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风云录：抗战时期哪个军功荣誉最难获得
1945年4月底，雪峰山会战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27号日军第68师团开始进攻武阳，武阳是绥宁洞口到洪江的交通枢纽，不过由于武阳的中国守军很少，激战两天大半个武阳县城落入了敌手，在进攻武阳的同时，68师团余下的所有主力包括师团的坦克部队在内，转而全力进攻这场战役的关键重镇武冈，大战爆发前，驻守此地的74军就开始了紧急加固工事，他们用民众提供的糯米配合三合土，在城外建立了一道核心防线，据成由于使用了糯米，防线坚强无比，大炮轰上去也只能打出一个小小的缺口。
抗战资料图
在八年抗战中，74军的战功最为卓著，在军长山东汉子王耀武的带领下，74军硬是打出了“抗日铁军”的称号，这支部队也因此获得了国军团队荣誉旗的奖励，由于这个荣誉旗是在蓝缎子上绣有白色的飞虎，因此又被称为“飞虎旗”。
抗战资料图
“飞虎旗”颁授的对象不分等级，海陆空三军“凡战时特著之战功者颁给之”，由于遴选的范围广，获得难度就大大地增加了，甚至比青天白日勋章还要难以获得，再加上数量稀少，所以“飞虎旗”也被看成是特殊战功的部队的最高荣誉。
抗战结束后74军被整编，诞生了大名鼎鼎的整编74师，师长呢就是著名的张灵甫，当然这是后话了，雪峰山会战之时，守卫武冈的74军军长名叫施中诚，这位施将军的伯父便是被孙传芳杀掉的老将施从滨，当年施中诚的堂姐施剑翘手刃杀父仇人孙传芳，可是轰动全国的大案，不过施中诚对于堂姐的行动并不赞成，甚至表示应该化干戈为玉帛，为此施剑翘还写信痛骂堂弟，当然后来他们还是言归于好了，施中诚对于家仇的态度让有些人不以为然，但是对于国仇施中诚却是很明确的，我们之前说过，王耀武是国军中少数几个在抗战中从头打到尾的战将之一，另一个之一呢就是施中诚，从淞沪会战到雪峰山会战，对于侵凌中华的日寇，施中诚只有一个字打，1945年4月27号，日军在坦克和近百门火炮的配合下，从三面向武冈发起了强攻，一连三天，除了丢下大量的尸体以外，日军只突破了城外的简易二道防线，中国最后一道防线和武冈城墙都是极为坚固，日军的炮火根本无法摧毁它们。
1938年11月13日凌晨，湖南长沙在“焦土抗战”“以空间换时间”的名目下，蒙受过一场可与1812年俄军统帅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之举相类似的吞城巨灾。如今看来，“焦土抗战”固然属于国民政府谋求抗日的一种手段，但受焦蒙难的终究还是芸芸大众。
在统治者决定“不资敌用”而实施焚城方案之前，广大长沙市民事先却一无所知，许多生灵要么为火海所吞噬，要么带着身与心的剧痛，离乡背井，艰难地求生于乱世，一如开封花园口决堤之后的无数黎民饱经水患之苦，不仅哀鸿遍野，无家可归，而且求告无门，欲哭无泪。试问：这样的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想着和代表着曾经被梁任公所赞叹也被孙逸仙所推举的国民？
近代国人备受欺凌，无疑与晚清以降的历代统治者不思励精图治、只求敷衍塞责关系甚大，中外差距不是缩小，而是继续拉开。明火执仗的外来侵略者不仅劫财毁物，而且奸淫杀戮，无恶不作，其中尤以日本侵略者为甚。
德国总理勃兰特,可以在死于纳粹之手的华沙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当局却至今不愿承认他们的前辈在广袤神州的所作所为就是赤裸裸的强盗行为，它的名字就叫侵略，不愿将近代日军的侵华真相告诉给自己的下一代!日本的许多历史教材就对1930年以后发生的与日本有关的历史事件避而不谈，或者少谈，更不纳入考试范围，我们无法知道其用意究竟何在。
说到这里，我不禁联想起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一件往事。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遭到美军的轰炸时，面对西方霸权势力对主权国家与国际法权体系的悍然挑衅，举世为之愤慨，我所在的浙大有一名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却公开叫喊“炸得好”，甚至说“中国就应该灭亡”，如此不谐之音自然激怒了求是园中成千上万的中华学子，差点酿成涉外事故。这个日本学生的表现显然不是偶然的。
长沙被烧毁
相比之下，14年前，一身正气的日本电影制片人近藤昭二先生应邀来浙大作学术报告时，他根据自己在本国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来的资料，如实地披露日军对我中华同胞惨无人道实施细菌战的事实和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企图掩盖其细菌战的真相及其原因，赢得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可惜像他那样的日本学者为数并不太多，遑论近年那些容易被仇华势力煽动的日本民众。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善于记仇的民族，也不是一个像患失忆症那样善恶不分的民族。如果纠缠于过去，我们不会拥有轻松愉快的将来；但如果忘记过去，我们也难以心底塌实地拥有现在。时间本是一串既剪不断也理不乱的因果链，置身于这条链上的现实只能是承前启后的现实，无法另起炉灶。现实不是对历史的虚无与背叛，不能任意将自己延伸，杜撰未来。在时间的因果链上，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与未来，三者都在手拉手、肩并肩地连成一线，朝着浑无际涯的广义未来延伸，而且都将成为历史。遗忘历史难免受到历史的惩罚，篡改历史或捏造历史则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长沙被烧毁
有位湘籍好友曾经以抗日战争的全胜为背景，以今日中日两国之间实质性的外交关系为参照，进而指出：“结局的辉煌让我们忘记了过程的残酷，尽管我们曾经饱经苦难，但我们却不喜欢咀嚼苦难。直到当年失败的侵略者早已崛起并再次居高临下时，我们才感觉到面临新的竞争劣势，胜利者其实很苦涩。”
今年乃长沙火患77周年，我想为当年焚于文夕大火的数千名死难者的亡灵献上一分迟到的哀思，并对77年来在废墟焦土上忘我劳作的几代省垣人捎上异乡游子的一片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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