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皇帝为了加强皇权统治和削弱臣权的产物 清代军机处的特点以及影响有哪些？
军机处是清朝时期的中枢权力机关，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同时，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需要强调，军机处虽然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但归根结底听命于皇帝，成为封建皇权的统治工具。
清初沿明旧制,“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到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因西北用兵,往返军报频繁,内阁距内廷太远,皇帝不便亲授机宜,故在这年元月,在内廷设立军机处,其全称为“办理军机事务处”.初设时名为“军机房”,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改名办理军机处。
军机处是分割内阁之权,所以说它是“内阁之分局”.军机处在清代统治了180余年,成为大政所出的宰辅之区.它的体制特殊,职官简炼,有官而无吏.它的全部工作,由军机大臣主持,军机章京办理。
军机处初设时,所掌仅限军务.《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序》说：“初只承庙谟商戎略而已.”但以后事权逐渐扩大,以至军国大计莫不总揽.其具体职掌有如下几方面：
一、负责皇帝下达谕旨的撰拟和参预官员上报之奏折文书的处理。
二、办理皇帝交议的大政,凡遇重要政事,皇帝不能裁决的,或交军机处议奏,或密议,或交军机处会同关系衙门议奏.特交的,由军机处查议其可否,密拟办法上奏;会同议奏的,或由军机处主稿,或由所会衙门主稿,临时酌定。
三、某些重大案件,皇帝特交军机大臣审理拟定,或由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审拟.军机大臣可在军机处提讯,也可使用刑讯.应刑讯时,选用内务府公所或于步军统领衙门进行.凡秋审案件,军机大臣也参预。
四、重要文武官员之任免及各部尚书、侍郎、各省总督、巡抚、以至道、府、学政、关差、盐政以及驻防将军、都统、驻各边疆地区之领队大臣、办事大臣等官员的补放,均由军机大臣负责开列应补人员名单,交皇帝选择任用.遇科考,也由军机大臣开列主考、总裁名单,奏请皇帝选用.复试或殿试,军机大臣负责核对试卷、检查笔迹或任命阅卷官。
五、考查行军之山川、道里与兵马钱粮：凡有行军,军机处根据有关图书,考查山川险要,道里远近,如系边远地区,图书中没有记载的,要考查新旧档案并加谘访.应用的兵马、钱粮,则由户部、兵部、理藩院等衙门取简明确数备查.遇有皇帝查讯的问题,即时呈递。
六、军机大臣可奉皇帝旨意,以“钦差”身分,往各地检查或处理一些政事。
军机处的设立,是清王朝对中央行政机构的一次重大变革,表现出清代前期政治制度高度集权的趋向.军机处成立以后,逐渐代替了清建国以来所依靠的满洲亲王,贝勒参预议政的制度,废除了议政处;同时也削弱了内阁参预国政的权力.军机处以“君权附庸”的地位,成为凌驾于内阁及各部、院之上的全国政务的总汇机关,军国大计,无不总揽。
雍正皇帝的政制改革，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设立军机处。尾大不掉，是历来行政机构设置的难题。要办事，就要给权;一给权，其就膨胀;一膨胀，就办不好事;事办不好，只好给更多的权，形成恶性循环。而军机处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精简、扁平的政府机构：只有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两层，有官无吏，队伍极其精干，工作流程极其简捷，再加上明确要求的“勤、速、密”三大工作作风，工作效率极高，令雍正在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得以摆脱对已经程式化、官僚化的内阁系统的依赖，获取更为高效的执行力支撑。
这个“威命所寄”的权力核心，能够发挥压“扁”政府的作用，关键因素却是其“三无”特点——无编制、无定员、无预算。与此相类似的，是晚清的总理衙门，虽然长期扮演着外交部的角色，却一直是个“三无”的临时机构。这种机构设置，意图在于：在正规的行政机器难以有效施政的情况下，借此提高行政效率、至少提高最高层的行政效率;其设立和撤销，绕开了复杂的流程，不涉及对整个行政架构的高难度调整，便于进退;其不会过度增加行政成本;便于最高领导人绕开固有的行政流程、实现其在组织人事上的各种意图。
军机处的成员，直接从内阁中选拔人员兼任，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兼差，无论人事关系还是工资奖金，都不在军机处，各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和单位，相互之间也并无明确固定的上下级关系，所有人、包括章京的任免都由皇帝一人裁决，这导致其内部结党的难度大大增加;内阁虽然蜕变为纯粹的日常行政执行机构，被剥离了决策功能，但依然与军机处相互制衡：军机处有实无名，内阁有名无实，一个动口而不动手，另一个动手而不动口，口与手的分离，有效地避免形成新的权力垄断;
与军机处相互制衡的，还有“御前大臣”。御前大臣掌管了相当的财力、物力乃至军力，可算是真正的“内廷”，而军机处则相当于连接内廷与外廷的“中廷”。根据清制，“军机大臣及御前大臣彼此不令相兼，所以杜专擅而防雍蔽”，这种大清特色的制衡机制，确保了军机处的权力不至于过度膨胀：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就是和珅兼挑了军机大臣与御前大臣，形成了巨大的小集团。
人员选用德才并重
军机处里地位最高的是军机大臣，他们都有在各衙门主事的履历，由皇帝钦定进入军机处商议处理机要政务。军机处里协助军机大臣办理具体事务的是军机章京，没有确定的编制人数，多的时候也不过二三十人。军机处属于临时机构，军机大臣们往往都是身兼多职，军机章京们更是从各衙门选拔到军机处的“临时工”。军机章京的选取标准十分严格：必须是各衙门保举的优秀人员，并且每个衙门保举人数不能超过八人;军机大臣在保举人员里再以“人品端方，年力富强，字画端楷”的标准进行挑选。
军机处选人时首先强调“人品端方”，由军机大臣们“秉公甄别”。如果挑选出的军机章京将来出了问题，负责举荐的军机大臣就要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军机大臣们在选择时往往慎之又慎。
军机处对于“年力富强”的要求也异常严苛。军机章京必须是通过正规科举考试的进士、举人和一小部分通过考察的国子监生员。不过，军机章京们都是各衙门来的“借调人员”，考核升迁都在原来供职的衙门进行，只有能把军机处工作和原衙门工作都很好完成的人员，才能保举升迁。如果只是把军机处的工作做得很好，荒废了原衙门的工作，也不能保举。所以，军机章京就需要有很强的统筹能力。
至于“字画端楷”，主要是考察军机章京的书写能力和文字能力。草拟谕旨的重任原本只由军机大臣承担，但由于数量太大，就逐渐交给军机章京，这就对他们的拟稿能力有了更高要求。此外，军机章京还要承担部分机密奏折的录副工作。所谓录副，就是所有经过皇帝朱批的奏折一般都要由军机处抄录副本存留。由于奏折的抄录量很大，抄写的时间也很紧张，所以录副奏折一般都是用行草体书写。奏折抄完后还要由两位章京拿着正副本校核，确保内容准确无误。
办文办事缜密高效
军机处作为各类文件上传下达的枢纽，办理文件遵循一套缜密的方法。军机处对于所有发出的文件要存档登记，再转交有关部门办理。带有皇帝处理意见的谕旨以“明发”或“寄信”两种形式下发。“明发”就是谕旨经由内阁传抄正常下发各地执行，内容是可以对外宣示的。而“寄信”则相反，内容多属紧要机密事件，发文过程必须高效和保密。
军机处对于事务的督办核查也有一套规范的办法。军机处下发的文件除了特别机密的以外，都由具体承办事务的部门负责抄写办理。但是由于事务繁杂，各部门经常在抄写中出现遗漏，即使发现后惩办有关人员，也为时已晚。为杜绝这种疏漏，军机处把每十天发出的文件汇集起来开列清单，交给相应部门逐一核对，如果发现遗漏就立刻补抄、加紧办理，核查确认没有遗漏后，要在清单上注明并缴回。军机处还会对各地每年案件办理情况进行督查考核。各地将办理情况汇总上报后，军机处会就其中办理延迟和遗漏的情况进行反复核查，在每年三月份上报，以此考核当地官员的政绩。
机密事务严格保密
军机处汇集着全国的机密事务，对于保密的要求异常严格。军机大臣只能在军机处内拟写谕旨，非军机处人员即使是王公贝勒也不能前往探听，就连军机章京办事的地方也不能有人窥视，每天都会有人不间断地监视着军机处来往人员的情况，随时向皇帝汇报。
对于涉及泄密的人员，无论地位高低、有心无心都会受到严惩。乾隆十四年，军机大臣汪由敦的恩师张廷玉将要退休。作为康雍乾三朝重臣的张廷玉一直有一个心结，就是雍正帝许诺他配享太庙的殊荣在乾隆帝这里还算不算数。于是，张廷玉上奏请求乾隆帝颁给一个凭证，乾隆帝碍于雍正帝的成命，拟定诏书重复了雍正的承诺。张廷玉悬着的心终于能放下了，可偏偏他谢恩的奏折却惹了祸。
张廷玉在奏折中说，自己年事已高，要让儿子张若澄代替自己前往内廷谢恩。乾隆帝本就为张廷玉索要凭证心中不快，看到奏折后更是勃然大怒，让军机大臣拟写谕旨质问张廷玉。第二天一大早，张廷玉就亲自来到内廷谢恩。乾隆帝心里纳闷，昨天才拟定的旨意，都还没发出去呢，他怎么就自己上门来了，必定是军机处里有人向他报了信，要不怎么昨天还说自己不来，今天却又亲自来了。结果发现是汪由敦将谕旨的内容事先告诉了张廷玉，汪由敦因此被革去了协办大学士和尚书的职衔。
严惩结党秉公办事
军机处十分注意吸取历朝历代结党营私误国的教训。军机处人员没有特殊情况不能与外臣结交，外臣找军机大臣送礼办事会被严词拒绝，其他衙门官员即使在军机处门前站一会儿都会被军机章京驱离。不仅不能结交外臣，即使在军机处内部有结党的苗头，也可能会付出生命代价。
乾隆二十六年，恩科会试即将举行，此时在军机处工作的御史眭朝栋上奏说，如果有军机处人员的亲属参加这次会试，那么军机处有关人员应当予以回避。乾隆帝觉得有理，就让考官们写下了各自应当回避的亲属。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将要担任会试主考官的刘统勋、于敏中有多位亲属参加会试，而眭朝栋自己却没有。
乾隆帝怀疑眭朝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如此建议，是不是刘统勋、于敏中早就将担任主考官的消息透漏给眭朝栋，暗地里授意眭朝栋上奏此事试探情况?这样就是他们私下串通无疑了。乾隆帝认为必须要将结党串通的苗头扼杀，于是下旨将眭朝栋革职交刑部治罪，最终以结交近侍的罪名将其处死。
军机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效地提供了一个管理大国的中性的、非政治化的行政工具，既大大提高了行政的效率，又避免了其本身成为权争主角的历史怪圈，可算是中国政制史上一大改革。美国学者白彬菊更是认为，军机处实现了从“君主专政”向“大臣行政”、从“直接的君主个人专制”向“君臣联合行政”的转变，军机大臣协助皇帝对庞大帝国的海量信息进行筛选和处理，得以将有限的资源投放到最根本和主要的地方，是提升中央机枢决策效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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