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回忆录：广州抗战地下秘密战线风起云涌
1941年起，中共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游击队、珠江游击队等四个系统，先后派遣了中共党员进入广州市区，建立联络站、交通站，收集情报，购买物资，输送人员，为抗日部队服务。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但广州军民的反抗却始终没有停止。广州刚刚沦陷时，党着重利用香港作为敌后活动基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进攻中国香港，香港沦陷、交通遭到封锁，作为敌后斗争基地的客观条件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广州的作用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人员往来，传递情报，为游击队采购物资等，往往需要转移到广州才能办到。加强广州地下斗争，已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1941年起，中共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游击队、珠江游击队等四个系统，为了配合共产党在敌后广大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的中心任务，先后派遣了中共党员进入广州市区，建立联络站、交通站，收集情报，购买物资，输送人员，为抗日部队服务。
1941年前后，在沦陷初期一度中断的广州党组织再度恢复。在中共广东临委的领导下，中共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游击队、珠江游击队等四个系统，分别派共产党员进入广州。根据党中央指示，当时的工作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当时领导成员之一的中共广东省临时工委委员梁广在回忆文章中写到：要开展敌后城市工作，首先得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广州隐蔽起来；第二步要寻找一份正当的职业作为掩护；第三步还要广交朋友，联系群众。然而，在日伪统治下的广州百业凋零，要找到一份正当职业并不容易。有人做泥水工、收购破烂，有人上山打柴，有人卖杏仁饼，有人在敌伪工厂做工人……
梁广在十三行路开了一家名为“华昌京果药材行”的商店。这间药行既是梁广的职业掩护，也是当时广州地下党的领导机关，主要为部队输送人员、文件，购买医药用品，搜集敌人情报。
据抗战后期的地下党核心负责人陈翔南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广州地下党总人数约60人，外围组织“游击之友”约100人。
柴店里油灯下 秘印四千份传单
1945年5月，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此后，英美集中力量在太平洋对日展开进攻，日本完全孤立。
与此同时，共产党“七大”胜利召开的消息传到广州，一同传来的还有毛主席在“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这份报告分析了当前国内外形势，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中“中国沦陷区的任务”一段，为沦陷区人民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在广州，地下党员们以东纵和珠纵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告全市同胞书》，制成传单，在全市范围内派发。陈翔南回忆，广州的中共地下党有好几个秘密油印点，传单复写了好几份，再分别交给各个秘密印刷点印刷，总共印了四千份以上。按照单线联系的组织形式，动员了全市的地下党员和“游击之友”投入这一行动。
当时，要印刻这么多宣传品并不容易，珠纵队员董世扬曾回忆过这段往事，他写道，油印地点就在米市路口的“广安”柴店，白天，他关起铁闸刻写，晚上则开始印刷。晚上实行灯火管制时，只能靠着微弱的煤油灯工作，第二天早上，又得故作悠闲地到茶楼饮早茶。过了一个多月，担心暴露，他们又得找其他的联络站继续印刷刻写传单。
散发传单行动选择了一个晚上灯火管制开始的时候，所有人员同时行动。每个行动小组都在自己负责的地段，将传单塞进家家户户的门缝或信箱里，少数则张贴在市场、公厕这类公共场所等显眼处。次日清晨，广州市民发现了传单的消息在全市各个角落传开了。有人说“手枪队昨晚进城啦”，全市为之震动。由于敌人对这次行动没有丝毫准备，一些平日飞扬跋扈为非作歹的汉奸走狗惶恐不安。
地下党单线联系
没凭证全靠信念
成功参与破坏敌伪军生产炸药原料工厂活动后，谢岳还在地下共产党员的指导下参加广东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多次参与对敌战斗，经受了浴血的战争洗礼。因为当时广州的地下党力量薄弱，缺少情报，谢岳再次被派回广州和佛山参与地下情报工作。1945年4月，经过一年的考验，谢岳从一名工人积极分子正式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他说，当时，地下党的组织形式都是采取单线联系，各系统之间只有间接联系，而像谢岳这样的“新丁”，认得的只有自己当时在工厂的工友马文羲。在正式入党的那天晚上，马文羲带着谢岳秘密地来到越秀山脚，马文羲向他宣读共产党的原则。
“正是经过共产党的熏陶，让我对 家 的概念有了新的认识，不仅是养活自己的 小家 ，还有了国家、民族的 大家 。所以我决心入党。”他坦言，在最黑暗的时期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凭证，全凭着一份信念。
手电筒+玻璃片
放“抗日小电影”
88岁的老战士谢岳，是当年迎接广州解放的中共地下党员之一。这位老党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记者讲述了中共地下党人是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展抗日活动。谢岳自幼在广州成长，随父亲经营饼铺。1937年前后，广州遭日军空袭轰炸。为躲避战乱，不到10岁的谢岳跟着父亲回到南海大沥的家乡读小学。谢岳回忆，最初接受抗日启蒙教育就是在小学。当时，广州沦陷后，日军很快进驻大沥，日机经常在低空穿梭。有一次，抗日防空军将一架日军飞机击落在村庄附近。老师特意组织学生去村边看被击落的日军飞机残骸，告诉学生们一定要努力学习，热爱国家，以后抗击日军。
随着全国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发展，谢岳居住的这僻静乡村也迎来了抗日热潮。有老师带学生们唱抗日歌，上抗日课。“那时候老师还会放映 抗日小电影 。”谢岳说。
原来，所谓的“小电影”，是将抗日资料写在玻璃片上，再用手电筒照在学校礼堂的白墙上，发动全校学生在晚上观看。这个时期，抗日火苗也在年幼的谢岳心中埋下了种子。
日军提取硝酸铵
强拆贫民区泥墙
到了1940年，佛山也变得不安定。谢岳家中贫苦，在他12岁那年，父亲让谢岳自己回广州“揾食”。1944年，谢岳进入广东化工厂当工人。该工厂由日军军官和汉奸蓝穆仰筹建，为日军土法造炸药原料硝酸铵。当时，人民北路、解放北路等地的贫民区到处是泥墙瓦房。由于年长月久的化学作用，泥墙含有大量硝酸铵。这种晶体就是可制作炸药的硝酸铵。日寇为征集墙泥提取硝酸铵，强行限期拆屋取墙泥。日寇企图用土办法每月在广东化工厂生产出8~10吨硝酸铵。为破坏日伪的军需生产，共产党派地下党员马文羲化名打进该厂，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破坏日寇军需生产的斗争。
地下党刘宗宽
谢岳回忆，作为一个读过书、受过进步人士影响的人，自己表现出极大的愤慨。马文羲因此注意到他并经常和他谈心，不久他就成为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游击之友”的成员。
在他们的组织下，化工厂的工人用各种手段降低产量和破坏成品。煮熬泥水的车间有十多个大灶，每灶两个大铁锅，24小时不停火，炉火的旺慢与水分蒸发多少直接影响生产进度。工人们配合一起行动，在头尾交接班时用旺火，中间长时间用“乌蝇火”(苍蝇飞入火炉也不怕)，减慢生产速度。
他们还想出一种办法，用旺火加白水冲淡，在工头监督时加旺柴火，工头一转身就马上加白水冲淡，使溶液长时间达不到结晶浓度，这种斗争取得了一定效果。
针对这种情况，工人们又改变了斗争方法。这个厂生产的最后一个流程是：当溶液足浓度后就用小瓦盘盛载，冷却后沉底的结晶就是硝酸铵。但冷却时间一般要一夜，且常常在夜里将小瓦盘放满车间。谢岳和工友黎五多次将已结晶的小瓦盘抽出三分之一或一半抛回大水泥池里，以破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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