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的悲哀，拼命复兴满族文化，族人却连满文都不会
中国之所以能历经几千年长盛不衰，是因为中华文化有着极为强大的包容性，华夏民族也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一点，被汉化的满清有着很深刻的认识。
满族入关前是一个以渔猎为主，兼事农耕的游牧民族，骁勇善战，崇尚骑射，文化相对落后。入关后，通过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长期交往，特别是与汉族人民的频繁往来，以及生活环境和地理条件的变化，以草原民族为基本特征的满族人民逐渐放弃了某些原有的民族习性，开始了向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进行“汉化”的过程。
道光不懂得历史的演进过程，但却知道，到了他这个时代，八旗子弟们游手好闲，吃喝玩乐，骄奢浮逸，八旗制度也早已名存实亡。不识时务的道光帝却仍然幻想着两百年前的满族雄风，希望借满语骑射来维持满族的民族凝聚力量和昔日赫赫武功。
清入关统一全国后。建立了一套八旗驻防制度，即将人数有限的八旗军队，分别派驻各军事要地，实行政治和军事控制政策。长期以来，这些驻防人员早已和当地为数众多的汉人打成一片，特殊的生活习惯大都不复存在。
道光七年(1827年)时，道光帝收到广州将军递上的一道奏折，这份奏折讲的是满营官吏甄别的事，按照清廷规定，本应用满族文字(清文)书写上奏，但庆保不知是忽视了这条，还是一时找不到会写满文的人，总之是用汉字书写的。道光帝览奏，大为不满，批示道：广州驻队官兵，总数不下五千余人，难道没有一个会写满文的人吗？庆保等将按例应用满文书写的折子，竟用汉字书写，实在可恨!他命将广东方面的庆保、巴杭阿、花沙布等传旨申饬，各省将军、副统等应将所属满洲官兵教以满语、骑射，不得染上汉人习气，将满洲旧业废弛。
满族八旗子弟的文化水准，从整体上说，比汉族要低，通过正常的科举渠道进入官场，难度颇大。为保证八旗子弟能有更多的机会登进入仕。清政府在科举考试定立科目之外，又增加了翻译科目，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的子弟提供了录取的方便之门。尽管如此，仍然于事无补，认真学习满语的人仍为数寥寥。
乾隆年间时举行翻译乡试，其时满八旗参加考试者约有五、六百人，蒙八旗参加考试者也有五、六十人。但是，到了道光八年，情况大不如前，在九月举行的一次翻译乡试中，应考满语翻译者仅一百三十余人，应考蒙占翻译者仅有二十余人。不仅应考人数与乾隆年间相比，相差悬殊，考生质量也大大下降。道光八年(1828年)被录的考生，按说应是满文优秀者，其实不然。已被初试取中的翻译举子八名，在复试中，文理欠通、错误严重的就有四名，只能令其落榜，仅取四名。至于其他初试未中者，满语水平更是不难想象。
（清代北京城八旗方位图。八旗兵分为经营和驻防两类，京营是守卫京师的八旗军总称，由郎卫和兵卫组成。侍卫皇室的人，称郎卫，且必须是出身镶黄、正黄、正白上三旗的人，如紫禁城内武门，东西华门、神武门由上三旗守卫。）
不仅八旗子弟如此，就是那些已经混进官场，为官多年的各级官吏，也早就把应试那点满语底子忘得所剩无几。道光十五年(1835年)六月的一天，道光帝一时兴起，想了解一下自己的中高级官吏们满语水平究竟如何，特命在京做官的满族侍郎(二品大员)以下至五品京堂以上的满族官员，分批进宫，考试满语翻译。
结果，翻译通顺或者能译但有错误都不过十分之三、四，干脆不能落笔，不能翻译者竟达十分之六、七。道光帝深有感触，但也无可奈何，只能是发出一道通谕，强调“满语乃满洲根本，并不是分外之事，身为旗员，自应熟悉满语。况且，办理部务、旗务，均有满文事件，如不能通晓，又和汉官有什么两样，岂不是为人耻笑吗？以后，凡宗室觉罗、八旗臣仆都要勤修本业，断不可不晓满语，不识满字。”道光帝的谕旨是颁下来了，但是下面的满员官吏，八旗人等依然故我，满语、骑射的衰落局而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重。
为扭转满语、骑射的衰败趋势，道光帝于二十三年采取了一项较为具体的措施。闰七月十四日，他传谕内阁，各省八旗人员应试，今年参加武闱乡试者，考试弓马骑射，可不考满语翻译；参加文试者，必须改试翻译。自明年起，各省驻防八旗，凡参加乡试，都要参加翻译考试。这样，就可使“有志上进者”，都知道不学习满文，就不可能被录取，从而使之争相努力，精通满文。他还命军机大臣制定有关考试章程。八月二十日，《各省驻防考试翻译章程》二十条按旨意制定出来了。
尽管道光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强调满语的重要性，但事与愿违，满语还是日见衰落。到最后，朝廷连凑足足够的翻译人员都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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