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的辫子与中国文化的魅力
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迭遭大难，民族生存危机日益严峻。与之相应，中国文化因面临着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亦处于兴废存亡的十字路口。在这历史性的转折关头，有一位中国人，用近乎偏执的表达方式，阐明中国文化的价值，捍卫中国文化的传统，并取得了卓然的成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人便是一代文化怪杰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福建厦门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早年留学英国、德国，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他是英译儒家经典的开拓者，并用外文撰写了大量颇有影响的论著，在西方世界深孚众望。
使辜鸿铭成为特立独行的文化怪杰的，是他那根在民国后北平知识界堪称独一无二的辫子。辜鸿铭在清廷算是搞洋务的维新派，但皇帝没了，竟比遗老还遗老。那时的他，戴瓜皮帽，穿方马褂，顶红缨帽，穿双脸鞋，出入北大校园，大讲英国诗，据说是当时的京城一景。
尽管辜鸿铭赞成缠足、纳妾，为帝制、复辟做辩护等思想和行径备受激进派人士的诟病，但终其一生，他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辜鸿铭不遗余力地颂扬中华文明，肯定中华文明，甚至到了言必赞中华的地步。在他看来，中华文明高于一切文明。因此，一心要把中华文明推向全世界，并声称要用中华文明改造世界。
辜鸿铭以一种执拗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对于中华文化的拳拳服膺之心，展示了文明转折时代中国士人心中潜藏着的对民族传统的深挚感情，彰显了绵延数千年的泱泱中华文化深沉和独特的魅力。
中华文化以儒家学说为主流，乃是一种道德本位的文化系统。它强调人格的自我完善，强调道德发展的绝对意义。这种对道德和人格高度关注的文化系统，对于培养健全的人性，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与和谐，无疑意义重大。强调道德发展的绝对意义，即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中心环节和本质力量，把人类对自身的改造作为具有第一位重要意义的事情。这乃是一条人本主义的文明发展道路，寓示着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正确的方向。
在当今世界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走的则是一条精神指向向外的发展道路，注重对于外在环境和社会的改造，发展出一套科学本位的文化系统。富有观察力的人们不难发现，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正陷入深重危机。科学本位的方向导致对道德和人类心灵关注的忽略，突出社会发展的效率导致功利主义思潮盛行，而片面强调个人自由则导致人性的放纵和个人主义思想的泛滥。与社会普遍的宗教信仰相反，我们在西方世界看到的是大面积的无节制的纵欲。由于忽视人类道德和心灵发展的基础性意义，西方文明正在走向一个危险的方向。
道德本位的文化与科学本位的文化的矛盾，本质上是着眼于人的发展还是着眼于物的发展的文明发展方向的矛盾。当今世界道德发展与科学发展巨大矛盾与冲突的现实告诫我们：在道德发展的基础上追求科学的发展，则道德与科学存，丧失道德发展的基础意义而追求科学的发展，则道德与科学亡。只有在道德充分实现的前提下发展科学，只有把科学的发展作为充分道德化的推动性力量，我们才能合乎逻辑地期待一个充分完善的世界。
中国的道德本位的文化寓示着一种仁智合一、善真统一的本质正确的文明发展方向。在其理想的意义上，这种仁智合一的文化和科学发展道路将导向人类的充分道德化和完善化，导向人类发展的更高层次的文明与智慧。
对于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生活于1个世纪以前的辜鸿铭在文化艰危的年代有近乎本能的洞见。他指出，制止一种社会和政治罪恶，以及改革世界的儒教办法，是通过一种自尊和正直诚实的生活，赢得一种道德力量。这种力量是中华民族惟一可赖的力量，要想将其古老文明从现代欧洲民族的物质实利主义之破坏力中挽救出来，最好的办法就存在于这种古老的文明之中。（《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辜鸿铭在中国近代文化生死存亡的历史性关头，以其一生的思考、写作和特立独行的人格所展示的对于民族传统的拳拳挚爱之心，展示的中华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与持久魅力，使生活在今天时代的人们倍受感染，并得到深刻的启示，从而无形中倍增信心，激励着我们为民族的振兴与进步去不懈地坚持与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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