围后，二万余人仅剩三千余人，只得从梨园口撤入祁连山。
3月11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康隆寺的石窝山召开会议(史称石窝会议)，会议作出决定：尚存的三千余人编成左、右支队和总部特务团、妇女团分散行动，依托祁连山打游击。
驻酒泉的马家军及沿山各民团即加强了防守。
驻酒泉的是马家军第一百师二九八旅，旅长是马步芳的堂兄马步康，其手下除了有本部正规兵马之外，还按县行政区划组建起了“康州区保安团”，共编成六个团，有团丁两千六百二十四人，把守各个山口，漫山遍野搜捕红军流散人员。
马步康放话说：抓住一个红军军官赏金子50两，抓住一个红军赏金子5两，白洋5元。
1937年4月上旬的一天早上，“康州区保安团”第五民团二大队大队长茹大本带领团部传令兵茹厚以及段德先等四十名团丁扛着大刀长枪进观山口搜山。
当天中午十点钟左右，茹大本等人在西沟寺打尖，吃过饭后，翻过南面的山梁，沿观山河沟走了二、三个小时，在一个长满百了红柳和扁麻秧子的大草滩里发现了一个落单的红军。
这个红军个子不高，头发却很长，圆形脸，黑脸膛，头戴灰帽子，身穿灰色棉制服，棉裤半截子都已经磨掉了，没有鞋，双脚包着破毡、布子，用绳子绑着，一脸病容，举止无力，已经走不动了。
团丁们一哄而上，攥胳膊的攥胳膊，压大腿的压大腿，把这名红军摁到在地，使之无法再动半分。
茹大本让茹其厚几个去搜出红军身上的东西，获：盒子枪一把，子弹七十五发，匕首一把、怀表一块指南针一个，水笔一支，笔记本一个，茶缸、牙刷各一个，钞票一百七十五元，还有一个小布袋，内装有炒面一碗和盐巴少许。
茹大本将茹其厚从红军手里夺过的盒子枪插在自己的腰间，神气活现地清了清嗓门，一连串地发问：叫什么名字？担任什么职务？一起还有多少人？
这红军一开口，就是浓重的湖北音，他说，我姓陈，叫陈泽功，是个通讯员，在山里遇到了马家军手枪队，双方打了起来，队伍被打散了，我落了单，走了好几天，都走不出山，身上没有吃的，这样下去，也只有一死了。
茹大本满意地点点头，拍拍腰间的盒子枪，哼了一声，拖长声调说，幸亏你没向我们开枪，否则真是死路一条了，现在呢，我们也不杀你，先把你送回我们团部，等候长官发落。
这名红军轻轻地笑了笑，说，我看你们肩上扛的都是矛杆，也就是些本地的农民，不想开枪伤害你们，如果是正规的马家军，我就是再没有力气，也要开枪干上几个。
听他这样一说，茹大本心中一凛，觉得他绝对不是个普通的通讯员，便厉声追问，你不是小兵，一定是当官的，快说，到底什么官？
追问了一阵，这红军苦笑了笑，只好说自己当过教导连的连长，后来被撤职了，就做了个普通通讯兵。
茹大本于是派团丁王兴福、段德先等人扶他上了一头毛驴，押送回团部去，自己继续沿河向前搜查。
王兴福、段德先等人把陈泽功押到一大队驻地黄家大院南院子。
时已黄昏，一大队长谢占元、大队副任子才等人刚刚吃过晚饭，正在剔着牙，吸着大烟，也懒得审问，让人安排他吃饭、住宿。
第二天，大队长谢占元让人把陈泽功押送到了北院门团部，交给团长于洪林。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陈泽功虽然受尽虐待，吃剩饭剩菜，穿破烂衣服，但他生性乐观，并无悲戚之容。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陈泽功经常和那四名看守他的壮丁谈理想、谈人生，讲将红军战斗的故事，讲共产党对老百姓的好处，和壮丁们的关系搞得很好。
这之后，民团炊事员段举先经常偷偷从伙房里端一些好饭好菜来给他吃，壮丁马希轩给他买药，帮他剃头，还帮他抓虱子。
也就十来天功夫，陈泽功就成为了壮丁们的崇拜者和倾诉的对象。
一天晚上，壮丁刘加林等人向陈泽功诉说了民团大队长茹大本对他们打骂、欺压的种种劣迹，陈泽功就给他们支招，提供和茹大本作斗争的种种办法，教育他们团结一致。
1937年5月初，陈泽功的脚伤已经痊愈，团丁们正准备策划帮他出逃。突然，酒泉城里马家军旅部通知各部民团，把俘虏的红军送到城里集中。
民团第五团长于洪林于是派团部传令兵茹其厚押送陈泽功进城。
在酒泉城里大衙门(现尚武街八一服务社址)马步康旅部，旅参谋长韩德卿亲自接待了茹其厚和押送来的陈泽功。
韩德卿上下打量陈泽功，觉得此人仪表堂堂，举止从容，气度不凡，来头应该不会小，再怎么着也得是红军团级以上的军官。
陈泽功的回答与被捕时对茹大本所说是完全一样的，并没什么新鲜的东西。
没奈何，韩德卿便将他领到旅长马步康住的校园内，请示如何处理。
马步康正在打麻将，手里抓了一手好牌，正紧张地等着和牌，不耐烦地说：交给副官，送到火神庙看管。
火神庙里大衙门旅部不远，也就两三百米距离，里面囚禁着一百多名被俘的红军战士。
负责押送陈泽功的副官大吃了一惊，拔枪问这些站起来的红军：“你们为啥要起立？”
这些被囚禁的红军愣住了，但无一人回答，又都纷纷的坐到了地上。
红军战士虽然不说，但副官已经预料到陈泽功是个大人物，赶紧把他带回旅部。
参谋长韩德卿听了副官的描述，也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回报马步康。
陈泽功脸无惧色，泰然自若，一口咬定自己过去曾是个营级军官，仅此而已。
马步康烦躁不已，一面吩咐韩德卿陪孙玉清去洗澡，一面命人提审关押在火神庙的红军战士。
洗澡的时候，韩德卿不断地问这问那，又提到旅长马步康已经提审火神庙的红军战士。
也许，“陈泽功”不愿连累无辜的红军战士，最后痛痛快快地说了出来：“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就是九军军长孙玉清，在古浪战役中，我的军受重创，我被撤除了军长职务，戴罪立功，没有想到被你们抓住了。”
孙玉清是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人，是黄麻起义中脱颖而出的红军将领，在反四川军阀田颂尧三路围攻的战役中，曾以一个团的兵力歼敌三个团，获“以一胜百”奖旗一面，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中的著名战将。在任红四方面军第31军军长期间，攻占了青龙观，歼敌1个旅，奠定了彻底粉碎刘湘6路围攻的基础，获“夜袭常胜军”称号。毛儿盖会议后，孙玉清被调到红4方面军第9军任军长。而在古浪城之战中，孙玉清在遭到马家军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和4个民团，以及飞机大炮的猛烈攻击下，沉着应战，毙伤敌军2000余人，使部队转危为安。不过，也在古浪之战中，红九军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孙玉清被撤除了军长职务。
等从懵逼中醒来，马上飞报马步康。
听说陈泽功即是孙玉清，马步康高兴得一蹦三尺高，马上来见孙玉清，握手语无伦次地说：“辛苦！辛苦！给我们赏光！赏光！”
回头，马步康又让人拿来一套新服装让孙玉清穿上，拍着胸脯对孙玉清说：“我是马步芳的哥哥，他一切都听我的，我保证他不会伤害你，你尽可放心。”
第二天，马步康便在酒泉南会馆(陕西同乡会馆，现在为民意街小学，在酒泉市东文化街)大摆庆功宴，找来戏班子唱戏，宣布狂欢三天。
远在西宁的马步芳得到马步康的报告，回电指示说：“对孙军长妥善照顾，等马忠义旅长返肃后，将孙军长交他负责带回西宁。”
这样，十几天后，即五月十七日，孙玉清被马忠义押送到了西宁，囚禁在东关马忠义的住所(现东关大街新华布鞋厂后院。)
孙玉清被押到西宁一事，惊动了社会各阶层。
1937年5月18日的《青海日报》赫然报道：“马指挥忠义搜剿黄番，缉获第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孙玉清，及总政治部要员4名，昨均行押解抵青。孙玉清为湖南人，年约30余岁，其妻前俘虏抵省后，现安置医院中云。”
5月18日这天，马步芳召集军政要员在省政府二堂东客厅会见孙玉清。
孙玉清面带冷笑，负手而入，第一句话就亮明自己的身份：“老子就是红九军军长孙玉清！”
这一下先声夺人，气势霎时盖过了当场所有青海军政要员。
亲历现场的马家军一百师电台总台报务主任熊维邦后来回忆：“孙军长中矮身材，浓眉大眼，面色黑黄，非常健谈，说起话来谈笑风生，旁若无人。桌子上摆着一大堆花生米和五香瓜子，边吃边谈。孙军长对两军胜败情况作了旁若无人的批评。他说：‘我们这次失败，主要是犯了兵法大忌而招致的。一来孤军远征补给无着，二来天气寒冷没有根据地。你们的情况恰与我军相反，如果调换一下位置，你们纵然有两百团兵力，我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垮。因为你们的作战是盲目蛮干毫无作战计划，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马步芳根本没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大为沮丧。
此后，马步芳又采取了一些列的软化政策，企图软化和引诱孙玉清投降。他命人先后两次把孙玉清押到陆军医院看望在押的爱人岳兰芳。
多年以后，岳兰芳是这样描述自己与孙玉清的故事、被捕过程以及与孙玉清生离死别的情形的：
1933年我18岁时，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县扩军。我因受不了婆婆的虐待参加了红军，分在红九军剧团，长征后在红九军政治部工作。第二次过草地后，南下天全、芦山，在甘孜曲河，我和九军军长孙玉清结了婚，同时结婚的还有参谋长等几对。孙玉清个子不高，不黑不胖，待我很好，结婚时给了我一套新军服。
在甘肃靖远过黄河后，我在妇女团三连一排任排长。河西战役中，我右臂负过伤，留有伤痕。在整个河西战役中，我再未和孙军长见过面。
我们进入梨园口后，弹尽粮绝。领导召集大家开了个会，叫各自找生路。我们上了山，马匪放火烧山，只得出来，就这样被俘虏了。和我一块儿押到西宁的还有赵璧仙、万玉秀等人。
到西宁先在羊毛工厂撕羊毛，后被弄到马家陆军医院给伤兵洗伤口、洗衣服。我们一块儿的女红军有三四十人，还有几个男的。
每天一听到马匪叫我的名字，心就怦怦跳，以为是要拉出去杀害。
有一次，我没有及时给一个伤兵洗伤口。伤兵拄着拐杖来找我，举起拐杖就是一下，打在我右脸部，打得我头昏眼花，耳朵嗡响。我气得抓起一把切刀朝伤兵砍去，被一块儿的女红军拉住了，不然我也没命了。
一天，我正在房子里。“岳兰芳！”一个马匪兵叫我的名字。我吓了一跳，转过身来，见孙军长在三四名马匪兵押送下走到身边。马匪问孙军长这个是不是你的老婆，孙军长说是的，并对我说，你不要害怕。因为马匪站在旁边，军长再没有说啥。过了几天，军长又来了一次，也没有说啥，因为马匪一直在旁边。
又隔了几天，我们一块儿的女红军偷偷告诉我说，孙军长被马匪杀害了。我难过得一天没吃饭，在床上睡着。
……
马步芳之所以对孙玉清起了杀心，一方面是看到软化政策不起作用，另一方面是孙玉清无时无刻不在鼓舞被俘的红军的斗志。于是，当蒋介石下达了要对孙玉清“处以极刑”的电令后，他便把孙玉清捆绑在马忠义后院马棚的柱子上杀害了。
孙玉清就义前，怒目而视，勃勃不屈，口中高呼“共产主义万岁”，从容就义，时年28岁。
当天夜里，马忠义的副官喇文彬将孙玉清的尸体拉到南门外偷偷掩埋，并在孙军长的头颅送到了马步芳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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