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女英雄：琼纵女兵拆屋杀头誓要赶走日寇
日寇实施“三联”囚笼统治
1939年2月10日日本侵略军从海口市登陆后，分两路向琼崖东、西两线进犯。
我家在万宁龙滚的鲤跳村。1939年8月7日上午，我和母亲欲出远门投亲逃难。刚走不远，突然听见空中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我仰头观望，见三架日本军机从东南方向飞来，俯首冲向龙滚镇，疯狂扫射轰炸。接着敌机在空中盘旋迂回，轮番轰炸分界、和乐、万城等重镇，这是日寇侵占万宁县的前奏。
8月13日，日本侵略军铁蹄踏进三亚、榆林、加积等重镇及港口后，便长驱直入进驻万宁县城及和乐、龙滚等重镇，万宁县沦陷了。
日寇占领龙滚镇后，便招降纳叛，组织傀儡伪维持会。日军和伪维持会为强化治安，限期当地民众一个月内归顺日军领取“顺民证”，否则就要毁村拆房，概杀不论。并勒令：凡要领取“顺民证”者，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要亲自到伪维持会登记;每人要交款20元“军用手票”或10元大洋的手续费。分明是绞榨人民骨髓，大刮民脂民膏。伪维持会并强制各村庄建立保、甲政权：每户设户长，每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保长多为敌人指定。实行联村、联座、联保的囚笼统治。
当年我还不到14岁，在村中私塾读五年级课程，日军来后无奈被迫辍学，与村中十几个男女青年逃难到山区，开始过难民生活。后来这些青年中仅有四个人坚持不回村领顺民证，我是其中最小的一个。我们几个青年商量应付对策，买布模仿做假“顺民证”，以假乱真，不仔细看很难辨别。
鲤跳村一带的村民有端午节“洗龙水”的习俗。1940年端午节这一天大清早，中、青年男女都拥到村边的鲤溪“洗龙水”。正当大家戏水正欢时，看到对岸很多人慌张朝溪边跑来，边跑边大喊：“牛下田吃秧啦!大家快去赶牛呀!”这是村民放哨发现敌人的暗语。大家惊慌地蜂拥上岸，连湿衣都来不及换就拼命往山里逃。我和一个同伴沿着岸边小树林走，边走边窥探对岸的动静。
果然看到日寇和伪军的队伍突袭我们村边的端熙圩。接着听见乒乒乓乓和“轰隆轰隆”如天崩地裂的拆房的巨响声，夹着人群混乱嘈杂的叫喊声。不到半天时间，已将端熙圩一条街两旁20多间小店铺及民房全部夷为平地，居民的财物洗劫一空;拆毁的房梁、椼条及石头砖块等建材，全部集中用船载回龙滚据点，用以建筑炮楼。端熙圩变成一片废圩满眼疮痍。我家在端熙圩上的那间小店铺也在那天被毁，使家庭经济生活顿陷困境，母亲和叔公经受惨重打击。
端熙圩位于六连岭的东部，是六连岭根据地通往外线的交通要道及重要联络点，也是六连岭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物资供应站。显然日寇摧毁端熙圩，是要切断人民群众与六连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和物资援助。遗憾的是我近年参阅不少抗战史料，却不见有任何揭露日寇摧毁端熙圩的资料，此事也许已被人们遗忘。然而这确是日寇侵略罪行的铁证之一，不应被忽略和被忘记。
1940年初冬，我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指引下走上抗日道路。当时我还未满15岁，在村中第一个参加“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民救会”)，不到半个月我秘密发展几个女会员，在村中成立第一个“民救会”小组，组织指定我任组长。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民救会”在村中先后发展中、青年男女会员38人，并分男女组成4个小组，在北龙乡第一个成立“民救会”，并选我为“民救会”主任。1941年初，组织调我到万宁县“民救会”工作(后调入琼崖抗日独立纵队)。
1941年6月24日，日寇灭绝人性地制造乐(会)万(宁)两县“北岸”大血案。日寇借口伪维持会一名职员(汉奸)在北岸村中被杀，怀疑北岸、大洋等村有共产党抗日分子，认为这是“皇军”统治下的大隐患，于是纠集龙滚、中原、博鳌及乐城等据点300多名日伪军，深夜包围北岸、大洋两个大村庄，挨家逐户搜查。不论男女老幼全部赶到村中广场集中，用机枪扫射。有的把一家人关在屋里纵火烧死;有的青年妇女被强奸后，用刺刀插入阴道，赤身裸体惨不忍睹。狰狞兽兵对躺在母怀中的婴儿也不放过，从母怀中抢过婴儿用刺刀捅着高高举起，狠狠地摔到地上致死;或是从小脚提起抛进熊熊烈火中焚死。
“北岸大血案”中，北岸、大洋两村死难者有400多人，被烧毁房屋40多间，财物被抢光，真正被“三光”。 这是日寇血债的铁证。解放后，爱国华侨在北岸村中建立“北岸大血案纪念碑”，缅怀亲人，启示后代勿忘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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