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围棋文化
琴、棋、书、画向来被视为是中华民族的四大高雅艺术。而其中的棋，则指的是围棋，它是一项古老的棋艺活动。对于它的起源众说纷纭，直到春秋中叶，终于迈入了信史时代。然而它的发展却经历了秦、西汉的缓慢曲折的流播过程，陷入了衰微的困境。随着东汉班固的《弈旨》、李尤的《围棋铭》的推崇与正名，围棋活动才跨入了一个由衰转盛的稳步推进的升温时期。
继东汉而后，魏晋时期，则是中国围棋的崛起时代，是围棋史上承前启后而又具有突变性质的关键环节。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的社会动荡以及惨烈的政治争斗，唤起了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这种忧生意识和游乐风尚，促使了围棋活动广泛的普及开来，并促进了围棋文化大踏步地向黄金时代迈进。
三国时期，就是围棋迈向黄金时代的开端。尤其是吴国，达到了当时围棋文化发展的最高峰。
一、《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
《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谱，记录在中国现存最早、最具权威性的围棋专著，宋代著名国手李逸民编著的《忘忧清乐集》中，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围棋实战起手谱，在围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重大的影响。
孙策（175----200），字伯符，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市）人，是东吴政权的奠基者，吴大帝孙权的长兄。17岁那年，父亲孙坚战死沙场。后来孙策前往寿春（今安徽寿县）依附袁术，与吕范一见如故。吕范（？----228），字子衡，汝南细阳（今安徽太和县）人，对孙策也十分崇信，便带领了自己的门客一百多人归附了孙策。后孙策向袁术讨还父亲孙坚的旧部一千多人，于兴平二年（195），率军向江东拓展。经过短短几年的渡江转战，占领了吴郡（今江苏苏州市）、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丹杨（今安徽宣城）等郡，势力日益壮大起来，成为当时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集团。吕范跟随孙策转战大江南北，立有赫赫战功，成为孙策重要的亲信部将。俩人常常在戎马倥偬的闲遐之时，纹枰对弈，谈兵论政，以棋为乐。有一次，吕范回到吴郡（今江苏苏州市，孙策的统治中心），又与孙策从容对弈，正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
“现在将军您的事业日益壮大，军队也越来越强盛，但并不是全都能遵守军纪法规的，我吕范愿暂时代理都督的职务，邦助将军治理。”
孙策说：“你是士大夫，加上手下有很多的将士，战功卓著，怎能反过来委屈你担任这样的小官，管理军中的细碎小事呢？”
吕范说：“不是这样的。我离乡别土追随将军，并不是为了妻子儿女，而是为了要经世济民。这犹如同舟渡海，一件事处理不好，就会全体覆没。这也是为我自己打算，不仅仅是为了将军您。”
孙策微笑着，没有回答。吕范告辞出来，脱下高级官员的服装，改穿普通的军服，手执皮鞭，到将军府禀报，自称担任都督。于是孙策立即授予吕范都督的符信，加以授权，委任他整顿军中风纪。吕范果然不负众望，严加整顿，从此，军容严整肃睦，纪律严明，禁令彻底执行，军威大大提高。
这是《三国志•；吴书•；吕范传》注《江表传》中的一段记载。从这一简略的记录中，我们可以得知孙策及其部将吕范都是围棋爱好者。据认为：孙策与吕范的这局没有下完的棋，被记录保存了下来。从记录谱可知，它是对角星势子棋，起手共四十三着。
这局古谱系十九道棋盘，与魏晋时期的有关文献资料及实物出土，所流行的十七道棋盘不相符合，所以有人认为这是后世的伪托之作。但也有不少论者肯定它是三国时吴国的遗局。另据北周甄鸾撰注的古代数学名著《孙子算经》，有一道“棋局方一十九道”的算题。当今数学史家也有肯定原著成书于东汉的，据此而断言东汉时已有十九道棋盘问世了。可以这么认为，棋盘的变化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东汉围棋活动的不断升温，围棋水平的日益提高，一批棋手已不满足于原有的十七道棋盘，而采用了新的十九道棋盘，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这种变化要被所有的棋手认可，不可能在一时一处完成。它总是由局部到全面，逐渐推广完善的，而老棋盘也不可能马上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会有一段两种棋盘并存的时期。但不管如何，当时流行十七道棋盘也好，出现了十九道棋盘也罢，《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这一古谱，一方面由于历史人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孙策与吕范的围棋水平，在当时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因而受到了围棋爱好者的推崇和喜爱，从而得以记录并保存了下来。因此这一现存最古老的围棋实战起手局记录谱，具有极高的棋史、棋艺研究的文献价值。至少其对角星势子应当为前代所承传，这是可以确定的，它体现了古代棋手的求战观念。为我们研究古代围棋活动的演变、发展，提供了第一手的实物资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说《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这一古谱，在中国围棋史上具有重大的影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二、“吴图二十四盘”
由于东吴奠基者孙策爱好围棋，常常与部将纹枰对弈，因而影响了东吴一代围棋活动的兴盛。特别是东吴立国后，随着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围棋活动更是尉然成风，从而在弈坛上涌现出了大批善弈的高手，其中以吴中士族顾雍、陆逊的崛起最为引人瞩目。可以说：顾雍、陆逊是江东弈坛弈风的代表。
顾雍（168--243），字元叹，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东汉名士蔡邕避难于吴地，顾雍曾向他学习琴、书。孙权为会稽太守，不到任，就委任顾雍为郡丞，代理太守的职务，处理郡务。后为丞相，执政十九年。长子顾邵，字孝则，孙权把长兄孙策的女儿嫁给他，与顾族联姻。顾邵二十七岁时出任为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太守，任职五年，因病去世。邮差送信而至，当时顾雍召集僚属，正在下围棋，得知没有儿子的书信，即已明了原由，一边下棋，一边用手指掐掌，血流沾褥，而脸上依然神色不变，镇定如常。等到宾客都走后，才叹息说：
“已无延陵之高，岂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这种冷静的自控力，达观的心态，正体现出魏晋风度的一个侧面。
陆逊（183--245），字伯言，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初为孙权幕僚，孙权把长兄孙策的女儿嫁给他，与之结为姻亲。后经吕蒙推荐，被任命为偏将军右部督。黄武元年（222）出任大都督，在夷陵之战中大败刘备率领的蜀军。嘉禾五年（236），孙权北征，命令陆逊与诸葛瑾率军攻打襄阳（今湖北襄樊市）。陆逊派遣亲信韩扁带着奏表呈报孙权，返回途中韩扁被魏军俘虏，军情泄露。诸葛瑾听说后十分担心，急忙写信请陆逊撤退，陆逊没有答复，他正在督促军民种芜菁和豆子，与众将领下围棋，以射覆为游戏，就如平常一样。这一细节生动表现了陆逊镇定自若、成竹在胸的大将风范，也使我们得知陆逊的军营中有不少能弈之将。
顾雍、陆逊是江东大族，这能很好地证明围棋活动已在江南士人中广泛的普及开来。
1984年在安徽马鞍山发现了三国时期东吴大将朱然的墓葬，在墓葬陪葬品中有一幅两人对坐下围棋的生动画面，它能够直观地体现出墓主人也是一位围棋爱好者。朱然，字义封，丹杨故鄣（今浙江安吉西北）人，官至东吴左大司马、右军师，赤乌十二年（249），时年68岁病卒。朱然墓中出土的这幅弈棋图，充分反映出围棋活动在吴国士大夫中已十分盛行，是一个很好的物证。
此外，诸葛谨的次子诸葛融（诸葛亮的侄儿），率军驻守公安（今湖北公安），没有战事，秋冬则射猎习武；春夏或盛宴宾客，有的下围棋，有的投壶弓弹，诸葛融来往观看，终日不倦。
就连都城的东宫，围棋活动也非常活跃。太子孙和的侍从蔡颖爱好围棋，在他官署里任职的一些人，也都纷纷向他学习围棋，有的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疵迷程度。
东吴的围棋活动，初有孙策、吕范的带动，继有顾雍、陆逊的推动，后有诸葛融、蔡颖的影响，围棋活动可以说是风靡朝野，经久不衰。因此名手辈出，精彩的对局也随之出现，出于欣赏，研究的需要，出现了实战对局的记录，有些围棋爱好者甚至将一些精彩的对局收集起来，汇编成集子，流传于后世，这就是围棋史上有名的“吴图”。北周敦煌写本《棋经》，曾两次提到“吴图二十四盘”，就是三国吴国时流传下来的经典棋局的图谱。直到晚唐，“吴图”还仍有流传。晚唐诗人杜牧在写给围棋国手王逢的《重送绝句》诗中，有“别后竹窗风雪夜，一灯明暗复吴图。”之句，用来比喻王逢的棋局，从中也可以看出“吴图”的影响仍然存在，并成为当时围棋爱好者打谱临习的范本。而《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是否属“吴图”遗存，迄今也难以定论。
围棋棋艺是不断发展的，棋手的水平也在日益提高，原先达到了相当的棋艺高度的“吴图”，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它的实效性与艺术价值。棋谱的功效在于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当十七道棋盘普遍被十九道棋盘所取代以后，古谱的实用性也就失去了。“吴图”的失传自然也就在所难免，而成为历史的必然。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再也不能目睹它的真面貌了。
三、“棋圣”第一人：东吴严武
我国围棋自东汉中兴，至建安时为之一盛，围棋活动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北方高手辈出，江南地区也在北方士人南流的过程中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当三国鼎立之后，曹魏弈坛群星殒落，相对处于低潮之时，东吴弈风却承建安而大盛，江东士人棋手迅速崛起。这是南北弈坛形势对比发生的第一次重要转折。东吴成为了江南围棋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繁荣时期，达到了当时围棋发展的最高峰，其标志就是出现了被后世誉为“棋圣”的严武。这是中国围棋史上被誉为“棋圣”的最早的棋手。
据东晋葛洪《抱朴子》所载：“世人以人所尤长，众所不及者，便谓之圣。故善围棋之无比者，则谓之棋圣，故严子卿、马绥明于今有棋圣之名焉。”这是关于“棋圣”的最早记载。
在《三国志•；吴书•；赵达传》注引《吴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严武，字子卿，是卫尉严畯的侄儿，围棋造诣没有人能与他匹敌。他的棋艺，与皇象的书法，曹不兴的绘画，吴范、刘敦、赵达的术数等，当世之人都赞誉为绝妙，并称为“八绝”。至于他的生平，已很难详考了。但从史书的一鳞半爪中可以了解到：他的伯父严畯，字曼才，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逃避战乱南流到江东。后得到孙权重用，官至卫尉、尚书令。这样，严武也应该是南流的北方士人。根据与吴范、刘敦、赵达等人并称为“八绝”，应当与他们显名于差不多的时期。刘敦、赵达的主要事迹在黄武（222--228）前后，吴范也于黄武五年（226）因病去世，这样，严武在此时也应当名声卓著了。而依据围棋的特点，严武应该有二十几岁的年龄了。这样推断：严武大约生活于吴国立国前后及中期。
严武是很有围棋天赋的，围棋棋艺在当世没有人能与他相匹敌，堪属超一流的高手，这是东吴弈坛的骄傲。可以说，严武代表了吴国围棋发展水平的最高峰，也是当时中国围棋发展的最高峰，这是吴国围棋发展的自然趋势和必然结果。难怪后世要把他与马绥明并称为“棋圣”了。
马绥明，名朗，是西晋赵王司马伦的舍人（亲近的官属）。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撰有《围棋势》二十九卷，可见他的围棋造诣也是非常高深的。后世把严武、马朗并称为“棋圣”，足见严武、马朗的影响之深远。而严武明显的要比马朗早一个时代，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三国时期东吴的严武，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棋圣”。
四、韦曜的《博弈论》
吴国的围棋活动风靡朝野，在都城的宫廷中也十分活跃。太子孙和的侍从蔡颖，爱好围棋，在他的官署中任职的很多人都跟他学棋，有的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妨碍了工作，影响了身体。为此引起了太子，作为国家合法继承人的孙和的担扰。他常常告戒说：当代的才学之士应该探讨研习学问，操练熟悉武功，以胜任当世的事务，只知交游下棋而妨碍事业，并不能算是进取之道。后来群臣出席他的宴会，谈到了下棋，孙和又阐明了他的观点：认为这只能妨碍事务浪费时光，毫无用处，损耗精神，思虑费尽，最终一无所成，不是用来推进德行，致力功业，积累功绩的行为。天地永恒，而人位于天地间，就有人生短促如白驹过隙的感慨。当然，人的欲望也不能完全没有嬉戏娱乐，而喜戏娱乐的爱好，也应于饮酒欢宴、弹琴读书、骑马射箭之间，为什么一定要去下棋，然后才能感到欢乐呢？为此他让陪坐的八位侍臣，各自写一篇论文来批评下棋的行为，以矫正弈风。中庶子（太子的侍从官）韦曜，写了《博弈论》一文，最为孙和所赏识。孙和常常出示给宾客们观看，以此来规劝蔡颖等人的行为。我们把其中的两小节意译出来，可以看出太子孙和的良苦用心了。
“如今世上之人大多不努力研习经典技艺，喜好下棋，抛弃事业，废寝忘食，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当他们面临棋局交争，胜负未决时，就聚精会神，专心一意，弄得精疲力竭，人事荒废而不整治，宾客到来而不接待，虽有太牢（牛羊猪）之类的美味佳肴，《韶》、《夏》（古代乐舞）之类的美妙音乐，也无暇去品评欣赏了。至于有人用衣物来赌输赢，更改下棋的目的，变易行事的原则，就会使廉耻的思想松弛，忿戾的神色发作，然而他们的志向不会超出一枰之上，他们的追求不会超过方格之间，战胜了对手没有得到封爵的丯奖赏，夺取了地盘没有兼并土地的实惠。这种技艺不属于经典六艺，这种才能不能用于治理国家；立身处世者不能借用下棋的技巧，征选人才者不能通过下棋的道路。向它寻求战术阵法，则不是孙武、吴起的理论；从它考究道义学问，又不是孔子门派的思想；以巧变欺诈为手段，则不是忠信的事情；以打劫杀掠为名分，又不是仁者的意愿；而且白白消磨了时光，荒废了事业，终究没有什么好处。这种游戏同设立木杆而击打它，放置石块而投掷它，又有什么区别呢？况且君子在家中要勤劳奉养父母，在朝廷要竭命效忠君王，遇到事务繁忙还要推迟吃饭，又怎么能沉迷耽延在下棋之中呢？承认了这些道理，那么孝顺友善的品行就会树立，坚贞纯正的名声就会显扬。”
“再说一枰棋盘哪里比得上一方土地的封邑呢？三百颗棋又怎么比得上率领千军万马的将领呢？华丽的服饰，美妙的音乐，足以兼容棋局的乐趣并取代下棋的游戏了。假如世人转移下棋的精力而用在诗书上，就会有颜回、闵损的志向；用在智谋上，就会有张良、陈平的思虑；用在生财上，就会有猗顿的财富；用在射箭骑马上，就会有将帅的才能。如果这样，那么功名就会建立而卑贱就会远离了。”
韦曜，字弘嗣，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市）人，很有文才，后为太史令，主编《吴书》。
可以看出：韦曜的这篇《博弈论》是一篇行文工正、说理透彻的好文章，它体现了太子孙和要求远离博弈，勤修六艺，为国家建立功业的正统观念。但是文中所反映的东吴这种嬉戏娱乐的风气，且且是魏晋士人对两汉治经立业人生价值观的反动，也是魏晋士人游乐意识的体现；同时也成为士风颓败的标志，实际上开启了江南六朝由尚武向崇文的转变。
八大臣的这次贬责围棋的活动，由于“继嗣”风波的发生，太子孙和被废，而不了了之，因此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东吴朝野的弈风依然十分盛行。我们从后来东吴的亡国之君，孙和的不孝之子孙皓，在亡国后被封为归命侯，曾应晋武帝之邀，观看晋武帝与王济的对弈，由此可以推测，孙皓也应该是善于围棋的。应该说：这次“继嗣”风波，对于吴国来说是不幸的；而对于围棋的发展来看，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它没有使东汉以来逐渐升温而发展起来的围棋活动停滞不前，而是继续向着南北朝时期的黄金时代迈进。而对于韦曜来说，他虽则留下了《博弈论》这样一篇行文优美的批驳论文，但也没有阻碍围棋文化的发展而背上了千古骂名。
总之，三国时期东吴围棋文化的盛极一时，是与三国时期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这一大趋势相一致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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