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由来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成为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理论成果均有深入研究，但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由来，却着墨不多。本文根据掌握的材料，就这一问题作一简单梳理。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开始。其实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李大钊就已经指出：社会主义“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它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实际上就是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来，瞿秋白也指出：“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毛泽东为反对党内教条主义，写成了后来称之为《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论断。但是“中国化”的具体提法，要晚出几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中，曾出现过“中国化”的主张，但影响不大，其提出者也并非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化”提法的集中出现，始于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是1936年至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联合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继承五四启蒙运动为宗旨，为“挽救国难”而发起的一场“新文化运动”。运动当中，不少参与者反思中国知识界现状，纷纷提出了“中国化”的主张：
1936年，马克思主义者陈唯实在其著作《通俗辩证法讲话》中，率先提出“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对于唯物辩证法，“最要紧的，是熟能生巧，能把它具体化、实用化，多引例子或问题来证明它。同时语言要中国化、通俗化，使听者明白才有意义”，他认为这是辩证法的“先决问题”。
1937年，哲学家张申府在推行新启蒙运动过程中提出了“科学中国化”的主张。他认为：“在推广科学上，更应特别注意科学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脾气。还应使科学成为中国的。不但要中国科学化，同时也要科学中国化。使中国对科学有其极特殊的贡献，使科学在中国有其特殊的特色”。
“中国化”提法对后世影响较大，或者说引起历史学家们较多关注的是艾思奇。1938年4月，艾思奇发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明确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他认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是有极大意义的”。然而，通俗化并不等于现实化。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低级阶段，中国化现实化是它传播和发展的高级阶段，只有后者，才能既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更深入地传播，又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问题从而产生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
艾思奇之后，左翼知识分子柳湜也使用了“中国化”的提法。他在新启蒙运动刊物《战时文化》上发表《抗战以来文化运动的发展》一文，指出：“我们欢迎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的劳动的经验的结晶的世界文化，但我们同时提出我们要融化它，要中国化它。我们要求适合我们今日的生活的新文化，但同时我们提出继承我们最好的传统文化，发扬民族的固有的文化，保卫我们的民族文化。”
二
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向全党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的号召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在部署党的工作时明确提出了“中国化”的要求，张闻天指出：“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员。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宣传工作“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广大的人民所接受”。
六届六中全会后，不少党的高级干部，尤其是党的理论工作者不断使用这一概念。六届六中全会后不久，彭真在晋察冀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应用于中国的具体问题上，就是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来具体解决中国的问题。”1941年，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的书信中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
党的理论工作者纷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理论论证。1940年，艾思奇发表《论中国的特殊性》、《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等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基本原则和具体途径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由于中国自身本身早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动”，“真正的中国化，就是要真正地能够把握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是要真正能‘理解、精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杨松发表《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张如心发表《论布尔赛维克的教育家》等文章，支持和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定“马列主义的中国化确实已收到了很大的成绩”，毛泽东的讲演和著作就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体现”。
一些党外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化”主张也表示赞同。张申府明确表示：毛泽东的主张“意思完全是对的。不但是对的，而且值得欢喜赞叹”，这一主张“可以象征出来中国最近思想见解上的一大进步”。柳湜发表《论中国化》的文章，对中国化的重要性、内容和“学术中国化”的实施方略展开了详细的论证。
1942年初，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展开。运动当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等提法越来越集中出现于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的著述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都使用“马列主义中国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等提法，王稼祥则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渐渐明确：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遵义会议后党的事业即已完全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
三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理论主张往往是时代思潮的产物。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和确立，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中国化”的浓厚气氛。有人曾这样描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化”思潮：这里不再有五四时期“世界化”的旗号，不再有担心“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忧惧，不再有“同浴于世界文明之流”的歌唱。有的是“中国化”、“中国魂”、“中国味”、“中国精神”、“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就像“世界化”之于五四时期一样，“中国化”成为抗战时期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思潮。
学术界出现的关于“学术中国化”问题的讨论就体现了这一点。亲历其事的郭沫若1941年对此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学术中国化’口号的指出，更引起文化各部门的热烈响应。文艺创作者热烈地讨论复兴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戏剧家研究各地地方戏作实验公演；音乐家也搜集各地民歌，研究改良，作实验演奏；社会科学家研究着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历史；自然科学家在研究着国防工业、交通运输、战时生产、医药卫生等中国具体问题，并提出了‘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口号；哲学家在研究着中国的古代哲学与思想在抗战建国上的各种问题”。
“中国化”思潮，广泛波及各个社会阶层。学术界如此，蒋介石和国民党亦不例外。当时甚至出现了对“中国化”旗帜的争夺。国民党御用哲学家（曾为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叶青宣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已经完成了西方思想的中国化，“孙先生虽然没有讲中国化三个字，却在实际上是中国化底开始者、实行者和成功者”。
“中国化”思潮的出现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产物。在中国本土展开的这场小而强的日本与大而弱的中国之间的战争，关系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华民族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挽救民族危亡，不仅要构筑起军事的国防、物质的国防，还要构筑起“精神的国防”。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出现弘扬民族传统、关注中国特色、振兴民族精神的“中国化”思潮，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浓厚的“中国化”思潮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张，不但是这种思潮的反映，也得到了这种思潮的支持。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1945年4—6月，中国共产党七大于抗战胜利前夕召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全党的共识。刘少奇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七大通过的党章，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刘少奇指出：“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陈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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