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魏时期的史官制度与史学发展
东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最终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黄巾起义，尽管起义失败，然却动摇了东汉王朝的基础，使其迅速的土崩瓦解。曹操在镇压起义及对豪强的征战兼并中，势力不断的扩大。曹操后，儿子曹丕废掉汉献帝，自立为帝，建立魏国。建国初年曹丕在忙于镇压军阀、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也致力于文化事业的发展，而这个时期史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统治阶级开始注重修史工作，在大力提倡的同时也严加的控制。魏明帝也十分的重视修史工作，特别重视修本朝历史，并且还设立了专门的官员——著作郎编修《魏书》。曹魏时期的史学的发展与当时的史官制度是分不开的，史官制度与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渊源，并且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
东汉桓帝延喜二年（159年）始置秘书监，掌管禁中图书和秘记，此时的秘书监并不是独立机构，其隶属于“太常”。然而东汉末年国家时局动荡，秘书监一职曾经被一度废除。在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受封为魏王，在建立魏国百官时，便再次设立秘书监一置。但是曹操恢复秘书监一职，主要目的不在于“掌图书秘记”，而是由秘书监典掌尚书府文书，并撰拟机要命令，夺取尚书的权力，从而控制朝政。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死。魏文帝曹丕即位后，改秘书监为中书，设监、令各一人，职掌中央决策文书，同时监、令之下设置中书郎若干人“，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书”。此时中书省并未独立而是隶属于少府。在魏明帝时期，王肃“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中书省脱离少府成为独立机构。王肃认为秘书监之职，即东汉时期的东观，不宜仍隶属少府，“及王肃为监，以为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之职，安可复属少府，自此不复焉”。
著作郎官，是由东汉时期负责“典效秘书”和撰史工作的校书郎发展而来。东汉时期，出于对修史官员的重视，设立了“校书郎”“、著作郎”等一些荣誉称谓。魏明帝即位后，虽然仍沿用东汉的郎官称谓，但是其职责已经发生了变化。著作郎的职责是主要管国史编纂和禁中起居注。据《初学记》所云：“著作佐郎，魏置，常贰著作，佐郎修国史，（与著作郎）初俱隶中书，谓之中书著作佐郎”。由此可知，著作郎为曹魏时的著作官，隶属中书省“，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著作东观，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是始有其官，隶中书省。”可以看出这是中国历史上由朝廷设置专掌国史修撰之官的开始。
二、修史官员
从魏明帝开始，以著作郎、著作佐郎专职修史的官员日益增多，《三国志》和《晋书》中受皇帝任命担任著作郎的记载也很多。见诸史籍，曹魏最早任著作佐郎者为卫觊，以后任此官者还有应璩、王沉、孙该、傅玄、缪施、张华等。现将其姓名、字号、籍贯、官职、任职时间等基本情况列表于下：
（一）天职与专职的分离
据清朝学者钱仪吉的《三国会要·职官四》记载：“著作郎员额为一人，官秩第六品。”著作郎不仅掌管国史篆修，还掌管宫中起居注。《通典》卷二十一《职官八》“自魏至晋，起居注则著作郎掌之。”《玉海》卷一二一《官制·台省》亦曰“：魏晋起居注，著作掌之。”大约在嘉平之后，曹魏又于著作郎下置著作佐郎。《唐六典》卷十注引南朝宋《百官春秋》云《咸熙百官名》有著作佐郎之名，员额3人，官秩第七品。《通典》卷二十六《职官》八称佐著作郎，曰：“魏氏又置佐著作郎，亦属中书。”同书卷三十六《职官》十八于“魏官品”目第七品也列为佐著作郎。
同时也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魏明帝时期，著作郎办公的地方是朝会正殿建始殿旁边的承明庐。“《文选》曹子建诗：《谒帝承明庐》，注引陆机《洛阳记》“：承明门，后宫出入之门。”张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会皆承明门。魏应璩诗：“三入承明庐”注：直庐在承明门侧，璩为侍郎、常侍、侍中《玉海》卷一五九《宫室·殿》]”侍中为门下长官，是皇帝身边的文职侍从，其主要职掌是为皇帝典治文史图书，备皇帝问对，还负责纳奏出令、谏议纠察。应璩以侍中典著作，故入承明庐。《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记载：“张晏曰：‘承明庐在石渠阁外。直宿所止曰庐。’”东汉时期，在承明殿旁屋，侍臣值宿所居，称承明庐。魏文帝以建始殿朝群臣，门曰承明，其朝臣止息之所亦称承明庐。到了魏明帝时期，建造了建始殿，朝会的时候在承明门，将承明庐建于建始殿的旁边，成为中书的一个下属机构。根据应璩在承明庐工作状况的记载，在这里办公的主要是侍郎、常侍、侍中等皇帝身边的文职随从，他们在这里主要负责管理文史书籍，随时备皇帝顾问。不仅如此，这些人还负责颁布诏令、劝谏皇帝、纠察百官、编修起居注。这些人将资料交给负责编纂国史的著作郎，由著作郎在秘书处进行国史的编纂。可见，曹魏时期的国史编纂大致经历一个这样程序：由中书省的下属单位承明庐负责管理和收集皇帝的诏令和日常生活，交给负责编写国史的著作郎，然后著作郎到宫禁中的秘书内阁进行国史编写。可见，国史的修纂是一项很严密的活动，只有皇帝任命的著作郎可以参与，别人则连知情权都没有。
由此可见，著作郎拥有固定的俸禄、人数，摆脱了天官的职能，他们的任务是书写记事、编修国史，属于专职修史，是中国历史上设立专门官员修史的开端。
（二）以他官兼领
从上面的表中可以看出，曹魏著作郎多由尚书、侍中兼任。据《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记载：曹魏的著作官隶中书，理应由中书监、令典著作，但史书中并无中书监、令兼著作郎的记载，这是为什么呢？从中书与门下的职能分工看，中书典尚书奏事，待制诏浩册命，纳奏出令，掌机要；作为文侍长官的侍中掌御用文史国籍，又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顾问。明帝设官修史的目的，一是记载曹氏功德，维护其帝王正统；二是将修史作为褒贬劝诫的一种手段，为政治服务。而褒贬劝诫的功能与门下侍中的谏议、顾问是一致的，且又掌宫禁图籍，故由侍中典著作，中书省对著作只是形式上有行政隶属关系。因此，未发现史书中有中书省的官员兼著作的记载。而且，兼任著作郎的职官前后亦有变化。太和中，由尚书兼任，正始以后则改由侍中。尚书于曹操称魏王时典奏事，为宫官。自文帝初置中书，取代尚书，主出纳，尚书演变为朝官，主政务，掌外朝章奏。尚书奏案先交由门下黄门侍郎签收，再由中书通事画押，进奏，替皇帝省读，经皇帝认可，再由中书颁下。自中书掌文书，尚书的地位逐渐衰落，门下与中书共同分解了尚书的部分职权。“侍中入侍帷握，受顾问，拾遗左右。”并负责某些文书的归档，因此，著作郎之职改由侍中兼任。门下、秘书侍中的关系可概括为：著作郎多由门下官员兼任，著作地点在秘书内阁，著作官与中书省在行政上有隶属关系。”又据《三国志。卫凯传》曰“：卫凯……文帝即王位，徒为尚书。……文帝践柞，复为尚书。……明帝即位，……受诏典著作，又为《魏官仪》，凡所撰述数十篇。”必可见，明帝的卫凯以尚书兼著作郎，职掌国史修撰及著述事。
虽然曹魏时期修史是为了统治的目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是毕竟使得史官修史成为一种制度，有专门的史官、具体的场所、一定的俸禄、固定的人数，而且尽管后来司马氏夺权，但《魏书》的修纂却未曾停止。曹魏时期设官修史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标志着封建王朝对史学控制的空前加强，将史官的选拔、国史的修纂直接纳入了官方的控制之下，其所开创的史官制度化的先例，不仅影响到后来的晋朝，更是直接影响着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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