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元帝司马睿堪称史上最弱势的开国君主 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卑微皇帝 司马睿也曾为东晋的振兴作出努力 为何最后振兴皇权失败?
公元317年，在晋朝宗室与南北大族拥戴下，西晋皇族司马睿即位为晋王，建立东晋，史称晋元帝，开启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司马睿也曾为东晋的振兴作出努力，晋元帝司马睿为何振兴皇权失败?
众所周知，说出"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司马衷就是个痴傻皇帝，连比刘禅都比不上，朝政大权更是悉数由皇后贾南风掌控。就是这对无能夫妇，败光了西晋王朝的祖宗基业，使其迅速灭亡，还将整个中华大地带入了数百年的黑暗之中。在西晋王族内乱时期，司马睿一直隐忍，不断积蓄实力，直到永兴二年才在司马越的威逼下入局争权。之后司马睿任平东将军、都徐州军，留守下邳，王导和司马睿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在王导、王敦簇拥下的“上巳出游”，使得司马睿获得了空前的声望，为司马睿日后在江南称帝延续晋朝奠定了舆论的基础。但司马睿或许不会想到，他建立的东晋，包括他自己都将永远无法离开这种“簇拥”，永远无法离开类似王氏家族的士族门阀对其皇权的影响。
东晋的建立是西晋王朝的延续，使得汉人还能确保东南半壁来获得喘息。但东晋从建立之日起，就需要面对西晋时遗留下来的众多历史问题。可以说，东晋建国就面临着极其严峻的生存危机，稍有不慎就会使东晋王朝瞬间崩溃。
1、五胡威胁、起义围困
东晋建国时中原的广阔土地已经沦陷于“五胡”，众多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纷纷割据一方、互相攻伐。不仅给中原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还在外部对东晋产生了巨大的军事威胁。东晋只能依靠长江、淮河建立防线。而长江防线也不坚固，位于长江上流的由农民起义建立的成汉政权割据巴蜀，随时可以顺流而下。西北地区由西晋旧臣张轨建立前凉虽然奉晋为正统，但远隔山水，无法对东晋进行有效的军事支援。总之，东晋面临长江、淮河一线上来自于外族、农民起义等全面包围的军事威胁。
2、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是由士族门阀共同扶持而建立起来的王朝，先天性的对士族门阀产生依赖。司马睿继位后要邀请王导“共坐御座”，王导和其族兄王敦掌握中央政治和地方军事各种权力。时人皆称“王与马，共天下”。王氏尚在司马氏之前。无论是从北方迁居而来的侨姓大族还是原本居住南方的吴姓大族，都牢牢占据着朝廷的主要官位。另外从北方而来的大量躲避战乱的流民，也造成了东晋整体经济的混乱和社会的不稳定。东晋的军队也是由士族门阀的私人部队以及家族招募组成的。
东晋建国时的施政情况
针对于严峻的内外部环境，晋元帝司马睿曾经向王导请教过统治策略，王导总结西晋的经验教训后提出“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执政方针，就是希望元帝能采纳道家黄老学说，学习西汉初年的统治策略来稳定江南半壁。这其实也暗含着让元帝放弃某些权力、接受士族门阀在政治上影响力的含义。随后王导又建议元帝实行“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无绥新旧”的策略，就是建议元帝团结士族内部，恢复人民的生产发展、休养生息，安抚从北方南迁而来的流民。
元帝采用了王导的建议后，对世家大族给予了政治、经济方面的优待，减轻农民的赋役，并对流民采取“侨置”政策进行安置。侨置就是将流民安置在地方，给予一定的经济政策恢复生产，但户籍仍按故乡计算。负责治理侨置的官员也由北方南迁的士族担任，实际上就是地方行政的双轨制。通过上述的政策手段，东晋达到了“荆扬晏安、户口殷实”，基本稳定了国家局势。
虽然东晋的统治得到了稳定，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侨置”的措施稳定了流民，使他们参与到社会生产之中，可侨民享受经济上的政策，不用向东晋缴纳赋税;而负责治理他们的侨姓士族也趁机隐瞒户口，私设田纳，将侨置流民变为自己的私人部曲和佃农，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士族也因为门阀政治而在内部产生了矛盾，侨姓大族内部争夺中央权力，南北士族争夺地方权力，士族与寒门的矛盾。最重要的是，皇族与士族之间就统治权所属爆发的矛盾。
东晋的统治是在士族门阀支持的基础上建立的，但是晋元帝却发现自己根本无力对士族门阀，尤其是侨姓士族进行任何约束。通过对于士族的政治和经济上特权的肯定使得士族拥有了极大的政治、经济基础。他们占据国家的土地，招募私人部队，自行组织人民进行生产，相当于在东晋内部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国家。侨姓士族在朝政和军事上的大权独揽更使得晋元帝如芒在背、寝食难安，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命令只能“布于宫禁之内”。为了夺回军政大权，晋元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改道家为法家
从秦二世而亡之后，法家学说名义上已经被放弃了五百余年。历代统治者大多是“外儒内法”，仅使用法家学说的一些具体手段用来“统御群下”。晋元帝却公开宣称要以“申韩之法救世”，甚至将《韩非子》赐予太子，希望后继君主能延续自己的法家执政方针。法家思想是最强调国家的君主集权专政的，晋元帝更改王导劝谏使用的道家思想(即放权)为法家思想，无疑是要通过法家进行君主集权，将统治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利用这次转变作为政治上的舆论宣传。
2、整顿吏治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会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而对吏治进行政治。晋元帝采用申韩之法，自然深明其中道理。因为当时的官员大多是由士族门阀成员组成的，所以用整顿吏治的借口对官员系统进行重新洗牌，就是对士族门阀的政治势力进行打击。通过对这些官员具体施政的考核和行政具体事务时的清廉标准，客观上也对自西晋以来“士风浮华、吏治不振”的情况起到了一定抑制作用。更为后来晋元帝在一些关键位置的官职任命提供了有利机会。
3、行政系统中心的人事调整
原本晋元帝对王导是言听计从并委以重权，但为了重振皇权，他先后任命刁协、刘隗、戴渊、荀组等人执政大权。一方面这些人家族势力较小，对皇权比较顺服;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这些人挑拨士族，尤其是侨姓士族内部的关系，造成士族内斗的局面，方便晋元帝从中取利。他还利用各种机会造成侨姓士族与江南本土吴姓士族对立的形势，在两种政治势力尽量保持平衡，以便加强皇权。
4、确立给客制度与清查户籍、调查人口
晋元帝在位期间确立了对于士族门阀在经济上十分优渥的给客制度，规定了官员依照品阶高低而享受的荫客数量，从最多的四十户到最少的五户。相对比西晋时有所增加。但晋元帝深谙法家精髓，对权术的运用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十分明白欲先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虽然从表面上看对于士族给予了更多数量的荫客，但实际上当时的士族所掌握的私人部曲和佃农、侨户都远远超过了这些数字。给客制度实际上就是对他们的荫客实行部分承认，超过的数量则将被收回。
为了掌握真实的人口数量和士族实际控制的人口数字，晋元帝先后数次下令清查户籍和调查人口，将之前士族隐瞒不报的人口数量收回，安置在国家控制的土地进行生产。这样既可以增加国家的赋税又可以提供兵源。之后东晋及南朝多次进行的“土断”，实际上就是受晋元帝的启发而实行的。
5、控制军权
无论是出于限制士族特别是驻守荆州的王敦手中的军权还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晋元帝都需要控制军权。晋元帝先是任用宗室司马承担任湘州刺史，在王敦的南方安排直属于皇权的势力。其后又安排亲信戴渊、刘隗在淮南等地驻守，借以拱卫建康。还拉拢地方上的实权人物甘卓，因为甘卓的驻地在襄阳，正好与司马承一起对王敦形成夹击之势。
荆州刺史王敦在王导被晋元帝疏远之后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士族的第一领袖，当时天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官员都是出自王氏家族或是被王氏家族的成员所任命的，“时王氏强盛，有专天下之志”。当王敦感到晋元帝对其有针对性的削弱时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公元三二二年，王敦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这是士族直接同皇权进行的军事斗争。
战争一开始王敦十分忌惮被南北夹击，于是试图拉拢北方的甘卓。失败后又使用缓兵之计拖住了甘卓。在将司马承包围于长沙之后顺江而下，直扑建康城。晋元帝布置在建康附近拱卫的军队相继战败，刁协、戴渊相继被杀，刘隗逃亡北方。建康城被王敦攻占，晋元帝被王敦所控制。晋元帝之前所做的加强皇权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王敦在自领丞相后回到荆州遥控朝政，司马睿也在当年年底忧愤而亡。
首先晋元帝为人较为优柔寡断，在王敦叛乱之初曾有人建议将当时留在建康的王氏众臣及党羽一网打尽，但晋元帝顾念王导的辅佐之情没有实行，导致王廙回归王敦军中。建康军事布置毫无秘密可言。军事上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其次晋元帝个人才能并不卓著，他成为东晋开国之君实则是机缘巧合和王导的辅佐。在振兴皇权的过程中虽然有条不紊但大多所任非人。刁协、刘隗、戴渊、司马承等人或许对其忠心不二，但个人才具都极其有限，特别是军事上的才能更是无法和王敦相比，造成了军事上的失败。
再次晋元帝在具体实施振兴皇权的过程中操之过急，在没有掌握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过早的暴露了自己的意图。不仅引起王敦的警觉，也引起了其他士族的共同反感。导致同为士族出身的甘卓在王敦起兵之初进行观望，其他的士族也大多首鼠两端，没有集中起所有的政治、军事力量。
最后晋元帝在具体策略上选择失误。当时北方中原地区因为游牧民族政权的残暴产生了众多反抗力量，这些起义军大多都向东晋投诚，有献纳之意。当时晋元帝完全可以组织北伐，或在北伐中壮大自己的力量，或用王敦借以消耗和架空他军事实力。但晋元帝仅将这些起义军当做抵挡“胡骑”的挡箭牌，丝毫没有发挥出他们的真正价值。
晋元帝也不是丝毫没有收获。他振兴皇权的努力和部分成果被之后的晋明帝司马绍所继承。晋明帝拉拢了王氏家族的部分成员，得知了王敦的篡位计划将其击败。之后又扶持吴姓大族制衡侨姓大族。实行土断扩充国家实力。多次组织军队北伐。如果不是晋明帝过早去世，振兴皇权很可能已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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