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域面积最大的元朝，统治真的是残忍无比吗？
在我国历史上说到疆域面积最大的王朝，大家都会想到元朝，然而在诸多的武侠文学中关于它的统治都是残忍无比的描述，那么真实的历史上真是如此吗?今天就由小编来说说。
元朝疆域东起日本海、南抵南海、西至天山、北包贝加尔湖，元史称“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时不及也”。
全国划分为由中书省所直辖的京畿地区(即河北、山东、山西及漠南部分地区)，由宣政院(初名总制院)所管辖的吐蕃地区，以及十个行中书省，分别为岭北行省、辽阳行省、甘肃行省、陕西行省、河南江北行省、湖广行省、四川行省、云南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
元朝(1271年—1368年)，对外称元、大元、元国、元代、蒙元。由蒙古族建立，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定都大都(今北京)，传五世十一帝，历时九十八年。
从它的疆域中可以看出这个朝代军事力量的强大，然而许多人对于它的影响大多都是负面，那么这是为何呢?
元朝不是汉人王朝，在进入中原后，没有像过往的鲜卑、契丹、女真一样主动汉化，而是坚持蒙古化，这对于他们统治中原是极为不利的。
一个首要问题就是语言问题，大部分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都会尝试学习汉语和儒家经典。
比如在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孝文帝改革后，甚至将鲜卑族姓，统一改为汉姓，拓跋氏改为元氏;建立辽国的耶律阿保机，曾经给自己取名耶律亿;同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也给自己改名完颜景，同时给自己的弟弟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取名完颜晟。
元朝入主中原后，丝毫未见类似行动。影视剧中的赵敏并不是她的真名，她真名应该叫孛尔只斤·敏敏帖木尔。元朝皇室以及其他蒙古贵族由于没有选择汉族的姓名，导致人们记忆起来很麻烦，甚至记不住。
同时，蒙古人大量保留着塞外的政治传统，没有向汉化的方向发展。
辽圣宗在与宋真宗的信件中说到：“吾修文武礼，彬彬不亚于中华”;女真建立的金国也一样，金章宗已经丝毫没有自己祖先那种悍勇的气息，倒是痴迷于学习宋徽宗的瘦金体，他的填词风格也推崇李后主。(好的不学，能不亡国吗?)
元朝帝王，热衷于学习汉文化的几乎没有，“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忽必烈就曾发出疑问：“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元朝统治者根本就不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高雅，诗词歌赋、仁义道德看起来没有快马弯刀实用，但却可以增强民族的认同感。
汉族王朝在很久以前的西周，就确认了嫡长子继承制度，由于这个继承人的素质不能得到完全保证，与之相配套，中原王朝确立了一整套选拔人才的制度，如科举制度。
这项制度几乎可以囊括全天下所有的精英，扩大了统治基础，让他们辅助君王治理天下，有利于维护王朝的稳定。
早在成吉思汗死后，蒙古上层就发生了汗位的争夺，成吉思汗选择了窝阔台作为接班人，但草原上一直有一个“幼子守灶”的传统，窝阔台对于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很是忌惮。
窝阔台先是在对金国的战争中对拖累落井下石，后来干脆毒死了拖雷。
蒙哥阵亡后，蒙古帝国的汗位争夺更加白热，忽必烈、阿里不哥、旭烈兀都具备争夺汗位的资格，最后结果是忽必烈胜出。
由于元朝没有学习中原王朝的选拔机制，所以元朝的宫廷政变非常频繁。这就影响到了元朝的稳定性，使得元朝的统治者忙于稳固自己地位，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揣摩治国之道，更别说如何将自己的意志更好得贯彻到民众中间。
相应的，民众对元朝陌生也就不奇怪了。
元朝还废除了科举制，导致大批的汉人知识分子进入不了朝堂，元朝统治者本身又不重视文教，所以就无法记录当时的史实。
文献资料的缺乏，直接导致了我们对元朝的陌生。
其次，元朝的文武并举结束了自唐亡以来多个政权并立的局面;最后，他虽然体量庞大，但享国不到百年，这同汉唐等王朝之国祚相比要短很多。
所以，自元亡后，当不少人总结元亡的教训时，总会刻意突出他的少数民族色彩，同时进而得出其暴虐的结论，这无异于是把少数民族政权与暴虐画了等号。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存在一定片面性的，所以有必要作一具体探讨。
有不少人认为，元朝统治者杀人太多，而且对汉人打压甚重，为了佐证这种论断，除举出元时的“四等人制”外，不少人还举出了元顺帝时期，元臣伯颜建议过要杀尽汉人中的“五大姓”，借以强化中央对帝国的统治的例子来强化这种观点。我们不妨对这些观点来作一番分析。
首先，蒙古军队在南下灭金与灭宋之役中，确实屠戮了大量的平民(不止是当时的汉人、还有女真人等)，但是我们应看到的是，在对平民的戕害中，不仅嗜杀的蒙古军队罪责难逃，不少地方实力派也趁火打劫，参与到了这样一种勾当中，例如曾割据山东地区的汉人军阀李壇便是如此。所以将平民伤亡一概归之于蒙古军队头上也不尽然。这是其一。
其二，随着战事的发展，蒙古人上层也在作出相应的改变，这种改变在忽必烈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例如，忽必烈在执掌华北地区时，便约束军队的纪律，禁止对平民进行骚扰。其后，为了恢复因战争被破坏的地方经济，他又选派一些汉人文臣来主持地方大局。这些文臣到达乡里后，同当地乡绅积极沟通，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努力招徕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平民(配发农具)来垦殖荒地，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农民们也有多余的粮食可交，这些自然让忽必烈对文臣好感倍增。
在忽必烈远征大理(今云南地区)与进军长江中下游地区时，儒臣们也在他的左右积极进谏，希望其能改变蒙古军队之前嗜杀的风气。忽必烈也听从了，例如前任蒙古大汗蒙哥在围攻宋军据守的襄阳城时久攻不克又被宋军射伤，最后医治无效而死。在临死前，蒙哥发誓要血洗该城。
可当后来忽必烈接受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时，忽必烈却禁止部下对襄阳大开杀戒。这其中或许有吕文焕之前的献城条件在发挥作用，但更应看到，忽必烈等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已意识到了一味的杀戮百害而无一利。而为了减小抵抗的阻力并达到临御天下的目的，他们必须去努力做出改变，“祖宗不足法”，忽必烈对此想必会有更深的体悟吧。因此，一味的指责元朝暴虐是不符于历史之事实的。
这时又有人提出，“四等人”制难道不能作为元朝统治者压制汉人的有效例证吗?首先，元朝并没有“四等人”制的明确提法。元朝在司法等方面偏袒蒙古人与色目人不假，可是将之总结为“四等人”制未免有囫囵吞枣之感。而仅凭这一点断言元朝暴虐也是不合乎逻辑的。
其三，元朝的统治虽然是建立在蒙古军队的征伐之上的，可是在灭宋战争后，大部分蒙古本部军队却收缩到了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下游一带，而剩余地区则是以汉人武装占优势的。在对地方的治理上，元朝虽派有蒙古人担任的掌印官(即“达鲁花赤”)。
可我们也应看到，现官不如现管，蒙古人虽是掌印官，可是抛开总管由汉人担任不说，胥吏等一系列负责政策执行的职位却是掌握在地方实力派手中的(这些地方实力派通过“村社”自觉的组织起来)。组织学家马奇曾言，执行是政策的延续，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执行者必然根据环境等客观条件的局限，而把自己的理解倾注于其中。所以无论“达鲁花赤”有怎样不近人情的政策提法，他们的意志必然会因为这个系统的存在而有所削弱。所以对于元朝统治之暴虐的分析，不仅要看当时具体的历史实情，更要关注其中的细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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