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杨氏：神秘的土司部落 一个雄霸西南七百多年的大家族 最后被明朝政府所灭
播州杨氏是中国西南历史上的一个土司政权。自唐朝唐僖宗乾符三年，杨端割据播州，形成世袭土司政权，直到明朝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杨氏被明朝政府所灭。杨氏占据播州前后历经二十九代，历时七百余年。
播州位于西南腹地，设立于唐贞观十三年，州治位于今天的贵州遵义。唐僖宗乾符三年，播州已经被南诏夺去多年，一个叫杨端的人率军夺取播州，并在此建立名义上臣服中央、实际上独立自治的割据政权，杨氏家族世袭播州首领。唐末正是藩镇割据、中央虚设的年代，杨氏占据播州的行为与那些节度使并无二致，只不过杨氏实力不够，不敢称王称帝，也参与不了中原的五代十国乱世，北宋灭掉位于湖北的荆南后，准备灭掉四川的后蜀，杨氏就在此时献土归附了宋朝。
西南一直是夷族林立的地方，中原王朝在此影响力有限，只是给予当地土著首领官职，让他们代为统治，杨氏便是宋朝所任命的播州地区首领，尽管宋朝在播州进行了数次行政调整，但杨氏一直是当地的实权派。南宋末年，西南地区成为蒙宋前线，杨氏还是为抗蒙主力之一。后来看宋朝要不行了，杨氏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接受了元朝的招抚，出任播州安抚使。当明军进击西南的时候，杨氏再一次发挥站队特长，投降明军，仍为当地土司，控制今贵州东北部和重庆綦江。
明朝跟此前的唐、宋、元三朝不同，她的手真正伸进了大西南，实际意义上的改土归流就从明朝时期开始实施，西南地区土司林立、中央虚位的情况被打破，明朝在当地的影响力不断加强。这种经营从明初就开始了，洪武年间进攻元军之时，明太祖就不断在西南设置卫所，又从邻近的湖广等地迁入移民，以此来消解当地土司的实力。洪武年间明朝在四川、湖广和云南三省交界处设置了贵州、播州、思州、思南四处宣慰司，四宣慰司共下辖九十余处长官司、夷蛮长官司。
到永乐十一年，思州、思南两宣慰因抢资源而爆发战争，朝廷屡禁不止，明成祖大怒，发兵攻灭两家土司，设置成流官治理的八个府。同年，明朝将新开八府和贵州宣慰司、原属云南的三个府组合，建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省建立，朝廷在西南的控制力大大加强。
贵州的建立其实算是捏软柿子，因为其基础是三家比较弱的土司，最强的播州却完好无损，虽属四川管辖，但独立性很强，整体实力比贵州一个省还强。播州的强首先体现在富，别看它深居西南，却被誉为有江南气象，造成这一切的，就是长江水系带来的巨额贸易。
我们需要清楚的是，播州杨氏是土司，不是土鳖，作为窝在播州几百年地位还稳如泰山的土司，他们绝不是那种头上戴个羽毛、身上穿个豹皮、围着篝火跳舞的大土著，而是身披华服、头戴网巾的文化人。成化年间，播州杨氏发生内乱，庶长子杨友和嫡长子杨爱为了争夺宣慰使的位子大打出手。为了争取朝廷支持，杨友诬陷杨爱私通唐王、自立为国王等不臣之举，朝廷对此非常重视，派出刑部侍郎何乔新等人调查。
何乔新等人调查了一年多，写了一篇报告给皇帝，即《勘处播州事情疏》，洋洋洒洒一万两千多字，除了讲杨爱是无辜的以外，还讲了许多无关的事。比如唐王到播州买棺材木：“本年七月内，唐王要买寿器。闻知越熙雍曾在播州教书。本州出产紫杉材板，差校尉张琳将银五十两前来本州收买。”播州交黄册时顺便做生意：“本年失记月日，本司差头目文锦前往南京进缴黄册，就令与松坎驿马夫犹敬顺带杉枋一十五片前去变卖。”播州卖矿产木材：“檀开银场递年煎银万千余两，黑铅数万余担，起集人夫每年砍花杉板一万余副，一半买嘱来往官员，一半发往苏州等处变卖。”播州卖茶卖米：“每年起集人夫，遇春采茶万余担，遇夏米价高贵，起夫分运子粒往重庆等处变卖。”
这些记载说明了播州的繁荣，当地盛产木材和铅，也产茶叶和大米，而这些东西都是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非常需要的。有需求就有商机，播州人把这些东西打包上船，顺着赤水河可以进长江，顺江而下就可以到重庆、武汉、南京这些大城市，运输成本低，利润却颇丰。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三点。第一，大明朝的官员已经很贪，沿途不打点就别想好好卖东西。第二，播州杨氏的关系网很广，唐王封地在河南南阳，平日里被锁在王城跟囚徒似的，但他靠一个在播州教过书的人就能牵线买木材。同时杨氏沿途打点官员，还是常年打点，官员会调任、升迁，时间一长，大明朝遍地都有播州的朋友。第三是最重要的一点，播州是真有钱，运出去的货拿一半来送人，只能说明播州的家底比这要厚得多。
事实的确如此，在成化十二年，西南爆发叛乱，朝廷派军镇压，领兵的张瓒事后写了本作战日记《东征纪行录》，其中对待了二十三天的播州评价是：“居民富庶，有江南气象。”还写了首诗称赞：山到湘川势渐平，田连阡陌戍连营。居人万井青山外，云水中间是播城。诗里边的数字多是虚指，播州城内为必有万井那么夸张，但张瓒是京城来的大人物，他有如此评价，说明播州的繁华不是盖的。
钱并不是万能的，尤其你没有守护巨额财富的能力之时，钱只会成为祸根，但播州杨氏有这个能力，因为他们是土司，有军队!张瓒平叛为什么要到播州，因为这次平叛也有播州兵的参与。这种情况类似于周朝的天子与诸侯，王师出动，诸侯要出兵随从。
张瓒对于播州兵的记载有三处。一是初见：“杨宣慰父子率其土兵万人布营垒于十里之郊，炮马交作，军容甚都。”二是出征：“宣慰杨辉父子率其部属土兵八千余人。”，三是留守：“仍留播兵一万人为备御之计。”三处记载反映出，播州兵远在万人以上，这还是成化年间，到了一百五十年后的万历年间，播州兵的数量不减反升。
一个原因是播州还是那么富，有钱养军队，另一个原因是播州兵出场打仗的次数更多了，需要维持比较多的人数，这个原因正是地方官府造成的。到了万历年间，大明朝遍地贪官，官府要粮没粮、要兵没兵，地方军队人数少不说，战力还低得可怜，连地区内的一点小叛乱都解决不了。可这么点小事又不能请皇上派兵镇压，那样政绩工程就全毁了。
四川官员四处张望，土司不就在那坐着嘛，镇压叛乱的艰巨任务，外包给他们多好。算起来土司军队也是明朝的军队，但没有军饷，官府不用管钱粮，正合官员心意。当然，土司不傻，打仗是要死人的，不给好处怎么行，精明的他们跟官府达成了默契。土司帮官府平叛，平叛后抢钱、抢粮、抢女人，官府概不追究。换而言之，官府把叛军的财产当成了外包的酬劳。播州当时属四川管辖，是四川境内最强的土司，因而承担了众多平叛任务，四处出击，连遵义数百公里外都留下了播州兵记功的石碑。
按理说，这样下去土司跟官府的关系还是很和谐的，土司打仗抢钱，官府政绩加分、升官发财，但播州杨氏的末任首领杨应龙觉得不对味。那些叛军本身就是穷苦人，被官府盘剥活不下去才造反的，山高路远的很难打，油水还少，收益不高啊。相比之下，官府手中的城市防备空虚、富庶殷实，圈占地盘更有利。
杨应龙出手很有策略，前期专抢贵州，贵州打又打不过，只能往上报告，尤其在播州内部分裂后，贵州官员最为积极。播州杨氏统治播州数百年，树大根深，但杨氏并不是播州唯一的大族，下面还有罗氏、袁氏这些大族，也世袭官职，比如罗氏就世袭播州宣慰同知，地位仅次于杨氏。到杨应龙这一代，还敢跟杨氏抢地产，结果被杨应龙杀了全家。剩下的大族人人自危，五司七姓联名上告杨应龙谋反。
朝廷方面很重视，把杨应龙叫到重庆审问，在重庆，川黔二省官员吵翻了天，贵州官员纷纷要求判杨应龙死刑，四川官员则力主让杨应龙率军平叛，戴罪立功。最终四川官员的意见占了上风，杨应龙回到播州，在万历朝鲜之役爆发后，他还曾上书表示愿派兵五千助战。但随着朝鲜战事胶着，四川仅有的精兵尽数抽调，川黔二省已无兵力抗衡播州，杨应龙也安心做起了自己的土皇帝。
不久，四川巡抚换了人，新任四川巡抚王继光想把杨应龙叫到重庆受审，杨应龙自然不会再去。王继光因此动用武力，发兵进攻播州，当地明军哪里是播州兵的对手，被杀得惨败。此战后，王继光被撤职查办，杨应龙也因公然屠杀明军被定了个大逆不道的罪名，如果不是朝鲜那边打得正欢，估计大军都准备集结了。杨应龙也知道自己跟明朝的关系很难修复了，干脆连四川也咬一口，屡屡进犯重庆。
朝鲜战场耗费了明朝的主要精力，朝廷不想西南再闹得不可开交，主动抛出橄榄枝，杨应龙伸手接住，把斩杀明军的几个手下献出抵罪，再献上罚款、贡品等等，播州问题暂时平息。外部问题平息了，内部可没有，五司七姓吃里扒外，告杨应龙黑状，杨应龙不能忍，直接开展分田地行动，以武力灭掉这些大族，并把他们的土地分给穷苦的苗人，苗人群起响应，杨应龙的队伍更加壮大。
眼看着杨应龙这么闹腾，贵州方面觉得要有所动作，才能跟上面交代，于是一支三千人的明军悄然杀向播州。三千人无论如何也打不下播州，贵州只是想做做样子，一碰到就跑，结果播州兵太生猛，一个都没跑出来。三千人对明朝来说不是大数目，可是打脸打得太狠了，这是杨应龙第二次明目张胆杀明军了，上次因为朝鲜战场没动手，但现在朝鲜之役结束了，强兵猛将有空了，想打就能打!
万历二十八年，二十余万明军悉数集结。这些人可以说是明朝的救火队员，宁夏之役是他们，朝鲜之役是他们，现在播州之役还是他们。一群猛然扑上，任凭播州杨氏有数百年积累，武力冠绝西南，最后还是惨败覆灭。算起来，这支明军跟播州兵的作战方式是一样的，因为朝廷已经穷得发不起军饷了，都是让主将自筹，怎么自筹?无非就是抢，抢完还喜欢烧，结局就是“千年并建之播，一朝成墟，见者无不徘徊咨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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