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既是明末清初杰出抗清英雄，亦是中国思想史上重量级的巨匠 王夫之的主要功绩有哪些？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自幼跟随自己的父兄读书，青年时期王夫之积极参加反清起义，晚年王夫之隐居于石船山，著书立传。
1619年，王夫之出生于湖广承宣布政使司衡阳府。这一年三月的辽东萨尔浒之战，九万明朝军队出征努尔哈赤，以明军惨败而告终。创下二十余年不上朝奇葩纪录的万历皇帝，把祖先传下来的大明帝国带向了崩溃的边缘。王夫之一出生，就注定要经历人间惨酷。量变引起质变，一切的遭际尚待时日。
少年王夫之在父兄的悉心教导下，渐渐焕发出耀眼的光彩，14岁那年考取秀才，18岁娶妻，24岁成为举人，按照明朝的惯例，他已经提前打好了完美人生的基础，下一步若能考中进士，平步青云指日可待。谁都逃不脱命运之神的掌控，王夫之高中湖广第五名举人，意气昂扬与师友结社集盟的第二年，势若燎原的李自成攻克承天，张献忠打下蕲水。与兄长一同赴京赶考的王夫之被迫从南昌返回，当时信息闭塞的他没有想到，明王朝只剩下了半壁江山，且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
灾难比想象中来得更快，1643年夏天，张献忠所部攻陷武昌，秋天又陆续占领长沙、衡州，有“天下熟”美誉的湖广全境烽烟四起，兵燹之祸也降临到了王夫之一家头上。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被抓走，躲进南岳深山的王夫之，展现出他性格中最为倔强的一面。
为了救回父亲，王夫之拿利刃重创自己，在伤口敷以毒药，让人抬去见张献忠的部下，以示宁死不从之意。在缺医少药的时代，这种被动而激烈的反抗，是仅次于自杀的毁灭行为，稍有不慎，就可能走向死亡，紧紧抱着忠孝两字不放的书生王夫之，最终拿命折服了对方，父子二人幸免于难。
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大明王朝轰然崩塌。接下来几年，南明小朝廷飞扬跋扈的镇将、投降清廷的孔有德、被南明招安的流民军余党……你来我往，王夫之一家在如梳如篦的战乱中生离死别，他的父亲、叔叔婶婶、二兄、侄儿等亲人先后丧生。
乱世得保首领已是幸事，以王夫之的才学和声望，如果投身清廷，换一份高官厚禄也并非不可能，但他选择了最为艰辛也最为绝望的一条路。1648年，30岁的王夫之与好友夏汝弼、管嗣裘等人在南岳起兵反清，旋即失败，王夫之南走广东，往肇庆投奔永历皇帝。
永历帝朱由榔，是明王朝最后的希望，诞生于风雨飘摇中的小朝廷，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乱象。争夺帝位的宗室、争权夺利的大臣、刚愎自用的藩镇，永历帝靠这样的团队对抗来自北方强大的敌手，无疑是非分之想，何况僻居一隅的永历政权仍然延续了明朝各种致命错误。
王夫之在粤地呆了一年多，随后就任正八品的行人司行人，专充“捧节奉使”之职，这也是王夫之做过的唯一的官。若是承平时期，“行人”这样能够接触到皇帝和各衙门首脑的职位，是相当有前景的。不久，王夫之为了营救忠直敢言的好友金堡，接连三次上疏控诉奸相王化澄，王化澄大怒之下，想置他于死地，王夫之因此愤激咳血，若非有人施以援手，他几乎命丧异乡。
经历这一遭遇，临时寄居的桂林又被清军攻占，王夫之带着家属返回衡阳，从此，他再也没离开过湖南，即便永历帝与张献忠余部达成和解，并且迎来了一次反攻清廷的小阳春，心灰意冷的王夫之也不再介入政事。随着南明李定国部退出湖南，清军再次入境，发誓不肯剃发的王夫之遭到侦缉，他变换姓名，隐居于瑶人之中，逃亡、躲避，是王夫之生活的主题，他逃亡到哪里，就把学问带到哪里，他为当地文士讲解《春秋》、《周易》，还在颠沛之中完成了《老子衍》。
王夫之隐居在山野之地，这些地方人烟稀少，生计困顿，真不知道这位书生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顺治后期，清朝鼎定中原之势已成，战乱渐息，王夫之生活逐渐稳定。整理经史、创作诗篇，成为他往后三十多年的主要工作。只是旧梦频仍，他念念不忘的光复河山之志，并不曾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融，康熙元年，王夫之效忠过的永历皇帝，在昆明被吴三桂用弓弦绞死。王夫之闻讯悲愤作诗，曾经带给他光荣与梦想的明朝，终于翻尽了残缺的一页。
时过境迁，隐居穷乡僻壤的王夫之并没有被人忘怀。三藩之乱起，权重一时的平西王吴三桂起兵反清，打下湖南，并想在衡州称帝，急需王夫之帮他写劝进表。王夫之对这位一叛再叛的大人物全无好感，再次选择遁入深山，冷眼看着吴三桂自取灭亡。
亡国之后，王夫之或许早已将效忠的对象，从一个王朝，改变为寄予五千年来无数圣贤心血的中国文化。余生只剩著书一事，王夫之孤独地写，没有纸笔，就找门人和亲友去借，写完了，拿书送给人家。他在世时，除青年时期刻过一部诗集之外，没有一本著作付印，当时能读到这些心血文字的也寥寥无几，可他还在写，和古人讲道理，和不存在的读者讲道理，苦心孤诣，莫过于斯。
今天人们把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家，顾炎武善于经商，家资饶富，且当时就得到顶尖学人的认可，被认为是开创有清一代学术的鼻祖。黄宗羲也并不寂寞，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影响颇大的学派，清廷开局编撰《明史》，都是以黄宗羲的门人子弟为骨干团队。
只有王夫之，一个人在衡阳的一个山冲旮旯里孤独地写作，临终前一年，他不停地咳嗽，仍在反复修改两部历史著作：《读通鉴论》、《宋论》。康熙三十一年，王夫之在寂寞中悄然离世，至死，他写下的煌煌千万字，都没有机会付印。在清朝“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残酷禁令下，他没有剃发。
逝世前，他自题墓志：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意思是说，他一生决心像西晋的名将刘琨那样抗击匈奴，报效国家，但命运不济；学术上他仰慕北宋的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才力不能及。
这是船山先生对其毕生政治活动与学术活动的自我总结。他对宋明理学乃至中国古代经学和史学既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总结，又有大胆的创新，对传统学术的继往开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更宝贵的是先生对时间的豪迈跨越。他自信地说：“吾书两百年后始显”。即是说，先生在石船山下四十年的隐居著述，不是为当时当世的功成名就，而是直取两百年后的“来世报”。
这种底气简直就是“疯狂”——一方面进一步佐证了先生“向死而生”的浩然正气，另一方面也佐证了孔夫子一句话：“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什么意思？简单讲，一个人不为社会所关注，但一点烦恼也没有,这是圣人的境界。就凭直取两百年后的来世报，先生“圣”矣！
由于船山先生长期隐居乡曲山间，且极少授徒讲学，所以当时作为学问家和思想家的声名鲜为人知。时人对船山先生的认识，主要限于一个亡国的遗民，一个有节气的士大夫，而乡人所知不过一个倔强而苦命的老头。时间会让先生等来他的一群后世知音。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概括起来有七点：
首先、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
其次、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其三、气一元论，王夫之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王夫之还指出，天地间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实物，一般原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决不可说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王夫之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虽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着上下之间有界限可以分割开来。从知识的来源上看，原理、规律是从对事物的抽象而得来的，因此，应该是先有具体形器，后有抽象观念。
道家佛家都把“虚无”视为无限和绝对，而将“有”视为有限和相对。王夫之认为这把相对、绝对的关系弄反了，在他看来，“有”是无限的，绝对的，而“无”是有限的，相对的。王夫之是这样论证的：人们通常讲无，是相对于有而言。就象相对于犬有毛而说龟无毛，相对于鹿有角才说兔无角。所以，讲“无”只是讲“无其有”。
王夫之认为，废然无动、绝对的静即熄灭，这是天地间所没有的。王夫之说，“动而成象则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王夫之的这些话表明，静止里包含着运动，静止是运动在局部上的趋于稳定而成形象的暂时状态，所以静止的东西不是凝固的，而是生动灵活的。
其四、心物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王夫之说，“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意思是说，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其五、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认为，真知识一定是名与实的统一“知识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对于概念能否如实地默写现实，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这是认识论上的大问题，老子讲“无名”，庄子讲“坐忘”，禅宗讲“无念”，共同之处都在于认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达变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达到与本体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其六、理势合一的历史观。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并在其著作《读通鉴论》对前人所提出的“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等历史形式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王夫之在其《四书训义》一书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地权衡和取舍。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
情感是王夫之于诗歌的基本要求。诗歌创作经由唐诗的巅峰状态发展至宋明以来，多有偏颇之处。在王夫之看来，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以情感为其主要特征，不能以学理来代替情感.更不能以其他文体或学问来代替诗歌。“文章之道，自各有宜“。“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也”。“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与《易》、《书》、《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情，《诗》亦不能代彼也。决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梏侄人情，以掩性之光辉；风雅罪魁，非杜其谁耶?”王夫之对于模糊诗歌与史书的“诗史”类作品不甚推崇，在《唐诗评选》中尤为可见。
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言志缘情的优良传统，提出要由“心之原声”发言而为诗“。诗以道情，道之为言路也。悄之所至，诗无不至。诗之所至，情以之至。情感与诗歌密不可分：“文生于情，情深者文自不浅’；“情深文明”，然非一切情感皆可人诗。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思想家，王夫之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诗人感情注入作品后，应该具有“动人兴观群怨”的作用，时这四者应该是紧密相联、互相补充的整体，“摄兴观群怨于一沪”。
促成诗歌起到“兴观群怨”作用的情感在注入文字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两重关系：一为情与景，二为情与声。对于诗歌情景关系，王夫之认为“莫非情者，更不可作景语”。情与景之间不能“彼疆此界“般生硬相连，只有坚守“即景含情”。“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意志而言随”，方能达到妙合无垠、浑然一体的_上上之境。
对于情与声，王夫之强调音乐带给诗歌的美感作用，希望感情与声律呼应相生，诗歌声律与诗人内心情感律动有机协调。《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卷二有云：“《乐记》云:‘凡音之起，从心生也’。固当以穆耳协心为音律之准。”王夫之对李白《苏武》一诗评价道:“于唱叹写神理，听闻者之生其哀乐。”对于那些脱离诗情而株守声律、徒有声腔空架的作品，则甚为排斥，“诗固不可以律度拘”，认为“声律拘忌，摆脱殆尽，才是诗人举止”。
王夫之的史学观
首先、归纳法。王夫之论史善于分析众多史实，并加以归纳，从而得出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如他归纳唐朝灭亡的原因为“唐之亡，亡于人之散”，也就是朝廷要员人心涣散，各自为政，不能团结起来共同为中央效力。
其次、比较法。王夫之运用这一方法，纵论古今历史变迁、人物沉浮，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得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结论。如前人对秦、隋灭亡进行了很多相似性比较，而王夫之通过比较，指明秦、隋-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其三、历史主义的方法。王夫之论史，气势恢弘，虽于上下千余年中自由出入，但从不任意评说，王夫之论史充分考虑历史背景，不执一慨而论。如论西域时，他认为汉和唐历史背景不同，导致西域地位在这两个朝代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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