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方略治国篇
二、强国富民方略
汉朝经历数百年的发展形成大大小小的地方豪强。到了东汉末年，朝廷昏暗，玩弄朝政，上行下效，据记载：
豪强拥有私人队伍，到处筑起堡垒，实行武装割据（朝廷不管），他们住着接连数百栋的大宅院，占有大片的良田，牲畜成群，有成千上万的奴婢和徒附（半农奴），而且还养了宾客、刺客和敢死士，穷人被迫服从役使，冤枉也不敢申诉，因为申诉只有危险而没有好处。另外当时虚伪游手比农民还多，虚伪游手之所以多，是因为为富贵人提供淫侈之物可以牟利。而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这样的社会结构是严重失调的，所以农民是被压迫到了极点。
（一）政治变革
刘备集团入蜀，面临的是一个“风气败坏，朝政荒废，刑法不肃，地方豪强专横跋扈，并且还凌驾于君主之上”的政治环境。法正认为应该实行宽松政策，所谓宽松说到底是在原来的秩序和利益分配上更为宽松，施以更大的恩惠，这样就可以得到豪强势力的支持，从而使政权稳定。虽然这不失为一个简便的方法，比较容易平稳度过。不过法正的这种观点是不适合的，甚至可以说是助纣为虐。作为早就诊断了天下弊病的诸葛亮予以了否决，表示要严厉以治，实施“重法”。
历史上但凡变革，都必然会受到原有旧势力的阻碍，因为新法改变了原来的秩序，必然侵害到某些势力的利益。如果变革者没有非一般的魄力，断然是难以执行下去。诸葛亮也一样，还受到了不少争议，比如郭冲说“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可事实真如此吗？另外记载，“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世”，估计是诸葛亮实施新法受到了一些势力的抵制，这大概是所谓“刑法峻急”而造成的纷乱吧。下面看看究竟是哪部分势力会阻碍新法呢？诸葛亮的新法是根据上面所说的社会弊病而制定出来，所以可以排除农民，分析一下不外乎是以下这几类势力：
1、地方豪强：他们不仅拥有财势，还有武装力量，长期以来都是目中无人和骄横，对于新政权本来就不屑了，而现在又面对损害他们利益的新法，必然会联合起来反抗；
2、地主和商贾：他们拥有不尽的财富，新法突然断了他们的财路，自然也不肯让步；
3、山寇盗贼：此时正是政权更迭而未立足之际，可以顺便作乱和抢劫；
4、唆众分子：刘备集团的敌对分子，挑拨无辜民众，聚众闹事；
面对这么纷乱的局面，诸葛亮的对策是坚决的以军事力量予以痛击，毫不手软，用了七天时间终于给平息了下去。诸葛亮的“威之以法”终于奏效，豪强地主阶级也终于威服了。接下来说说诸葛亮是怎样把他的政策给贯彻下去的：
1、“科教严明”：诸葛亮制订了蜀科作为一国的法度，同时还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进行吏治，也就是官吏和民进行同时治理，杜绝了历史上借以抑制豪强而横行的“酷吏”现象。在实施之前，诸葛亮也务必做到反复宣传，使大家都明法，避免违法犯禁。
2、“赏罚必信，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绝对讲信义，只要有善举的，不管事情大小，都会予以奖赏，即使是仇人也是；只要有丝毫怠慢法度的人，即使是亲人也会受到惩罚，所谓“法行则知恩”，这样大家都知道感恩了。
3、“抚百姓，示仪轨”：实行仁爱政策，安抚百姓，示之以文明礼仪；
4、“约官职，从权制”：按照权制规定，不随便封官，所谓“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从而革除了刘璋滥封官导致为官者不知荣的现象（灵帝卖官，官职就更不值钱）。
5、“开诚心，布公道”：构造坦诚的社会风气，祛除浮夸之风，布正义之道。
6、“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只要能改过自新，即使犯了重罪也会释放，这体现了诸葛亮的教化思想。
7、“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对于虚伪游手，即使是很轻的也必戮。我们知道在农业社会里，农业是本，如果社会上出现大量这种不务实的人，不但影响社会风气，而且还会影响社会生产效用，所以诸葛亮严厉杜绝，要构造人人劳作的文化。
8、“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这是诸葛亮的治实精神，一切围绕事物的本性，力求精练。
诸葛亮之所以能把上面的措施执行到位，关键在于有制度可循和做到坚决贯彻这个制度。私以为诸葛亮应该制定了非常有效的监督制度。我们知道商君为把散慢的农民组织起来，非常残酷的推行“连坐法”，五家为伍，二伍为什，对民进行极端强制。诸葛亮在《论诸子》里指出：“商鞅长於理法，不可以从教化”，很显然诸葛亮的政治手腕与商君是有本质区别的，诸葛亮虽然“重法”，但绝不极端，他充满了儒家仁义教化的政治思想，“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正所谓内法外儒，集霸道王道大成。
诸葛亮推行新法是成功的，达到了显著的成效，“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并且“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新政权带来了社会的稳定，为乱十户有八的现象不存在了，全民一片辛勤劳动的气象，生活蒸蒸日上，老百姓自然感怀和敬爱这位“铁腕而又仁义”的诸葛丞相；旧势力集团威服于诸葛亮的铁腕风格，同时也被诸葛亮的人格魅力所征服，当然新法也会保护这些旧势力的合法权益，所以全国基本都真心支持这个带来新生力的新政权。
二）富国富民政策
其时刘备集团刚入蜀，除了面临腐败的政治环境外，还面临着国库空虚的困境。蜀汉有位叫刘巴的经济学家，诸葛亮从荆州到益州可谓屡费周章，费尽口舌最终说服为蜀汉效命。这位经济学家提出，“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巿。”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铸蜀币五铢钱，向民间借贷，其时就是“借鸡生蛋，然后蛋生鸡”的循环，但要推行这个经济政策，是有很大难度的。首先要依赖于信用，信用度不够，民间根本不敢用你蜀汉的钱；其次政权也要有足够的生命力，如果你灭亡了，那么钱也就泡汤了；最后朝政要能够平诸物价，否则百姓的钱就等于被国家吞掉。当然在诸葛亮高效的行政能力之下，是成功的推行了，另外据考证，从武汉出土的的考古遗物中，发现大量的蜀币汉五铢钱，而地理位置则相对于东吴所统治的荆州，可见东吴有百姓是信用蜀币的。下面说说诸葛亮怎样因地制宜，因情而治的发挥最大效用来发展经济：
1、“劝农”方针：
我们知道蜀汉资源贫乏，土地清弱，国小民寡，不像中原那样占尽了先天地利优势。中原在南北朝之前一直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虽然战乱时被破坏严重，但整体的基础条件和优势还是最优的。在农业社会里，自然是要重农的，曹操推行了国家式的“屯田制”，其时屯田官和佃户的关系与一般地主和徒附（半农奴）的关系没有区别，最多是相对宽松一点点。这个举措对受到破坏极重的中原起到了积极的恢复作用，但这只是权宜之策，局限性很大，因为这是强制性分配的奖赏制度，说白了本质上还是与地主和徒附是一样的，到后来被剥削者穷困不堪，无法为继，剥削者也无法再压榨，后来司马昭干脆就废除了这个“屯田制”。
再看诸葛亮，“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可见，诸葛亮的农本方针是“劝农”。“劝农”的优越性在于可以充分发挥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多劳多得，实行“不夺民时，不尽民财”的双赢政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诸葛亮的“民本”思想。学术界称赞诸葛亮的“劝农”思想之所以比曹操的“重农”思想精确和效益高，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根源吧。诸葛亮在执行“劝农”的方针时，是有很多的激励措施，百姓只会有动力，而不会感到有压力。当然诸葛亮北伐之时也进行国家式的“军屯”，但是这与“屯田制”完全不是一回事。诸葛亮在驻汉中时，自然是不会放着大批精壮的劳力不用，所以动用军队参加农业生产，有空闲时就屯田和殖副业，使得粮食生产及副业都兴旺。
诸葛亮兴修水利的力度是很大的，专设了堰官，开以后历代设专职水利官员管理都江堰之先河。当年诸葛亮用于清淤维护的石标尺，直到80年代才被原样仿制的钢标尺替换。而诸葛亮立下的维护法规，一直被原样执行。
2、其它的工商业：
蜀汉贫地，仅依赖发展农业是远远不足的，所以恢复盐铁官卖是势在必行，一来可以削弱豪强之利，二来可以增加国家收入。另外对于闻名遐迩的蜀锦给予了极大的鼓励措施，蜀锦是一种高利润的外销商品，当时都供不应求，单位生产效益比其它的任何商品都要高。大力促进蜀锦外销可以增加国民收入，换取本国的稀缺资源，从而达到资源最有效的配置。
3、搞基础建设，发明科技以提高生产效益：
诸葛亮大量的修建馆舍、桥梁、道路等非急务的工程，这在同时代里不为人所理解。在战乱时期，其实百姓连吃都成问题，全民搞粮食生产都来不及，而诸葛亮却还有余力去搞设计、搞建筑什么的，这不是浪费民力是什么呢？孰不知这是诸葛亮的高明，基建搞好了，百姓容易来往通商，可以带动经济的繁荣，这虽然不是什么近利，但它的收益却是潜在和长远的，另外这还属于利民的民生工程呢，无怪乎东吴荆州的百姓都信用蜀币了。
另外诸葛亮重视生产技术革新，从而提高生产效益。诸葛亮随时随地的革新（真是有天份），比如木牛流马、连弩、搭桥枪、蒲元神刀、五折刚铠、孔明锁、九连环、改善了制锦工艺、梯田等等。总之，“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
（三）少数民族政策
诸葛亮对于夷越采取“抚”的方针，提出“夷汉分治”“助其发展”的两项策略。基本措施是：
1、重新细化行政区域，把四郡改为七郡，加强了蜀汉的中央集权；
2、削弱大姓和夷帅，并广收忠于蜀汉政权的俊杰，把有威望调到成都任职（比如孟获），也把一些留任南中各郡，以达到收纳民心的效果；
3、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帮助其发展。只要夷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么就能够提高夷民对蜀汉政权的向心力，然后也不容易被有居心和试图割据的豪强和山寇所利用；
4、提出“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其时不是完全不留兵，负责南中事务的有马忠、张嶷和李恢，随时应变南中变化。比如诸葛亮刚返回成都，就有不服气的豪强想再次伺机割据，被李恢大破，李恢缴获了大量的金银耕牛战马以充国库，而李恢所用的军资都是南中豪强的。
民族融合并不是可以一促而就的，诸葛亮提出了好的方针政策，但是必须长远的贯彻才行，毕竟民族文化差异性大。诸葛亮也非常务实的提出“纲纪粗定，夷汉粗安”的基本目标。其实诸葛亮的这个政策短期内已经取得很显著的成效，诸葛亮生前虽然发生一两次不服气的豪强或盗贼作了小乱，但是蜀汉后方基本上是稳定的，夷民的心是向着蜀汉政权的。
（四）稳定的政治架构
政治架构关系到政权的稳定性，政略的实施需要这个国家机构去推行，推行的好坏关系到政策结果的好坏。刘备集团入蜀后，就按照名望、才能和势力构建了政治架构。综观蜀汉从建国到灭亡，中央集权都是稳定的，即便是昏弱的阿斗后期，政权都是牢握在手，而且蜀汉也从没有发生过升级到表面化的权力斗争，实属难得。
诸葛亮说到，“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可见治国的根本在于举贤，而举了贤才可以使国家安定，并指出历史从来没有说得到贤才会令国家危急的。
1、要善举才：
“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诸葛亮指出选举人才要善于从隐处发现。
比如蒋琬非百里之才，任小职而失职，刘备怒而戮，诸葛亮求情，刘备雅敬亮，乃不加罪。还有庞统和刘巴，他们都是差点跟蜀汉擦肩而过的人才。
2、察人用人：
诸葛亮提出知人性之道：“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比如杨洪，刘备急书诸葛亮发兵，诸葛亮就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诸葛亮认为他挺有见识，正合自己意，于是提拔暂领法正的蜀郡太守之职，之后表现非常出色，便改为正职。这就是诸葛亮“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提拔上来的，同时也可以反映诸葛亮虚心纳谏、集思广益的作风。
关于马谡好议军计，诸葛亮很是欣赏，打算给予实践的机会，孰不知马谡会违亮节度，这是诸葛亮有生以来的一次失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3、作政治思想工作：
比如关羽对马超的人事安排有疑问，写信问中央的诸葛亮，诸葛亮很巧妙的回了信，立即使关羽释然，关羽还兴奋的拿着诸葛亮的信到处示人。这封信能有这么大的份量可以看出，关羽及其周边的官员都是很敬重诸葛亮的。
还有张飞敬慕刘巴，但刘巴却看不起他，结果受了气，诸葛亮而后到刘巴那儿为张飞说好话。另外诸葛亮写过信调解了张裔对杨洪的误解，知道了杨洪的大公无私，同时也调解张裔与他下属的矛盾。只有魏延杨仪这一对水火不容，但诸葛亮生前都尽其才，逝世前出于大局作了最妥当的安排，察人是精准的。
4、危害社稷的予以合理的处理：
比如廖立自以为才名只在诸葛亮之下，不料确在李严等诸人之下，甚为不满，于是把满朝文武包括刘备都批个遍，这在军队里可以说是扰乱军心，诸葛亮把它流放。
李严多次把个人私欲凌驾于国利之上，最后失节，诸葛亮把他贬为庶民。但是诸葛亮属于只要知错而能改之的，还是会重用，不料诸葛亮病逝，他们也就没机会，且面对鞠躬尽瘁的诸葛亮，也未免心有惭愧。
“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
5、兴办教育：
诸葛亮注重国民素质教育和培养人才，说诸葛亮没有培养人才那是很冤的，说诸葛亮没有培养阿斗也就更说不过去。刘备病危期，诸葛亮住在白帝，百忙之中奋笔疾书，抄写10万余字的申、管、六韬等帝王必修课寄给阿斗（诸葛亮是因材施教的，估计里面有批注），然后在《出师表》劝谏“亲贤臣，远小人”“不宜妄自菲薄”“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另外在《临终遗表》里也是寄予期望，“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於先君，布仁心於寰宇，提拔隐逸，以进贤良，屏黜奸谗，以厚风俗。”
诸葛亮生前留给蜀汉的人才，北有王平，南有马忠、张嶷和李恢，东有邓芝，中央有蒋琬等，将有姜维，他们对蜀汉都各尽其才，终生尽忠尽职，诸葛亮都没有看漏眼。在诸葛亮提拔的国家栋梁逝世之后，由于阿斗昏暗，德政不举，人才失缺，以致蜀汉衰弱，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违背了“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和“举贤求安”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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