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三国时期各学派的发展及教育政策
三国战乱，教育受到重大破坏。混战时期，官方的教育机构已基本不存在，但民间的传承教育仍得以保留，世家大族普遍重视、甚至垄断了文化教育与受教育的权利。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后，各国也都开始着手抓了一些教育工作。曹操于建安八年（203）下令郡国修建文学（即学校），五百户以上的县设校官，选优秀子弟进校学习。曹丕称帝后，即恢复太学，设博士，从各郡县学生中选拔优秀学生来京都太学学习，并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如规定太学学生两年学通一经（即一部儒家经典菱）者称弟子，不通一经者遣回；两年学通两经并考试合格者补文学掌故，不合格者可以补考，三年内学通三经者，提拔为高弟，可做太子舍人，考试不合格者也可补考；当舍人两年能学通四经者，提拔为郎中，不合格者可以补考；当郎中两年学通五经者，随才使用，不合格者也可补考。在这些政策的鼓舞下，许多人都愿意学习，并能努力学习，也出了一些人材。到青龙年间（233--237），魏太学生已多达一千多人。蜀汉也设有太学，置有博士，也招收了少量学生，涌现出一批学者。
三国时期谶纬学说虽已是一种没落学说，但仍有较大市场，仍被统治者普遍利用。曹操虽不一定相信谶纬，却首先带头利用这一学说。曹操迁都于许昌、受封魏公，都与利用谶纬学说有关系。谶书中有一句话，叫做“许昌气见于当途高”，当途高指宫门外的观阙，又名“象魏”；谶书《春秋玉版谶》上说道“代赤者魏公子”赤指汉的气运，即取代汉王朝的人应是魏公的儿子。曹操正是掌握了这些理论，才在迁都时选择许昌，才在受封时名魏，本人终生不称帝，心甘情愿地让儿子称帝。曹丕也大力利用这一学说。他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嗣位为魏王，三月便让部下汇报说在他的家乡谯县发现了黄龙，四月又让部下宣传说发现了白雉，八月又说在某地发现了凤凰……这些都是按谶纬理论在新帝产生前应出现的祥瑞之物。他在做了这些舆论准备后，于十月取代汉献帝，建魏国，称皇帝。刘备、孙权二人在称帝前也来了这一手，纷纷让部下大造舆论说发现了许多祥瑞之物。蜀汉还专门起用了精通谶纬学说的年轻学者谯周，让他在纬书中找了许多依据出来，大加宣传。同样，当时许多学者也利用卒纬学说来反对统治者。如蜀汉土著人张裕公开说：“罗在庚子，天子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寅犯之间当失之。”土著学者杜琼私下对人说：“古代属官的名称不称曹，士卒叫侍曹，此殆天意也”，公开表现出向往曹魏政权。谯周也在《仇国论》中公开预言蜀汉要被魏国灭亡。
三国时期，儒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大降，丧失了独尊地位，儒家观念受到普遍的、严峻的挑战，但儒家观念仍为相当一部分人所奉行。魏曹丕执政后，更重视儒学，并很快出现了“王学”、“郑学”两派。王肃官至侍中、太常，奉古文经学，是“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撰有《圣证论》、《孔子家语》等书，并对儒家各经典进行注释解说。东州大儒孔炎是郑学的主要代表。王肃因是司马炎岳父，得到司马氏集团的支持，其所著书籍列于学官，作为教材，成为考试的依据，故曹魏主要盛行古文经学。魏帝曹髦对司马氏不满，便支持郑学，并新自到太学与博士们辩论。可见当时儒家中的今古文之争，也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反映。蜀汉开设太学、设立博士后，反曹魏之道而行，提倡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所谓“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
玄学是三国时新兴的一门学科，在魏国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学术思潮。玄，出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当时许多学者为了逃避残酷的斗争，远离现实，深入研究《老子》、《庄子》、《易经》（合称三玄），以探讨宇宙的本源等等。玄学是早期代表人物为何晏、王弼。何晏在五十岁以前主要致力于玄学，著有《道德二论》、《无名论》、《论语集解》等书，后来因成为曹爽集团的主要人物，被司马懿杀害。王弼（226-249）著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论语释疑》等书，与何晏共同提倡“贵无论”，提出无＝道＝玄的基本理论，为玄学的开山之祖。其后，“竹林七贤”亦为玄学大师。其中，阮籍推崇老庄之学，用道家思想去解释儒家，主张名教与自然结合，又倡导“无君说”，抨击统治者，并进一步提出无君、无臣、才富、无贵的思想，猛烈攻击虚伪的礼教。嵇康也喜好老庄之学，他在《难自然好学论》等文中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主张建立一个“至德之世”，又提出宇宙本源为元气形神相结合、人的精神和形体相互依存等观点。司马氏执政期间，出现了“高人乐遗世，学者习虚玄”的社会风气，玄学发展更加快了速度。
人才学也是三国时期新兴的学科（在当时也视其为玄学的一个分支）。刘劭（字孔才）是一个通博的学者，历仕武、文、明三帝，著述多，其《人物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心理学专著和人才学专著。该书将人的品德、才能分为高低十二等，将人的性格也分为十二类，主张用“九征”（从神、精、勇怯、强弱、躁静、情色、仪态容言等方面观察）、“八观”、“五视”等方法去观察、分析人物。他的这一研究适应了当时的人物品评、清谈等社会风气。在对人才的讨论中，曹操及“建安七子”之一的徐，都主张“才性异”，即人的才能与品德、脾气分离，故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实行“九品中正制”后，曹操的用人政策和人才观点逐渐被抛弃。何晏提出圣人无喜怒哀乐的观点，宣扬贵族高人一等；钟会著有《四本庥》，对人的才性的同、异、离、合进行讨论，认为有才能的人一般也有好的气质、好的品质、好的脾气等，其裨也是宣扬门阀世族高人一等。
三国时期，佛教利用统治者与道教的矛盾，在战乱的间隙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佛教主要有两个中心，即洛阳和建业。建安时期，印度、西域都有僧人到洛阳，有的传经，有的译经，见于记载的有安世高与支谶等。魏明帝时期，佛教还在皇宫旁修建了寺庙。明帝为扩建宫中水池，撤除了寺庙。但外国和尚用一金盘装水，到殿前去做舍利投入水中便函有五色光起的表演，明帝又为他们在道东修建了寺庙建筑一百间。天竺僧人昙摩迦罗，在洛阳白马寺译出《僧祗戒心经》，又于嘉平二年（250）为众僧受戒，在我国开创了授戒度僧的佛教法度。在南方，佛教更为流行。曾依附徐州牧陶谦的丹阳人笮融，利用管理广陵、彭城水运之际，大建佛寺庙，殿内可容三千余人，又塑溜金铜像，以供朝拜，又以减低减免徭役等方法，招信徒五千余家，使其学经受道，并定期举行浴佛等仪式，届时多设酒饭，摆席于路，长达数十里，百姓前来参观就食的有上万人，影响甚大。孙权曾在武昌建佛寺昌乐院、宝宁院，又为康僧会（康居僧人）在建业修建建初寺。分清僧会在建业住了三十三年，翻译了大量佛学著作。西域月支僧人支谦，通六国语言，被孙权封为博士，在东吴译经三十余年，翻译了大量佛学著作。从资料看，蜀汉也建有寺庙。
道教在东汉末年进入了它创建后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期。当时道教主要有两大派，北方及东吴主要流行太平道，以张角、于吉等为首领；益州地区主要是“五斗米道”，以张鲁为首领。张角在河北一带传道，十余年间徒众达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并于中平元年（184）起义，虽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张鲁率徒众在混战中占据了汉中，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统治汉中近三十年。于吉因其徒众众多，被孙策杀掉。此外，传为辽东人（一说巴郡人）的帛和在关中等地创建了帛家道，该派重视行气、炼丹，在以后发展为道教金丹派。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后，道教处于第一个高潮后的回落期。其基本牲是与统治者关系不好，主要在民间发展。在道教内部，行气、炼丹等追求所谓长生不老诸法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国时期，在最为动乱的北方，文学却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尤以“建安文学”成就最大。主要代表人物“三曹”和“建安七子”，在继承汉人乐府诗方面成绩较大。在作品内容和艺术成就上，“建安风骨”普遍具有清、显、明、直、精、健的牲。曹操是建安文学的开拓者和主将，作品主要为诗，至今仍有二十首保留传世，基本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如《薤露》描写了何进谋诛宦官和董卓乱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蒿里》更进一步描写了战乱给社会、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丕在诗歌、词赋和文学理论方面都有较大的成绩，有学术著作《典论》。惜该书多已散佚，唯存《自叙》与《论文》两篇，后者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专文。曹丕的诗歌原有一百多首，现存约四十首，多写男女情爱、游子思归等，其《燕歌行》是我国现存文人作品中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曹植在建安文学中成绩最大，刘宋诗人谢灵运曾说：“若天下文人的才气共有一石，曹植一人便占去八斗。”这便是典故“才高八斗”的出处。曹植的作品保留至今的有诗八十余首、辞赋散文四十多篇。其“七步诗”、《杂诗》、《赠白马王彪》及《洛神赋》等，可为代表作。“建安七子”指：孔融（153--208），官至北海相、少府、大中大夫，后被曹操杀害，代表作有《杂诗》等；阮禹（？-212），官至司空军谋祭酒，以《驾出北郭门行》为代表作；王粲（177--217），官至丞相掾，在“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代表作有《七哀诗》、《登楼赋》等；陈琳（？-217），初投袁绍，曾经为袁绍写檄文讨伐曹操，降曹后被用为司空军谋祭酒，代表作为《饮马长城窟行》；刘桢（？-217），曾为丞相掾属吏，代表作有《赠从弟》等；徐干（170--217），官至军谋祭酒、五官中郎将文学，写有著作《中论》，在诗歌方面写有代表作《室思》；应？（？-217），官至五官中郎将文学，作品不传。蔡琰（字文姬），是建安时期杰出的女诗人。她的生活道路特别艰辛：幼因父罪流落他乡，出嫁后因夫亡回娘家寡居，又被匈奴掳去，嫁与左贤王十二年，生二子，后被曹操以金璧赎回……在文学方面，她的主要代表作是自叙体长诗《悲愤诗》。“竹林七贤”也有许多文学佳作，如嵇康的《幽愤诗》、阮籍的《咏怀诗》等。诸葛亮的《出师表》是三国时期的散文佳作，表明心迹，劝勉刘禅，情真决切，感人肺腑
三国时期，史学方面的著述也不少。东吴谢承著有《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是系统记载东汉历史的大型史学专著。曹魏人鱼豢有《魏略》，五十卷，含《中外官志》和《五行志》等，是主要记载魏国历史的专著，他还著有《典略》三十卷，也主要是记载三国历史和典章制度的专著。东吴韦曜撰有《吴书》。蜀汉谯周著有《后汉记》，是全面记述东汉历史、典章的一部大型史学专著，已知有礼仪、祭祀、天文、五行、舆服诸志的专篇，该书为晋人司马彪撰《续汉书》提供了大量借鉴资料。谯周的《古史考》，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史记》的专著，也是我国的第一部考据性著作。该书在唐宋时期与《史记》并行，影响很大。以上诸书早已亡佚，有一些有后人的辑本留传下来。在地方史方面，谯周撰有《蜀本记》、《巴蜀异物志》、《益州志》、《三巴记》，从不同角度记述了西南地区的历史、传说、风土人情、区域特产等，是研究古代西南地区的重要资料。曹丕时还集中一批学者，编修了我国的第一部大型类书《皇览》，该书一千多卷，至梁时存六百八十卷。魏明帝时已设著作郎，兼写皇帝的起居注。这种重视资料的习俗为后世所承。
三国朝廷皆设有图书管理机构，有专吏管理图书。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专门的图书目录著作。曹魏秘书郎郑默，在主管朝廷图书工作期间，用多年时间编写出一部目录性著作《中经簿》，对魏朝廷收藏的图书进行了系统的编目分类。曹魏张揖撰有《广雅》，是文字学方面的大型著作，收一万八千一百五十字，该书到隋代又改名《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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