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说的最受人推崇的一句箴言。但是当代大哲人改了一个字，提出“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一字之差，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何是何非，迄无共识。孔子的爱人的具体办法是忠恕。忠是从积极方面讲的，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从消极方面讲的，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我自己希望达到的，也希望别人能达到；我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要施于别人。不管是从积极或消极方面讲，爱人的过程都是由己及人，从我出发，自己怎样对待自己，也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这两句话很光彩，它在理论范围内把所有的人置于平等的地位。它冲破了等级的藩篱，具有个性解放的因素。从逻辑上说，自己不承认任何高于我的外来的权威，也不认为自己比别人高。由于强调个性的平等和个性的独立，因而有“杀身成仁”之论，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轩昂气概。子贡本着老师的教诲也发出了“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的豪言。理论归理论，如果我们把孔子的上述高论与他切近实际的主张结合起来考察，不难发现，他自己都没有给这种理论以应有的支点，又不免是空论。实际上，孔子的行为具有很强的犯他性，他对那么多人进行过批评和责难，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从孔子的行为与言论看,他更多的是己所欲,而施于人。他的弟子宰我主张简化三年之丧，他便骂宰我“不仁”。还是这个宰我，白天睡了一觉，他就斥责：“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不可圬也。”对冉求不满意就号召其他学生一起“鸣鼓而攻之”。孔子还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种打击大多数人的恶语，既没有人我之间的平等精神，也没有宽容精神。显然只要他所欲的，便要施于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生了矛盾和冲突。从社会关系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一种理论的存在，在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或无法存在。还应指出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理论上还有它的致命弱点。它只注意了个人是社会存在的原子，却忽视了整个社会是个人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这一基本事实。似乎只要由己做起，一切矛盾便可由己加以消弭，这是不可能的。进入社会，“我”就是一个利益体和关系体，在很多时候“我”又被扩大成为“我方”。总之，“我”不单单是由“我”自己确定的。我所“不欲”的，可能已被别人侵犯；“己”所“欲”的，别人可能不看好、不赞成，此时要“立人”、“达人”，可能形成对别人的侵犯。于是，就有了当代大哲人的“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之说。大哲人之说是立足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念。过去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无限夸大，人造阶级斗争，无疑是荒谬。但是平心静气地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己所不欲，要施于人”都有一定的道理，只是必须要划定范围。在隐私与自足的生活的领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绝对需要的。但在复杂的社会利益矛盾和价值取向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它是不现实的，对多数人来讲也是做不到的，基本上是一句漂亮的空话。人有时很喜欢漂亮的空话，因为它能给人以安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应该说更多地反映了现实，在利益博弈以及敌对而又无法对话的矛盾中，这种情况更是普遍。但此说听起来容易产生恐惧；人有时不敢面对现实，而乐意自我欺骗。这里要特别说一句，在隐私和个人生活范围内，“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绝对是他人的侵犯。在复杂的社会利益交错中，上述两种提法都有偏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认为提倡“以博弈、契约求和谐”，或许更接近实际，在这个过程中来确定“我”的位置。能在博弈、契约中达到和谐，并以和谐的态度对待他人，这就很了不起。当然高尚的道德自律和同情心无疑更好，更值得颂扬，但不能作为一般性的要求与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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