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密史：两千台共党员谁被军统称为硬汉
中共台湾省工委武装工作部部长张志忠被捕后，坚贞不屈。一次，蒋经国亲自到监狱里劝降张志忠：“张先生，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的吗？”张志忠干脆地回答：“你如果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原台湾地下党台北学委会书记吴克泰，在“二二八”事变后前往大陆，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他在回忆文章中也认定张志忠是台湾地下党的铁汉。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在台北市川端町刑场英勇就义。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长期调查核实，于1999年l月将张志忠和夫人季云定为烈士。谷正文对张志忠的评价甚高，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在我与这些人的交手经验里，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满；而张志忠后来虽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对他的评价却最高；至于洪幼樵则是一个温和的书生；而原籍厦门的陈泽民，则给我深刻的好印象。”
谷正文认为，在台共党员两千余人中，张志忠可称唯一硬汉：“蔡孝乾久经中共长征及对日抗战，吃尽苦头，故返台后即生活腐化，思想动摇，失去领导能力。张则坚持其武装斗争作风，搜罗前‘二二八’逃亡人士，成立多处武装基地。此作法为中共中央所否决，认为台省山林不深广，交通又方便，不宜游击战。张与蔡不和，四人先后被捕后，蔡、陈、洪皆投降，唯张一人不降，虽多方诱导，但坚持一死。后蔡、陈、洪全为保密局聘为‘匪情研究室’研究员，张则未供一人，未供一事……在台共党员二千余人中，可称唯一硬汉。”
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以及“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四人在台北近郊马场町英勇就义。吴石遥望大陆，深情地说：“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几十年后，我会回到故里的。”临刑前，吴石写下了一首绝笔诗，后半部分为：“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1973年，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民政部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朱枫就义时，身上穿的是一件淡绿色碎花双绉旗袍，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她的颈上和肩头，是一道道勒紧的绳索。临刑前，朱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身中7弹，英勇就义，时年45岁。这一案件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的第一大案，震动了整个台湾岛。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枫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由于多种原因，朱枫烈士的骨灰长期流落台湾。2010年12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协助和台湾有关方面的配合下，朱枫烈士的骨灰终被迎回大陆，寄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2011年7月12日被送回宁波镇海革命烈士陵园内的朱枫烈士灵堂。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在他的文章、著作和电视节目中，谈到蒋氏父子当年在台打击的“台独”分子时，说真正被枪毙的只有1人。
1976年12月25日，台湾“总统”严家淦也在国民党的一次会议上声称，据他的记忆，遭到处决的“政治犯”“台独”分子只有郑评。据笔者考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被处极刑的“台独”分子并不只1人，应为3人，另有3人也被判了死刑，因种种原因未被执行或改判了有期徒刑。
第一个被判死刑的是宋景松
此案起源于“台独”分子陈三兴。陈系台湾高雄人，自幼在高雄念书，1956年进入高雄中学。不知何因，还未成年的陈三兴无心向学，却十分热心社会活动，组织了一个政治色彩偏独的“学进会”组织。1958年7月，陈因搞会务活动太多误学，并终因成绩跟不上而辍学。
在台湾的蒋介石
陈离校的那天，将“学进会”的主要成员召集拢来开了一个会，并宣布将“学进会”更名为“台湾民主同盟”。随后，陈三兴与其弟弟一道到台北市一家牙科医院当学徒。
到牙科医院不久，陈三兴发现经常到医院找他亲戚的宋景松与自己的理念相同，便动员宋景松加入他的“台湾民主同盟”组织。宋景松过去曾犯案，被警方抓捕过，并坐过多年牢，心里对国民党政权极其痛恨。他加入陈三兴的“台湾民主同盟”后，又将与自己交往密切的好友刘全狮、林辉强带入该组织。
在台湾的蒋介石
1959年7月，宋景松、陈三兴又将在台湾大学法律系念书的学生苏祯和、董自得两人拉入“台湾民主同盟”。随后，台中市一中的“自治互助会”、高雄市中立中学的“亚细亚同盟”“台独”组织与“台湾民主同盟”挂上了钩。其中，“亚细亚同盟”头目施明德、蔡财源与陈三兴系小学时期的同学。
经过几次聚谈，宋景松、陈三兴、施明德等人认为，3个组织理念相近，宗旨相同，应合并为一个组织，然后选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1959年12月，陈三兴、宋景松等人返回高雄，在施家父子开设的“明春旅社”与施明德、蔡财源及施明德的两位哥哥聚会，决定3个组织正式合并，组建成“台湾独立联盟”，并选举施明德、蔡财源二人为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
宋景松虽不是“台独联盟”的头目，却是该组织内活动积极的骨干分子。
此后，“台独联盟”除了在地方有了较快的发展，还将其触角延伸到了军队。
由于“台独联盟”组织严密，发展迅速，到1962年，心血来潮的“台独”分子们经常在聚会中高喊要大干一场，要与国民党政权拼个你死我活，要尽快实现台湾独立的目标。这一年秋，他们在高雄体育场举行的一次全体成员参加的秘密会议上，还提出要开展一个大行动，即在全台湾开展一次“台独”宣传活动，让全体民众认识“台独”，支持“台独”。
1976年12月25日，台湾“总统”严家淦也在国民党的一次会议上声称，据他的记忆，遭到处决的“政治犯”“台独”分子只有郑评。据笔者考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被处极刑的“台独”分子并不只1人，应为3人，另有3人也被判了死刑，因种种原因未被执行或改判了有期徒刑。
这帮“台独”分子正要开始行动时，当局就对他们采取行动了。原来，台湾当局的调查局特工早已盯住了陈三兴。他在高雄高中念书阶段发展的重要成员李植南，在“台独”组织活动了一段时间后，感到宋景松、陈三兴的行为系分裂国家，危险性大，不会有什么结果，便主动向台湾调查局自首。调查局考虑到该组织还在发展，叫他暂不暴露，继续在其内部做监视工作。
在台湾的蒋介石
1962年5月，台湾调查局发现“台独联盟”将有大动作，决定对其下手。在蒋经国的亲自部署下，从5月8日至20日，调查局的数十名特工兵分数路，将“台独联盟”在各地的成员陆续逮捕，6月8日至22日，该组织在军队中发展的一帮成员，也被捉拿归案。
3个月后，“台湾独立联盟”案中的25名主要嫌疑犯被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分三批起诉，宋景松因是再犯，被首批起诉，并被判处死刑，几天后就押赴刑场处决。该组织的主要头目陈三兴、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其他案犯分别被判处2年至15年的有期徒刑。
陈智雄系台湾高雄人，早年在台湾念书，后到日本留学，通晓日、英、法、西班牙语。因在日本留学的缘故，其思想深受日本右翼的影响。二战期间，陈曾被日军征调到印尼、菲律宾当了两年多的翻译。日本投降后，陈智雄未回台湾，留在日本一面从事对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一面从事“台独”活动。
在台湾的蒋介石
陈智雄是日本境内最早的一批“台独”分子，系多个“台独”组织中的“外交员”，负责对外联络。廖文毅的“台独”组织“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前后，他甚为积极，并被廖文毅派到东南亚各国担任“巡回大使”。
1955年，台湾当局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印尼交涉，告知陈智雄系分裂主义分子，给台湾的安全造成了危害，要求将陈智雄逮捕起来，交给台湾处理。
那时，印尼苏哈托政府与蒋介石的关系较好，台湾与印尼一交涉，印尼很重视，决定扣押陈智雄。由于陈智雄经营的公司总部在日本，按照印尼的规定，陈智雄必须先被遣返到日本。由于台湾当局与日本也交涉过未达成协议，故印尼政府与日本当局商讨陈智雄的遣返事宜时，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
印尼、日本都不欢迎陈智雄，陈无处落脚，被迫在空中飞来飞去，而且时间长达半年，成为闻名国际的“空中飞人”。1955年底，一瑞士议员在媒体上看到此消息觉得此事颇奇妙，对陈智雄产生同情之心，决定利用自己的关系，帮陈智雄取得瑞士国籍。陈智雄考虑加入瑞士国籍可进入日本，便很快地办理了入籍瑞士的手续。
哪知，陈智雄重新进入日本后，仍独性不改，继续在日本大力开展“台独”活动，并成为多个“台独”组织对外交往的穿针引线人。
台湾调查局对陈智雄的活动了如指掌，感到他在日本的危害太大，决定收拾陈智雄。1960年12月，台湾当局与日本政府经过多轮交涉，提出用交换“日本贩毒犯”的方式，换取日本逮捕、遣返陈智雄，日方原则同意台湾方面的意见，唯一要求是不得判陈智雄的刑。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1960年12月12日，日本政府将陈智雄遣返回台湾。
陈智雄被遣返回台湾之初，当局确未关押他，但对他的行踪却一直在跟踪、监视。1961年年底，台湾调查局特工在邮件检查中发现陈智雄又在筹组“台独”组织“同心社”，十分震惊，认为他是不可救药、死心塌地的“台独”分子，决定将其逮捕。经蒋氏父子同意并批准，1962年，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将其起诉，并判处死刑，同案犯戴村德、肖坤旺被各处有期徒刑8年。
1963年5月28日，陈智雄被绑赴刑场枪决。
李敖多次说的“台独”分子只有1人被处决，但未说出名字，估计指的就是他。
在台湾的蒋介石
郑评系台湾高雄人，生于1934年。其父原是农民，后以经营杂货店为生。父母去世后，他继承了杂货店。20世纪60年代，郑的妻子患了乳腺癌。为了救妻，郑评变卖了所有家产，最后还是未救活其妻。1969年，他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从高雄来到台北谋生，投靠基督教教徒游进龙。游进龙见郑评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便将他未成年的两个儿子收留在自己开的面包店当学徒。与此同时，游进龙的朋友、一位姓林的牧师也在经济上接济了郑评，使他一家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光。
1971年，郑评因积极参加教会活动，被台湾基督教教会推选为“基督教赴日参访团”团员，前往日本参加基督教反共联合会举行的国际大会。
进入日本的第三天，郑评认识了“台独”组织“独立台湾会”的主要头目、著名“台独”分子史明。“独立台湾会”已成立4年，史明正在考虑实施“主战场在岛内”的行动计划，迫切希望在岛内找几个具有“台独”思想的人，作为“主战场”在岛内行动的帮手。经过数次交谈，史明觉得郑评“台独”思想坚定，有为“台独”事业作战的意愿，决定将其吸收为“独立台湾会”的会员。
在台湾的蒋介石
史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郑评时，郑评表示愿意加入，并当即填表办了入会手续，史明将他编为“台湾第11号”。郑评在日本停留期间，史明等“台独”分子对他进行了“台独”政治教育和游击战的基本行动训练。
1976年12月25日，台湾“总统”严家淦也在国民党的一次会议上声称，据他的记忆，遭到处决的“政治犯”“台独”分子只有郑评。据笔者考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被处极刑的“台独”分子并不只1人，应为3人，另有3人也被判了死刑，因种种原因未被执行或改判了有期徒刑。
根据史明的指示，他将老朋友、一同去过日本的游进龙及柯金钟、黄坤能、赖锦桐等人吸收进“独立台湾会”组织，并经常召集他们举行秘密会议，学习日本总部的指示，研究扩大组织，如何开展爆破、暗杀活动。
几个月后，郑评又吸收了第二批成员，使“独立台湾会”在台湾的人数达20余人。
组织扩大了，活动经费也不成问题，“独立台湾会”的“台独”分子热血沸腾，干劲十足。几经讨论，他们决定在台湾搞几个大行动，如暗杀蒋经国及国民党高官，夺取军械库，攻占装甲部队军营，再以装甲部队为主力，攻打台北的主要据点，推翻蒋氏政权，向全世界宣布台湾独立建国。
郑评将自己的计划通过秘密渠道报告给在日本的史明。史明认为太过冒险，不易实现，指示他不要冒进，推行“台独”事业要切合实际，量力而行，先做一些暗杀之类的事情，武装暴动要待条件成熟了再进行。
蒋经国
史明为防郑评冒进，给“台独”组织造成损失，特地安排了3组互不相干的人马分头行动。但郑评觉得史明太过保守，认为武装暴动时机等不来，要靠自己去创造，决定大举行动。为达目的，他一面安排人筹措资金，一面叫亲信黄坤能等人设法搞武器，另一方面安排数人到台湾各地涂写“台湾独立万岁”的大标语。
正当郑评等“台独”分子蠢蠢欲动时，台湾调查局的特工打进来了。他们首先策反了郑评的好友、南投县埔里人赖锦桐，然后顺藤摸瓜，弄清了郑评“台独”组织的所有内情。
从1973年7月10日起，20余名“台独”分子有10余名到警方自首，未自首的均被抓捕，而且一个也没有漏网。
蒋经国
为了惩处这帮“台独”分子，蒋氏父子曾两次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此案。会上，蒋介石、蒋经国指示下属对此案要重处，对为首的“台独”分子郑评要处重刑，把“台独”分子的嚣张气焰彻底打下去。
1974年4月11日，此案宣判，郑评因言行张狂、目标过大，被判死刑。黄坤能、林建中、洪维和被判无期徒刑，游进龙等二人被判10年，到警方自首的“台独”分子均免予刑事处分。
宣判后，郑评不服，向上申诉要求复判。1974年8月12日，郑评要求复判的申请被驳回。8月13日凌晨，宪兵行刑人员将郑评从狱中提出，然后五花大绑起来，再用囚车押到台北县新店安坑刑场行刑。直到这时，郑评才知道他过去的主张、行动计划是多么荒谬，其力量是多么不堪一击。
宪兵给郑评行刑时，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什么也没有讲。枪声一响，他就栽倒在地上。
另外3起“台独”案件的主犯被判处死刑的是1960年的廖史豪案、1963年的苏东启案、1972年的谢聪敏案。因种种原因，上述3案中的主犯虽被判处死刑但未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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