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的纳谏游戏
唐太宗在历史教科书中，以一代明君的形象广为传颂。其勇于纳谏甚至口头上承诺勇于改过的事迹不绝于史，其“镜鉴理论”和“水舟关系论”更是深入人心。不过，唐太宗善于纳谏只是形式主义的表演，至于所纳之谏是否执行则是另一回事。
贞观二年的夏天，秋雨竟然提前到来，暑热却还未过去。由于长安宫中低矮潮湿，大臣们就联名上奏太宗，请求营建一座干燥避暑的阁楼。太宗道：“朕呼吸有点困难（气疾），当然不适合长期住在下湿的地方。不过若答应诸位的请求，消耗恐怕会更多。当年汉文帝珍惜十户人家的资产，而放弃修建露台。朕德行不及汉文帝（这倒是句大实话），如果耗费比汉文帝还多，又哪里有资格做百姓的父母？”
贞观四年，太宗又对身边的大臣道：“大造宫殿、池苑、台阁，是帝王所喜欢的，同时也是百姓所不喜欢的。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凡是都取决于朕。但朕确实能够自我控制，只要百姓不喜欢，朕一定会顺从他们。”魏征在旁补充道：“隋炀帝就是个惨痛的教训。”
上述这些例子，一向被传为美谈，赞扬太宗爱惜人民资产，尊重人民意愿。
不过，就在贞观四年，太宗在说完上述那番话后不久，便下诏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行宫。大臣张玄素看不过去，上奏道：“陛下以前去东都，把那些华丽的宫殿都给拆了，以示节俭，天下人因此称颂陛下。如今又回过头来重建，这算什么呢？陛下天天说巡幸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只会白白浪费钱财。如今国库空虚，陛下又要营建宫殿，这又算什么呢？昔日太上皇（李渊）要烧毁东都多余的宫殿，陛下觉得如果不烧，拆下来的瓦木还有用处，可以赐给贫民，虽然太上皇没有采纳，但天下人都因此称赞陛下的仁德。事情才过去五六年，又要大兴土木，这又算什么呢？”张玄素的这番话完全没有任何余地，太宗很尴尬，只好回头对房玄龄道：“朕营建东都的本意，其实是因洛阳处于国家中心，可以方便各地州府前来朝贡。如今玄素既然这么说，日后朕去洛阳，就算露天而坐，也不会觉得受累了！”当然，房玄龄也明白太宗的用意，只好附会道：“陛下圣明！”
但到了贞观五年，刚刚建完仁寿宫的太宗，突然又将营建东都洛阳宫提上了日程。民部尚书戴胄再三劝谏，结果是戴本人得到太宗称赞，并因此提升了官爵。然而洛阳宫终究还是修建起来，而且极为奢华。
按照儒家“内圣外王”的标准，理想的君主必然是寡私欲而好仁德。但在个体的欲望和儒家的标准之间，李世民一直处于一种痛苦的煎熬之中。出于私欲，他一心想修筑洛阳宫；但又为了被人称颂的仁德，他又屡次接受大臣们的劝谏，放弃了修筑。当屈从于个体欲望时，他不顾一切把洛阳宫修建起来之后，似乎又受不了大臣们打量他的眼光，总觉得有些异样的感觉。所以，洛阳宫的问题就演变成一场闹剧：他狠下心，把负责工程建设的官员找来痛骂了一顿，指责他营造得过于奢华，免了他的官。然后把刚刚建成的宫殿，又给拆毁了。
类似的煎熬一直伴随着李世民。贞观六年，太宗准备到新落成的“避暑圣地”九成宫居住。九成宫距离京城三百多里，大臣姚思廉觉得皇帝跑到那儿居住，对处理政务极其不便，于是极力劝阻。太宗却坚持要去，理由竟然是“朕呼吸有点困难，每逢夏季就会加重，所以要去九成宫避暑。”回想贞观二年他曾表示为了不损耗百姓的资产，自己忍受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因而拒绝其他大臣们的建议————兴建避暑阁！现在他拿自己的“气疾”作为辩护，多少有点自食其言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当时是正月初春，离夏季还遥遥无期，“避暑”的理由恐怕也难以成立。太宗之所以如此迫切地想去九成宫，无非是因为那地方新落成，而且居住条件比京城的皇宫要好罢了。姚思廉的劝谏暂时挽留了太宗。不过到了三月份，太宗还是迫不及待地去了九成宫“避暑”。一直在那里待到这年十月份，冬季快要来临了，实在无“暑”可避了，太宗才回到京城。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中，太宗与他的臣僚们正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了。大臣们想极力塑造一位“内圣外王”去私欲、爱百姓的伟大圣君，想法设法地压抑太宗的个人欲望，于是频繁进谏。太宗则看起来几乎是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实际行动上却是违背进谏者的期望。奖赏过后，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要兴建新的行宫，还是会建。
当然，一个人程序化生活久了，偶尔也会宣泄一下。比如贞观八年，有位叫皇甫德参的官员进谏批评太宗，说皇帝修筑洛阳宫，耗费民力；收取地租，又过分征敛；还说民间女子都向宫中学习梳高髻，有损风化。太宗闻说后大怒，对房玄龄道：“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希望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不用征收地租，然后让朕把宫女们的头发剃光，他才满意？”至于他对长孙皇后说要杀了魏征这个“田舍汉”，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这一年，魏征敏感地察觉到太宗的心理变化，他只好直言不违地说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听正直的言语了。虽然还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往日的豁达。”
时间越往后，太宗越感到厌倦。贞观十一年，太宗就对魏征发牢骚道：“进谏的人都指责朕游猎过于频繁。如今天下无事，但武备不能松懈，朕时常与左右之人在后苑游猎，又没有劳民伤财，这又有什么不对？”魏征听罢，无奈地说道：“陛下既然让大家进谏，也应该让大家畅所欲言。如果说得对，陛下采纳了，对国家自然有好处；如果说得不对，陛下不予理会，也没有什么损失。”太宗道：“你说得太对了！”
魏征的回答流露出强烈的悲观情绪。从太宗的牢骚里，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抗拒“进谏”的情绪。这种抗拒，在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表现得更加充分。
这年十月，御史柳范弹劾吴王李恪（李世民第三子）频繁游猎。结果李恪被免除了官职。事后，太宗却责备权万纪辅佐吴王不力，欲将权处死。柳范梗着脖子回答太宗：“房玄龄辅佐陛下，也未能阻止陛下四处游猎，可见该死的不止权万纪一人！”太宗听罢，拂袖而去。
后来，太宗还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的话，遭到魏征强烈批评，说太宗滥用民力！从早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路走到贞观十三年的“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太宗爱惜民力的表现，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李世民的真面目终于浮出了水面。
反观贞观年间的历史，不难发现李世民那些浓厚的表演痕迹。这位“千古圣君”对自己日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致于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做出了刻意的修饰（在房玄龄帮助下，太宗阅览了自己的起居注，并对此作出了“公正的指示性修改”）。他不止一次通过与臣僚们的对话方式，塑造和强调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
然而，在这些令人感动不已的对话背后，九成宫、大明宫、襄城宫也同时破土而起；因为九成宫修建得过于华丽，他又为下令将其摧毁；襄城宫同样被摧毁，但原因却是因为修筑出来之后不符合自己的心意。二者的对比，很容易看出，哪一场是表演，哪一场是属于太宗的真正本意。千古圣君，不过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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