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抗战后开始研制原子弹为何半途而废？
1946年1月，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得到一份密报：日本侵华期间，日本陆军省秘密派遣了一支技术人员队伍，到张家口采掘原子放射性原料;日本投降后，此研发原子弹小组中的30余人，被中国共产党逮捕，剩余人员，隐姓埋名藏匿在北平。
李宗仁汇总了所有日本研发原子弹小组的情报讯息，于1946年2月1日，以密电形式拍发给蒋介石。
但蒋介石不放心李宗仁，故特别命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代局长戴笠查明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境内研制原子弹的详细经过。不久，戴笠即证实了李宗仁密电的内容。
与此同时，1946年6月1日，第十一战区司令部参谋长、兼第十一战区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发了一份密电给蒋介石：第十一战区司令部秘密留置了一个日本人，此人名叫石原茂光。
石原茂光在接受侦讯时声称，日本方面在中国已采集了将近五公斤的铀原料，这批铀原料后来储存在日军驻华北野战军的兵器库中。石原茂光还声称，以储存在中国的现有材料，即足够试造“酸化铁原子弹”，这种原子弹的威力估计为铀原子弹的四分之一，破坏范围可达64平方公里之广。
吕文贞最后向蒋介石请示：“第十一战区正秘密追查铀原料的下落，查原子弹为国防潜力所关至巨，除已照实验计划准备各项材料外，拟请指定地点准予秘密试验，俾获成果，以资利用。”
接连的密电汇报，激发了蒋介石对原子弹的浓烈兴趣。其实，早在李宗仁向蒋介石汇报北平遗留有日本原子弹专家的情报之前，蒋介石正悄悄计划中国人自行研制原子弹的可能性，负责执行此一计划的，是兵工署副署长俞大维。
蒋介石曾在重庆召见了当时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吴大猷，向吴大猷表示，已下令拨给经费十万元法币，激活这项秘密计划，并且指示兵工署挪出一间大礼堂，供作原子弹研究室之用。
吴大猷向蒋介石谏言，发展原子弹，钱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人才，有了专门人才才能克服研制原子弹的困难。
蒋介石当即承诺，美国退还清朝赔偿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可以拨用作为奖助人才赴美国深造的经费，至于人才名单，则请吴大猷选拔开具。
于是，在吴大猷带领下，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唐敖庆等研习物理学的年轻学子，踏上了留学美国的旅途。
在吴大猷等人陆续赴美后，1946年6月，一个以研制原子弹为核心任务的单位正式组成，这个名为“原子能研究委员会”的特殊单位，也是“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之后，第一个成立的国防科技研究单位，但由于事涉机密，这个单位只能秘密运作。
“原子能研究委员会”的核心人物包括俞大维、曾昭抡等11人，按照计划，“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和早先成立的“国防科学委员会”密切配合，展开原子弹研发作业。
然而，随着国内局势的日益紧张，内战爆发，国民党当局的军费渐呈捉襟见肘之势。为了缩减经费预算，“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只能维持虚有其表的空壳子，研制原子弹的组织单位不仅不再扩大，还有逐步缩减的打算。
最后，终因内战军费支出过于庞大，蒋介石被迫忍痛割爱，“原子能研究委员会”撤销。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时期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半途而废!
1938年5月3日，德国政府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对华实施军火禁运，撤回所有驻华顾问。美国是在1941年开始大规模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共向中国提供了超过8亿美元的援助，是二战期间中国最大的援助国。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苏械师总数没有德械和美械师多，但却在抗战中起到了最大作用。1937年8月21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经过洽谈，苏方出于保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以中国牵制日本为目的，终于同意施以援手。
苏联先后与中国签订了三次贷款协议，总额为2.5亿美元，实际到位1.7亿美元。苏联允许中国使用这些贷款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这成为抗战初期，中国军事装备的主要来源。
经过中方的争取，苏联政府同意在援助飞机(包括飞行员)、坦克、火炮等重武器之外再以苏联装备武装起 20 个中国师，以此替代原本装备日益枯竭的德械师，使这些部队成为抗日战场上的新生攻击力量。对于购买所需的经费，和曾经支付德方的方式相同，用锡、铅、锑、镍、铜等金属原料，以及茶叶、生丝、羊毛、牛羊皮等来抵偿债务。
1937年底，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援助，其中包括20个陆军师的武器装备，除大量步枪外，重武器大致为每师115mm榴弹炮4门，76mm野战炮8门(附炮弹16万发)，37mm反坦克炮4门(附炮弹12万发)，重机枪15挺，轻机枪30挺，提供轻重机枪子弹1000万发。另外还提供有了大量坦克和器材，并组建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坦克团(全部为t-26式)。
在1947年以前，国民党的兵工厂一直都大量生产俄式7.62x54r子弹，以便供应数量庞大的俄式马步枪和机枪的需要。国民党兵工厂直到1947年才将俄式子弹停产，因为此时的武器装备已经由美国提供，当年随同步枪等一起提供的美式子弹(一亿三千万发)已经能满足需要了，而苏式武器基本汰换完毕。
从1937年10月到1941年10月五年时间内，苏联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战，曾向国民政府提供过一大批武器装备，但具体数量众说不一。
根据前苏联著名经济史专家斯拉德科夫斯基提供的数字，这些武器装备包括：飞机904架(其中中型和重型轰炸318架，歼击机542架，教练机44架)，坦克82辆，牵引车602辆，汽车1516辆，大炮1140门，轻、重机枪9720挺，步枪5万支，子弹1.8亿发，炸弹31600枚，炮弹约200万发，以及石油制品等军火物资。
装备这些苏式武器的国民党军有第1军所属第1师、第78师、第167师;第2军所属第9师、第76师、第103师;第71军所属第36师、第87师、第88师;第74军所属第51师、第57师、第58师;第85军所属第23师，以及之前已经装备完毕的第4师、第89师、第200师、新编第22师和荣誉第1师，总计18个师。这18个师，即为国民政府所装备的全部苏械师。
其中最著名的一支苏械师就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军第200机械化步兵师，这支部队首任师长是杜隶明、副师长邱清泉;这个师大量装备苏制兵器，200师拥有2个战车团，主要装备苏制t-26和英制维克斯坦克;两个摩托化步兵团装备苏制轻兵器和3nc/6型卡车。
第200师炮兵团装备12门苏制122毫米榴弹炮、76.2毫米榴弹炮、45毫米反坦克战防炮;还有一个装备4辆苏制bt-5快速坦克和ba-3/6/10/20型战车60辆。该师在1938年底换由戴安澜担任师长。
昆仑关战役期间，第200师与日军号称“钢军”的第5师团第21旅团交手，此时装备了苏制武器的200师无论是士兵素质还是技术装备都远高于日军，形成了对日军局部绝对优势。
第5军、第74军为例：前者接收了82辆t-26坦克;后者共得到4门115毫米榴弹炮，8门76.2毫米野炮，4门37毫米反坦克炮，25挺7.62毫米m1910水冷式马克西姆重机枪，70挺7.62毫米dp轻机枪。
在1938年到1940年间，第2军、第5军、第71军、第74军和第85军这五个苏械师都与日军有过交锋。其中第5军在昆仑关一战以惨重的伤亡代价取得胜利，这影响了军委会对此后苏械部队使用方针。
从1940年开始，18个苏械师中，仅有第74军所属的第51师、第57师和第58师一直与日军保持正面交锋，这使74军在抗日战场上不断得到锻炼，日军甚至还将该部形容为“支那第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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