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一案：抗日时期军统刺杀日本天皇特使
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占领大片中国领土后，为炫耀“战绩”，邀功请赏，1940年，日本华北方面军总部呈交天皇奏折，吹嘘在日军管制下，华北治安很有“成绩”，人民已经“臣服”；日本天皇裕仁闻知甚喜，专派高月保、乘兼悦朗两名特使来北京“宣抚”。这两名特使均供职日本贵族院，皆中佐军衔。二人抵平，下榻东城铁狮子胡同日军司令部。
适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在沦陷区的地下组织大面积迭遭日伪破坏，位居实际最高首领的副局长，坐镇陪都重庆的戴笠不甘失败，指示各地部属寻机设法刺杀日本军政人员，借以报复；具体对象不分官兵，得手者重赏。接指令后，刚恢复重建的军统北平站由站长刘文修督率遂展开积极行动，捕捉线索，寻找目标，旋侦知日本天皇特使来平，且每天出现街头，且趾高气扬，毫无戒备。于是刘文修制定了刺杀行动方案，委派站内第一行动组组长麻克敌（化名麻景贺）、组员邱国丰（化名邱裕民）具体执行。
1940年11月29日上午，麻、邱二人掌握了两名日本天皇特使准确行踪后，遂骑自行车尾随到锣鼓巷皇城根14号美国教会远东宣教会门前，即持枪射击目标，日本人猝不及防，同时中弹。高月保当场毙命，乘兼悦郎重伤倒地，所骑马匹亦丧生。麻克敌鉴于未竟全功，复补射两枪，然再未击中。二杀手见任务基本完成，急忙撤离；一死一伤的日特使被洋车夫拉走。
这一事件震惊北平乃至华北。日本军部严令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限期破案，并调邻近省市的若干日伪特务支援。事发后，北平全城戒严，城门紧闭，城头加装电网，各线铁路停运；日军还禁绝居民出城，非直系亲属不能留宿；宪兵特务又逐区挨户搜查，认为可疑者立即遭捕，受残酷刑讯。破案仍无明显进展。此时，已投敌的原军统天津站特工裴级三向日献媚，提供线索，因他旧识刘文修，故推测刺杀系军统所为。
日本特务机关遂全市撒网，遍布便衣，旋终在有轨电车里抓获疏于防范的刘文修。威胁利诱下，刘悉数招供。除个别外，包括刺杀执行人麻克敌、邱国丰在内的该站成员均入狱；转年2月15日，麻遭日伪枪决，其他“涉案者”或被杀害，或被判徒刑。军统北平站再度遭受惨重损失。
1939年2月1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这天上午陈录从南京打电话给上海的家中，说要回家过年，火车是下午到达上海的，陈录要儿子到上海北站接他，此时的陈录不会想到，这个新年将会是自己最后一个跟家人团圆的日子，陈录也算是民国闻人，1891年陈录进入法国人开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后来前往法国巴黎的大学留学，回国后，陈录仕途通达，曾经担任北洋政府外交次长，代总长等职务。
秘密战线危机四伏
1911年，中华民国肇建，陈录被任命为外交部政务司长，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1938年3月28号，年已六旬的陈录与梁鸿志、温宗尧等人筹组维新政府，陈出任所谓的“外交部长”，成为日本人“以华制华”的鹰犬，看来年龄并不足以衡量一个人的品格，按照今天的话来说，陈录是“坏人变老了”的典型代表。由于陈录的显赫经历，他的投敌被认为是日伪方面的重大胜利，因此陈录也成为重庆方面的心腹大患，经过周密策划，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手下的得力干将，上海区行动组组长刘戈青，与朱山猿、徐国琦等几个军统特工决定处决陈录，以示惩戒。
秘密战线危机四伏
1939年2月19日大年初一，刺杀行动开始实施，傍晚7点刘戈青一行8人冒着大雨来到了陈录的宅邸，陈府门口设置了警卫岗亭，常年有两名保镖值守，此时的陈府内，仆役们正在准备晚餐，进进出出刺客们迅速解决掉了门卫进入了厨房，厨房里的仆役见几个手持短枪的人闯进来，都目瞪口呆，刘戈青安排两名刺客留下，同时示意众人不许出声，他自己则带领徐国琦从厨房冲进了客厅，此时客厅里灯光明亮，陈录夫妇正和来访的前驻丹麦公使罗文干夫妇聊天，徐国琦拔枪照陈录脸上就打，刘戈青又补了几枪，陈录胸部、头部、颈部、腿部多处中弹，当场毙命，刘戈青对伏在地上战战兢兢的人说，“没有你们的事，我们只杀汉奸”，随即掏出了一张事先写好的标语，扔在了陈录身上，上书“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除奸伪，永保华夏”，落款为“中国青年铁血军”，刺杀陈录的行动非常成功，堪称抗战中最重要也是最为经典的暗杀行动之一，有评论称，陈录暗杀事件的成功是戴笠的军统局的一个胜利，在此期间，恐怕没有其他行刺能使通敌分子更加牙齿打颤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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