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掐死在摇篮中的“周瑜军团”（3）：尾声及感想
第一章、勾践孙权陈寿评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於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㈠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这是陈寿对孙权的总结。以前对于孙仲谋嗜杀仅仅停留在由太子之争引发的大清洗，如今再读陈寿这段话，才知道“暨臻末年，弥以滋甚”以前的碧眼儿，便是一“果於杀戮”的主了。对于其人屡次“北伐”都没有结果的理解也更深入了一层，仅剩下绵羊如何能与虎狼斗勇呢？
与未能北图中原的勾践相比，孙仲谋的手段更干净，也更彻底。
然而平心而论，国小民稀而累年与强敌为邻，一招不慎就有灭顶之危。孙权本人虽不惧以身犯险，但他从来没有把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后人对“稳定压倒一切”的国策也不能太过于苛责。然而当这个国策与以图天下为志的周瑜军团相冲突时，在下很遗憾的看到，杀戮成为解决矛盾的唯一手段。也许，这也是两千年来帝制的局限吧。
第二章、从陈寿的手法观正史创作
国外的学者曾在感慨中国古代史料浩若烟海的同时，批评中国史学家很少提出自己的观点，只是一味记录。以前在下多是肚里暗笑，如今却有些感概。直笔如董狐，也会在所录历史上留下个人因素。而从“知丘罪丘”的《春秋》开始，孔子为中国史学开创了一种将个人观念融入历史流传后世的“春秋手法”。以太史公为首“前四史”作者们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地发展与改革，使纪传体发展为一种易于自由发挥的载史体裁，而且这个痕迹不容易为读者察觉。可惜这种方式最大的优点同时又太容易为统治者利用。后人只知有众手修史之误，而不知有诸传互证之妙，大概也是源于此。陈寿的《三国志》，正是通过留白而达到众传互证的精典。
《三国志》里面各传相互矛盾的例子太多，随手一例：
《鲁肃传注》㈠臣松之案：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又语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则亮已亟闻肃言矣。而蜀书亮传曰：“亮以连横之略说权，权乃大喜。”如似此计始出于亮。若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
这两处矛盾还算是比较简单的。纵观《鲁肃传》可知，鲁肃出使荆州之初的目的是联合刘备与曹操争荆州。但鲁肃找到刘备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刘琮投降，刘备兵败，荆州已为曹操所得。这个时候东吴要考虑的不再是如何与曹操争荆州，而是投降还是抵抗。如易中天所言，鲁肃这个时候要避嫌，所以这个时候推动孙刘结盟的旗手换成了诸葛亮。由于这些曲折，“孙刘同盟”这个事件本就要分两个阶段，分成两个人的功劳，不能一言以蔽之。只要理清楚其中的历史逻辑，事件的真相便更加清晰的呈现在读者眼前。
推而广之，任一事件都需要从所涉及的所有传记，进行多角度互证，尤其是赤壁、官渡这类重大事件。南飞大胆预言：这样梳理下来的《三国志》，其实是没有矛盾的，也是没有疑云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如果连重大事件都没写清楚，有如何使同时代“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
那么，陈寿为何要采取这样一种繁复且残缺的方式记叙历史呢？南飞以为有三个方面原因。首先，简洁，后人易于阅读。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将历史了解清楚，绝大多人只关心历史的其中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要将所有当事人的作用交待清楚，则既复杂又难免重复，无法在本传中突出表现传主。其次，三国时期的时代特征决定了陈寿采用这种写法：英雄众多，但中国却没有在这些精英手上完成统一。人总是先入为主有偏见的，再加上人们关心总是部分。在陈寿推行为传主讳的《三国志》里面，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不同的英雄，被放大了的英雄。如果陈寿如《晋书》一样秉笔直书其过，三国的英雄们又会退色多少呢？尽量少加入个人想象，省略相互冲突便是必由之路。第三，很多事件在战术层面上是成功的，在战略层面上却是得不偿失的，这其中涉及到的无数英雄，又该如何书写？最典型的就是周瑜军团打南郡，仗虽是打赢了，但在战略层面上却陷入很大的被动。这样的例子太多，只有通过多传互证，才能折射出历史的本来面貌。千秋功过，仁者得仁，智者得智吧。
再完美的一己之见也是偏见，陈寿深知才华毕露可能遭致的灾祸，不仅仅在生活中有意“求田问舍”以自污，更是将这种做法带入《三国志》这本千古奇书之中。当每一个忠实读者自以为发现陈寿的“错误”而更加坚定自己看法的时候，陈寿正在抿着嘴偷笑。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让这段历史深深烙印在后世读者脑海中，让魏蜀吴三国的饭丝们继续为各自心目中英雄们的理念而对抗，让“三国时代”的精神继续活在后代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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