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东征第一枪：窦楼村之战一战扬威名
1938年9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电令和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精神，中共河南省委在竹沟组建了370多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9月30日从竹沟出发挺进豫东。10月11日在西华县杜岗与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先遣大队会师，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甫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24日东渡新黄河，跨越淮太路，26日行至距淮阳城东北约20公里的窦楼村附近宿营。次日晨，部队突然遭到日军偷袭，司令员彭雪枫当机立断，迎战敌人。战斗中，参谋长张震手持机枪率部队正面反击，彭司令随三大队七中队由马菜园东南向敌左侧突击，经两小时激战，毙敌酋林津少尉以下十余人。 此战，参谋长张震、参谋程朝先、排长姚克等五人光荣负伤，排长严履泰为国捐躯。新四军游击支队首战告捷，打击了日伪嚣张气焰，提高了部队的士气，揭开了豫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序幕，在新四军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震将军回忆起这次战斗的经过，仍然激情满怀。他回忆说:
新四军东征剧照
部队是9月30日出发的，人员不足400人，开进途中在西华县杜岗与先期到达的第一大队以及我党在豫东刚刚组建的抗日武装会师并进行了整编，整编后新四军游击支队下辖三个大队，共一千余人，彭雪枫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这样一支武器很差，缺乏训练、缺少平原作战经验的新部队，担负起了东进抗日的任务。
窦楼村战斗是一个遭遇战，当时并没有准备打这一仗。我们游击支队于10月24日渡过新黄河进入敌后，26日到达窦楼村及其附近地域宿营，准备次 日上午出发，继续向鹿邑方向挺进，27日清晨，部队刚刚吃过早饭，正准备集合出发，忽然听到哨兵警戒的枪声。我赶忙登高一望，只见公路上尘土飞扬。日军有 骑兵、有汽车、还有一些伪军正向窦楼村扑来。彭雪枫同志到寨墙上进行观察后，即令直属队在寨内集合待命，各大队按宿营地部署展开。彭雪枫同志自己带领警卫 连出寨侦查。我随他一起带着部队来到窦楼村西南的一片坟地，依托有利地形，散开正面打击敌人，支队东进抗日的第一仗就在这里打响了。在这之前，日伪军经常 出来奸淫抢掠，从未遇到过抵抗，这次枪声一响就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纷纷就地卧倒对我射击，双方形成对峙。
当时游击支队有不少新战士杀敌报国的士气虽高但 毕竟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心情有些紧张，在敌人还没有靠近时，就急于开枪，土枪的枪栓又拉不动，个别人就开始惊慌。我赶忙命令部队就地卧倒，敌人不到跟前不要开枪。我还看到有个新战士在慌乱中连机枪也不会打了，我就接过他的轻机枪向敌人扫射起来。苏联造的机枪非常好用，精度高，一下子就打乱了敌人的队形，同时也吸引了敌人的火力，他们集中火力向我射击。因为当时部队队形密集，又要离彭雪枫同志远一点，不能把火力引向他，所以我打完第一盘子弹后没有转移阵地， 换上第二盘弹夹开始射击时，我感觉右腿突然一麻，一股热血往下流淌。我知道是负伤了，但没有做声仍然继续射击，继续指挥战斗。这时彭雪枫同志命令第三大队 从东南向西北敌后攻击，包围敌人。三大队副大队长吴守训同志是有名的神射手，他原在睢县地方团队带过兵，练就了百发百中的本领。他带着部队冲上去，一枪就撂倒一个敌人。日军正面攻击受挫，侧后又受到夹击，阵脚就乱了，马上拖着尸体载着伤兵逃跑了。这次战斗历时约两小时，击毙击伤日军10余人。打扫战场时， 我们找到了敌人遗弃的军帽和指挥刀，才知道击毙了日军一名少尉，名字叫林津。敌人逃回淮阳，因为我们对淮阳的情况不明，也未作追击。部队稍事休息后，继续向鹿邑前进。当时老百姓饱受日寇的蹂躏，盼着我军为他们报仇，看到我们打了胜仗，十分高兴，争着为我军抬伤员，不停地往战士口袋里塞鸡蛋，深刻地表现了军民的鱼水情谊。
这次的窦楼村战斗尽管并不算大仗，但此战在当地的影响却非常之大。因为这是新四军游击支队东征后的第一仗，也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豫皖苏边区同日军打的第一仗。初战的胜利，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许多年轻人纷纷要求参军，一些地方武装也积极向我军靠拢，从而为更加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
“阳澄湖畔，虞山之麓，三九年的寒冬，36个伤兵病员，高举共产党的旗帜，在暗影笼罩着的鱼米之乡，埋着头流着血啊流着汗，辛苦地耕耘着被野狗蹂躏着的田园……”这首名为《你是游击兵团》的歌曲是新四军6师18旅52团的团歌。
1939年5月，新四军一支队6团团长叶飞按照支队司令员陈毅的命令，带领部队冲破日、伪军的封锁和国民党军队的限制，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名义，在当地党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的配合下，从苏南茅山根据地出发东进，经无锡、苏州、常熟、太仓等地，直到上海近郊嘉定、青浦地区。东进途中，部队沿途袭击日伪军，炸毁敌占火车站和敌营房据点，切断铁路和电线，伏击敌运输车队等，不但打击了日伪军，而且扩大了我党和新四军的影响，部队很快从出发时的1000余人发展到5000余人，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
戏剧沙家浜
新四军东进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国民党第三战区不断向新四军施压，频频挑起冲突。为顾全大局，新四军东进部队于1939年秋西撤，向苏北发展。
戏剧沙家浜
由于天气炎热，部队机动作战，战斗频繁，新四军西撤时在阳澄湖畔的常熟县一带组建了后方医院，先后留下了刘飞、夏光、黄烽、吴立夏、童袭予、梁玉贵、袁阿毛、章立、叶诚忠、陶祖全、张世万、谢锡生、赵林坤、华玉坤、曹德清、陈新一、褚学潜、彭海清、尹桂宝、王佑才、杨弟二、赵政山等36名伤病员。
他们在远离主力部队的敌后，依靠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一面医治伤病，一面与日、伪、顽军周旋。后方医院不得不经常转移，每到一个村庄，伤病员就被分散安排到群众家里，农家的客堂、厨房、牛棚、猪圈、堆柴草的小屋，湖中的小船等都成了伤病员的藏身之处，门板一架就是病床，蚊帐一挂就是手术间。每逢敌人“扫荡”，群众和医护人员就一起将伤病员抬上船，转移到芦苇荡中。敌人走了，伤病员又被接进村子。有时，伤病员被敌人长时间围困在芦苇荡里，不得不常常以芦根、鸡头米、小鱼小虾螃蟹等充饥。常熟县委、苏州县委和当地群众常常冒着危险，冲破封锁，为伤病员送来食品、衣裳和药物。有时来不及转移，党组织和群众就把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就地隐藏起来。医护人员则经常扮成当地老乡，为分散在群众家里的伤病员疗伤换药。在党组织和群众的掩护帮助下，伤病的指战员不但陆续恢复了健康，而且和当地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
沙家浜纪念馆
1939年10月，叶飞派杨浩庐返回常熟，传达了以伤病员为主体重建部队、坚持原地斗争的命令。1939年11月6日，以新四军伤病员为骨干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在常熟唐市附近一个村庄成立，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黄烽任政治处副主任，在苏州、常熟、太仓一带坚持抗战，东路地区的抗日斗争再次发展壮大起来。1940年2月8日，是农历正月初一过春节，部队在驻地――阳澄湖畔的阳沟溇与前来偷袭的日军展开激战，毙伤包括指挥官斋藤在内的日军数十名。到1940年4月，部队已发展到400多人。
这时，新四军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受新四军军部的派遣，率刘飞等到常熟领导苏南东路地区的抗战，并逐步建立了苏常太和澄锡虞两个抗日游击根据地，部队又一次迅猛发展，至1940年11月，部队扩大到3000余人。1941年2月，部队改编为新四军6师18旅。
戏剧沙家浜
为歌颂和纪念新四军36个伤病员，依靠人民群众，养伤阳澄湖畔，坚持敌后抗战的这段可歌可泣的斗争历史，在1957年建军三十周年前夕，曾任新四军18旅旅长、解放军第20军军长的刘飞将军，撰写了长篇回忆录《火种》，并把有关章节取名《阳澄湖畔》，在上海《萌芽》和江苏《雨花》杂志发表。同年，军旅作家崔左夫根据新四军伤病员和18旅的战斗历程撰写了《血染着的姓名――36个伤病员斗争纪实》。
1959年，上海人民沪剧团创作了现代沪剧《碧水红旗》。后来，受刘飞回忆录《火种》的影响，于1960年把剧名改为《芦荡火种》。1964年1月，沪剧《芦荡火种》进京演出。随后，北京京剧团将其改编为现代京剧《芦荡火种》。1964年4月27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陆定一、邓子恢、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随后，毛泽东也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并提议把剧名改为《沙家浜》。1968年，现代京剧《沙家浜》被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上映。同一时期，现代交响音乐《沙家浜》创作成功并在全国各地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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