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太精明还是政争太愚蠢？ 揭《中俄密约》签订始末
三国干涉还辽的情景
文 | 沧浪云 转自且听沧老师说（号 canglangyun2000），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转载请联系原出处。
1896年10月3日，昔日北洋大佬、如今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欧游归来，曾任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闻讯立即亲赴津门，向李中堂求教外交局势。此刻李氏得意之情溢于言表，颇为自负地告诉黄：“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半月后，光绪召见李鸿章，据说“垂询甚殷”，超过二刻。既然蒙两宫如此“温谕慰勉”，李氏心气愈加高涨，在给老友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信中透露：“越日遂有译署之命，未敢固辞。今日交涉，视前倍难，补救无从，唯有同分谤议而已。”不难看出，除了慨叹任重道远，其弦外之音乃因甲午一战跌入仕宦低谷的李鸿章，似再受重用，强势回归。
那李氏心中满满的自得究系来自何处？这全倚仗一份止住了他下滑运势的外交协定：《中俄密约》。
联俄制日 远东征服
中俄之所以会签订此密约，实为酝酿甚久、各怀心事之结果。
所谓“联俄制日”政策，滥觞于古代之“以夷制夷”思想。这本是春秋时代中原各国防御周边非华夏民族的一种策略,后为历朝君主所秉承,演化成对付国内少数民族之一贯手法，亦称作“以夷伐夷”或“以夷攻夷”。晚清以降，为应对各路西方列强之鲸吞蚕食，清政府将此策略常态化,即利用国际关系上各国间的矛盾,联合、利用或依附某国来对抗其他国家,谋取实现本国外交安全。
堪称黑色幽默的是，起初李鸿章曾将抵御西国的宝压在日本身上。李氏提出联日,“以东制西”，毕竟“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正鉴于此，1871年，李力排众议,与日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其中规定“若他国偶有不公或轻蔑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谁成想被清廷视为“同文同种”的友邦日本，居然玩的是外交讹诈之把戏。到了1874年，日本悍然出兵台湾,李鸿章大呼上当，指出“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1881年中俄伊犁交涉期间,李转而主张联俄拒日。
俄皇亚历山大二世
而此时的北邻俄国，也正悄然制定一项“远东征服”计划。1885年,俄国单方违背了英、俄之前诺言，进攻阿富汗北部边境，俄英矛盾由此激化。最终俄方惨败，中、近东侵略计划顿挫。这一切皆促使俄把扩张目光再度投向远东。nba流行的一句口号叫：“赢球靠防守”，此道理也适应于对外战略。俄国欲征服远东，首要须做好防御，此乃立足之本。故解决远东防御问题遂成为这一计划的关键所在。经过长期勘察与反复讨论,俄国官员认为,修筑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能解决这一难题，且最切实可行。此方案得到沙皇的大力支持。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曾言:“我阅读了西伯利亚总督的许多报告,我必须以遗憾和抱愧的心情承认,对于这块富饶的地区,政府以前实际上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满足它的需要,它被忽视了,但现在是时候了,而且照旧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同年,沙皇发布了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命令：“要按最短的路程修建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19世纪末主持俄国国务的大臣维特一语点破沙皇修路之个中三昧：
皇帝曾经想把俄国的实力扩大到远东,他之所以有这个念头,是因为他第一次出巡就到过远东。不过,他当时当然没有形成任何肯定的计划;他只是自发的想涉足远东、攫取那里的地方。
北极熊已虎视东北！
前门拒狼 后门引虎
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将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辽东半岛”问题,严重挑战到俄之“远东征服”计划,自然引来其强烈反响。早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俄国政府就已有所行动。维特在得知日本有意染指辽东半岛后,立即向沙皇尼古拉进言:“除非我们准备面对一场战争,或放弃远东的广大市场”,否则“我们决不能容许日本在大陆上获得巩固的立足点”和“攫取中国领土的任何部分”。维特认为,日本占领辽东，其意图“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假如日本占领南满,对我们将是威胁”,况且“假如我们现在让日本人进入满洲,为要保护我们的领土及西伯利亚铁道,就需要数十万军队,并大大增强我们的海军”。总之,倘若当下置之不理，今后对于俄国远东利益，肯定遗患无穷，决不能坐视日本在中国为所欲为。维特还指出，如果俄国干涉辽东问题，阻止日本的侵占计划，“这样,我们就会成为中国的救星,中国就会尊重我们的效劳,从而会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中俄的边界”。于是俄国联合法国、德国,于《马关条约》签订当天,便命令三国军舰在日本海面游弋。不久,三国正式向日本提出外交照会,“劝”日本放弃辽东。
眼瞅着三国之军事警告步步逼来,已在甲午战争中耗尽国力、人力的日本，不得不对俄、法、德三国让步。在俄调停下,日本准许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毋庸置疑，“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是由俄国策划与导演的一出“狼口夺食”的大戏，其用意是阻止日本人破坏它的“远东征服”计划,绝非向中国“献爱心”。但在清廷看来,此举恰印证了李鸿章“联俄制日”的策略。在崇尚霸道与权谋的近代世界格局中，不管强国还是弱邦，若无几个像样的国际盟友，又焉能立足？俄国此番替中国出头，颇让四顾无援、苦苦寻求小伙伴的清廷，大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盟友即在不远处之慨。故三国干涉还辽的成功,使“联俄制日”的思想最终定型。故李鸿章的联俄策略，从理论上而言，具有积极意义,作为一个弱国,中国要想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求生存,谋发展,实行以夷制夷,利用列强的矛盾的策略,是符合实际且迫不得已的。但从现实操作层面考量，该策略是把双刃剑，倘运用不当,就会陷入自伤筋脉、“制夷不成反被夷制”的窘境。
俄国自然参透了清廷的心事，于是快马加鞭，促成两国结盟。1896年4月,恰逢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期,按照外交礼节,各国皆应遣重臣前往祝贺。清政府拟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前往,但俄以“王之春位望未隆,与各国遣使相形难于接待”为由,指定要清室王公或大学士前往,实际上暗示非李鸿章不可。而此时之李鸿章，正因《马关条约》之咎,虎落平阳，入阁闲居。于是俄使“贿通西后与李莲英,使改派鸿章,且请假以全权,办理还辽报酬事宜。”清政府考虑到沙俄干涉还辽有功,又是中国的债主,得罪不起,加之“联俄制日”亦是眼下外交战略题中必有之义,于是改派李鸿章为专使。李氏行前还特受到慈禧召见,谈话“至半日之久。一切联俄密谋,遂以大定。”用李鸿章的话来概括即“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
为使李鸿章同意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筑路计划，沙皇可谓煞费苦心。他惟恐李鸿章先赴欧洲,于是派特使专程前往苏伊士运河迎接李鸿章,并给予李俄国最高礼节待遇。1896年5月3日,中俄举行秘密会谈。在谈判过程中,俄方代表维特软硬兼施,一步步将李鸿章套牢。他一方面以“中国的救星”自居,声称“我们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中国依靠我们才能得以保持领土完整”,并再三强调“为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必须有一条路线尽可能最短的铁路,这条路线将经过蒙古和满洲的北部而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另一方面,他又恐吓道,如果中国不同意“借地筑路”,那么“俄从此能再助中国矣?”可见维特已经真实意图和盘托出。这显然超出了之前清廷“联络西洋,牵制东洋”的预期。李鸿章自不敢答应。
维特未使李鸿章折服,于是沙皇尼古拉亲自出马。他单独召见李鸿章,表示:“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土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或令在沪华俄银行承办,妥立章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各国多有此事例,劝请酌办。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此等承诺，确令李氏心动。何况中俄两国间谈判进展到这一步，李鸿章颇有些骑虎难下的尴尬，尽管“借地筑路”让人甚感棘手,但考虑到此行目的是为“牵制东洋”而“联络西洋”,若继续僵持，很有可能“东洋”还没被“牵制”反倒得罪了“西洋”，双方不欢而散，岂不是旧仇未泯，又添新怨，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为争取“联俄制日”,李鸿章遂决心接受俄议。他在1896年5月14日给总理衙门的电文中极力劝说总署，“约文无甚悖,若回绝必至失欢,有碍大局”。后李虽在“借地筑路”问题上打算给俄国设置一些障碍,但维特巧施妙计，慷慨承诺如果建筑铁路一事顺利成功,将付给他三百万卢布以为酬劳，并为此制定了一份议定书。李当然不会跟财神爷过不去，遂调头做清廷工作，“俄既推诚,华亦推诚相与,勿过疑虑云……时促事烦,求及早请旨电复遵办”。
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俄国代表穆拉维约夫、维特分别在《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上签字。
该条约虽名为中俄两国互相援助，但实际两国权责并不对等。从长远看,如果中国真正履行条约,俄国在战时、平时都可以利用中国的土地、物资、港口等资源为己所用；而中国只有在战时且俄国履行条约的情况下，方有资格享受某些利益。俄国达到了西伯利亚铁路支线穿过中国东北的目的,将侵略矛头名正言顺的伸展到中国东北；而清廷从中得到的不过是俄国一句空头承诺。说穿了，俄国利用清政府急于求援心理,趁火打劫了一遭。《中俄密约》本质上，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清政府本欲关上前门驱走豺狼，孰知后门洞开，引来了虎豹。
中国的阳谋，俄国了然于胸；俄国的阴谋，难道谙熟外交的李鸿章未识破分毫？
翁相补台 李相拆局
故甲午之后，淮军四零八落、大势已去，直督、北洋大臣职务又一并罢掉，李鸿章活脱脱一个“光杆大学士”。若想东山再起，李所能凭依的，唯有其纵横捭阖近四十载的外交经验。诚如高阳所言：“李鸿章一生事业，毁于日本；亟谋联俄制日，以为报复。”故李之极力达成中俄联盟，又隐伏其个人政治私念：借俄国之虎威，驱走其视为“豺狼”之翁同龢。此招堪称“险上加险”：一来凶险，二来阴险。
俄国之行，李鸿章给清廷埋了一颗定时炸弹。到了1897年，一记双响炮便让朝堂众人大为惊骇。当年11月1日，两名德国天主教徒在山东曹州被杀，这为德国入侵垂涎已久的胶州湾提供了最佳的借口。从东亚地缘政治上审视，胶州湾对于俄国也十分重要。就在3个月前，德皇威廉二世访问俄皇尼古拉二世，特意询问胶州湾问题。俄皇允诺若必要时，德国可以使用此港湾。自此，德俄两国已达成默契。无怪乎德国外交大臣亨罗艾认为“在全世界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政治问题，就像胶州湾问题一样，被两位君主如此坦白而诚恳地加以讨论。”狡猾的俄国人如同甲午年一样，以德国为前驱，待其与中国摊牌后乘机揩油。
11月14日，德国舰队驶进胶州湾。一日后，枢廷之上，居然仍是一派逍遥气象：翁同龢“邀礼邸过余便饭，钱、刚二公作陪，剧饮纵谈甚畅，自辰抵申正乃去”。除了恭王卧病不便外出，四大军机悉数齐聚翁府，打开陈酿，佐以佳肴，酣畅淋漓地聊了足足八个小时。与此同时，光绪陪着慈禧“诣圆明园课农轩”，视察重修进度。就在这滚雷即将破空轰鸣之际，李鸿章却在私底下忙得不亦乐乎。当日，李造访俄国大使巴伯洛夫，请俄对胶州湾一事给予援助。第二天，翁同龢方知德国入侵之事。可见，李鸿章在俄国必设有眼线，且其故意遮蔽讯息，不透露给中枢，就是欲为俄国出兵东北制造口实，从而将失职祸水引向翁同龢。
翁同龢
临此危局，翁同龢只得见招拆招，努力补台。通过交涉，德国公使海靖提出“竖碑、抚恤、革李秉衡职、赔偿、山东路矿及租胶州湾”六条要求。几度磋商，对于中方意见，“彼不允却不拂”，可知德方具有解决问题之诚意。稍后英国介入调停，总税务司赫德径直劝告翁：“此事若不速了，可忧者不仅兵费……各国添兵，意将何属？而中国不闻耶；抑闻而不省耶？”言下之意，再拖下去，中国必有豆剖瓜分之祸。恰值此际，德国亦有尽快促成和约之意，至12月7日，相关条款基本议妥，中德交涉看似已近尾声。
怎料翌日平地起惊雷，李鸿章居然私自邀请俄国向德国索取胶州湾，于是使得本趋明朗之局势再度复杂化。握此口实，俄国大举进军旅顺、大连，德国亦乐观其成，甚至向俄表示“现在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不管他是什么人”，态度转而强硬，推翻前议。两国合力玩起了双响炮。
事已至此，清廷只得“打落牙齿和血吞”，再度与虚伪的盟友俄国讨价还价。
1898年3月27日和5月7日,李鸿章、许景澄等与俄国代表分别在北京和彼得堡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主要内容包括：
1、旅顺、大连及附近水面租与俄国二十五年,如双方同意,租期可以延长；
3、清军不能在租借地里驻军,俄国对租借地有调动军队和治理地方权利。
俄国从而解决了三大问题：西伯利亚铁路支线穿过满洲；在中国东北拥有了旅顺、大连两大“不冻港”及利用中东铁路支线和西伯利亚铁路把中国东北和俄国连为一体。
梁启超曾追溯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之源头，指出“盖近年以来,列国之所以取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许让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而其端皆赖此密约(《中俄密约》)启之。”此一纸公文，给清末国人带来的，是一场弥天的黑暗梦魇。
神对手+猪队友=完败！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撒手人寰。俄国政府憾曰“此后中国再无助俄者”。两年后，“拒俄运动”爆发，俄国企图永久占据东北的美梦与清廷的“联俄制日”计划双双化为幻影。
清末政局之纷乱，向来让人感觉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不过大体而言，无非与外患、内乱、改革、政争关联。只是愈绵延到最后，内耗权斗愈发激烈，甚或群僚可借公事之名，行倾轧之实。所谓国家利益，往往挂在口中，虚悬心头。走笔至此，不禁慨叹：引虎拒狼，无异玩火自焚，谁都怕猪一样的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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