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孝》：孝道启蒙还是愚人谎言？
“孝”无疑是一种道德价值，然而，当“孝”表现或者被编派成《二十四孝》那样无理性的乖张极端、荒诞怪异，试问，那还能说是“价值理性”吗?
在中国古代的“劝孝”读本中，就流布之广、影响之大而言，想必是非《二十四孝》莫属。相比之下，《孝经》虽是一本正“经”，其阅读群和知晓度就远没有那么大。
这是因为《孝经》专述“孝”的义理、规训，而《二十四孝》则是讲“孝”的通俗故事，后来又配上了图画，所以在民国之前的五六百年里，即便是贩夫走卒、野甿村姑，也大都是耳熟能详。
如称黄庭坚以贵显之身，“奉母尽诚，每夕亲自为洗涤溺器，未曾有一刻不供人子之职”。当了官还亲自为老母亲刷洗便桶，这种孝行确是异乎寻常，偶尔为之或有可能，但说黄每晚“涤亲溺器”，至少就有夸大之嫌;而且也不能说让家人或仆佣洗刷溺器，就是丧失了“人子之职”。
涤亲溺器
事实上，在《宋史》里面,黄庭坚在老母病重期间，白天夜里频频察看她的面色，睡觉时也不解衣带(好随时起身服侍老母);其母病亡后，在墓旁守丧的黄庭坚，由于哀伤以至于几度病危。这让人觉得真实而感人。而所谓“涤亲溺器”，很可能是好事之徒的虚夸之说，甚至是编造出来的。
“刻木事亲”：汉代的丁兰自幼父母双亡，因思念之甚，刻了父母的木像，而且朝夕恭敬服事。丁兰之妻有一次在木像手指上，用针刺着玩儿，那手指竟流出血来。丁兰回到家，木像又对着他流泪。丁兰知道情况之后，就把妻子逐出了家门。这丁孝子刻的木像，居然比庙宇里神像还要“神”。
卧冰求鲤
“卧冰求鲤”：晋代的王祥自幼丧母，继母朱氏很刻薄，屡屡在王父面前说王祥的坏话，以至于王父对儿子日益冷淡。正值寒冬腊月，继母忽然想要吃鱼，王祥就马上出门，来到结冰的河中央，脱掉衣服卧在冰上求鱼，又是奇迹骤现：“冰忽自解，双鲤跃出”!王祥于是拿着这两条自投怀抱的鱼，匆匆回家去孝敬继母。
我们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在谈到“孝”时也是这样，《论语》中就没有一处把“孝”跟怪异荒诞的东西扯在一起。像上述离奇怪诞的东西，若放到《搜神记》一类志怪书中，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人们不会把那里面的故事当真。
而作为“劝孝”的范本，那就应该是真人真事，来不得虚妄无稽的东西。离奇怪异的故事，搁在志怪书中，那可能是引人入胜的奇趣，而编入“劝孝”的范本中，则是愚弄人的谎言。
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宣扬那种以幼者、弱者作为牺牲的逆天而行的“孝”。
按说，“孝”与“慈”相依而存，两者皆不可偏废，因此自古就有“父(母)慈子孝”、“舐犊情深”之类的说法。然而，在“二十四孝”中，我们看不到“慈”的一面，更不用说“舐犊”之情了。且看几则关涉幼者的孝行故事。
“埋儿奉母”：汉代(实为晋代)郭巨家境贫寒，有个三岁的儿子，郭母有时把自己吃的东西分点给孙儿。郭巨见此情状，对妻子说：“家里穷不能好好供养母亲，儿子还要分吃母亲的食物，何不把这小子埋了?儿子还可以再有，母亲只有一个呵。”妻子不敢违抗。
于是，郭巨挖了三尺深的坑，正要把儿子埋进去，却发现坑下有一釜黄金，釜上有铁券曰：“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这个故事荒诞且更残忍。为“孝”而活埋一个无辜的幼儿，这样的“孝子”实在是太无人性。
恣蚊饱血
“恣蚊饱血”：晋代八岁的吴猛，其“孝”的行状更超过黄香，由于家境贫寒，买不起蚊帐，每到夏夜，群蚊营营而至，吴猛有意引蚊上身，听任它们叮咬血，不敢挥手驱赶蚊子，转而去噬叮父亲。《二十四孝图》中的这一幅，画面是：一侧父亲在榻上安然酣睡，另一侧小吴猛赤裸身体，任凭群蚊吮血大餐。
这样的故事和图画，古来的道德君子赞叹之声不绝，然而笔者却不禁心生疑问：幼儿遍身被蚊虫噬血，那个当爹的怎么还睡得着?凡有正常爱怜之心的父母，谁能忍心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拿这样的孝行故事“以训童蒙”，若真有孩子照此效仿，那岂不是对幼者的摧残?
亲尝汤药
在中国古代，在淳朴的民间，真实、合情、感人、放射出人性光辉的的孝行故事，应该是有不少的吧，而《二十四孝》编者所搜罗的大多“孝行”范例，或是“以不情为伦纪”，或是乖张极端，或是荒诞无稽，这些低劣的范例诳骗愚弄世人，而且也将“孝道”扭曲得益加古怪、畸形甚至狰狞。
鲁迅曾透辟地指出：“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清代一位“劝孝”人士尚且明白：“古之孝者非在今所宜，今之孝者难泥古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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