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维翰：五代十国小人物 石敬瑭卖国的帮凶 曾主张割让燕云十六州
桑维翰是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大臣，石敬瑭卖国的帮凶。石敬瑭勾结契丹篡国，他极力赞成，并由他办理具体事宜，以贿赂、割让幽云十六州、称“儿皇帝”为条件获得契丹帮助，为石敬瑭灭后唐立下汗马功劳。
桑维翰，父桑拱，曾任河南尹张全义客将。史载其长相丑陋，身短面长，但他自信“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立志要出将入相。然而屡次参加科考，主考官却因其姓“桑”与“丧”同音而不予录取。有人劝他放弃科举，桑维翰则“著《日出扶桑赋》以见志，又铸铁砚以示人曰：‘砚弊则改而他仕’”。这就是著名的“磨穿铁砚”的典故。后经其父向张全义请求并推荐，终于后唐925年中进士及第。
宋代史料《清异录》曾记载关于桑维翰的一件逸事，名曰“三债三悦”：“桑维翰草莱时语友人曰：‘吾有富贵在造物，未还三债，是以知之。上债钱货，中债妓女，下债书籍。’既而铁砚功成。一日，酒后谓密友曰：‘吾始望不及此，当以数语劝子一杯。’其人满酌而引公云：‘吾有三悦而持之：一曰钱，二曰妓，三曰不敢遗天下书。’公徐云：‘吾炫露大甚，自罚一觥。’”
931年，石敬瑭任河阳节度使时，桑维翰被罗致帐下，任掌书记，此后一直追随左右，成为石敬瑭的心腹谋士。936年五月，石敬瑭打算借助契丹力量拒命反唐，将佐都恐惧不敢表示意见，唯有桑维翰和刘知远表示赞成。桑维翰表示：“今主上以反逆见待，此非首谢可免，但力为自全之计。契丹主素与明宗约为兄弟，今部落近在云、应，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
于是石敬瑭命令桑维翰写信向契丹求援，信中的内容就是事成后割让幽云十六州，石敬瑭称“儿皇帝”，用侍奉父亲的礼节来对契丹主耶律德光。桑维翰起草的这份屈辱的求援书虽然得到石敬瑭的首肯，却连另一支持者刘知远也觉过分。但后来卢龙节度使赵德钧也贿赂契丹主耶律德光，石敬瑭听说后害怕事情有变，于是又派桑维翰直接前往契丹面见耶律德光，表示“将竭以中国之财以奉大国”，史传桑维翰曾“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耶律德光被桑维翰“感动”，于是决意帮助石敬瑭。因此史书称：“灭唐而兴晋，维翰之力也。”
在契丹大军支持下，石敬瑭终于灭亡后唐，建立后晋。在耶律德光建议下，桑维翰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兼权知枢密使事，后又任翰林学士，身兼宰相、枢密院、翰林学士三大要职，成为后晋王朝名副其实的股肱之臣。
后晋建国以后，臣民大都反对石敬瑭和桑维翰这种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938年，大臣杨光远上书指责桑维翰“去公徇私，除改不当，复营邸肆于两都之下，与民争利”。石敬瑭遂于次年将桑维翰外调相州节度使，一年后又移镇兖州。941年六月，镇州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耻臣契丹，抗疏请讨契丹，引来巨大响应，桑维翰立刻上密奏，力陈对抗契丹的“七不可”，奏章最后说：“臣愿陛下训农习战，养兵息农。俟国无内忧，民有余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石敬瑭同意他的意见，没有反叛契丹。
桑维翰虽然有卖国之嫌，但史称其任相及地方官期间，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政绩。如他建议朝廷“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治理相州时也曾除民弊二十余事，革除“罪一夫而破一家”之积弊，诏天下诸州普遍实行，“自是劫盗之家皆免籍没，维翰之力也。”此外，桑维翰经邦治国之才还表现在健全国家机构、选拔人才上，如复置学士院，注意选贤任能。
944年，晋出帝石重贵继位后，桑维翰被调回中央，任命为侍中，后又被任命为枢密使，第二次执掌朝政。然而，他凭借权势，广收贿赂，“仍岁之间，积货巨万”，引起朝野非议。后因干预内事而被罢去相职，出任开封府尹。而其被贬谪以后，后晋向契丹称臣的政策发生改变。947年1月，契丹出兵将灭后晋，桑维翰四处奔走，求见当政者冯玉及出帝石重贵，但都被拒不接见。随后契丹攻入开封灭晋，桑维翰被降将张彦泽缢杀。《新五代史》对此段历史如此描述：“初，彦泽入京师，左右劝维翰避祸，维翰曰：‘吾为大臣，国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动，彦泽以兵入，问：‘维翰何在？’维翰厉声曰：‘吾晋大臣，自当死国，安得无礼邪！’彦泽股栗不敢仰视。”
五代十国时期，因为战乱征伐不断，改朝换代频繁，所以多出性格复杂、行事乖戾之君臣。冯道、桑维翰之徒可为其中典型。尤其后者，因其作为石敬瑭卖国的帮凶而一直遭到后人谴责。宋代欧阳修在《旧五代史》中曾评价桑维翰说：“呜呼！自古祸福成败之理，未有如晋氏之明验也。其始也，以契丹而兴，终为契丹所灭。然方其以逆抚顺，大事未集，孤城被围，外无救援，而徒将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强，能使契丹空国兴师，应若符契，出危解难，遂成晋氏。当是之时，维翰之力为多。及少主新立，衅结兵连，败约起争，发自延广。然则晋氏之事，维翰成之，延广坏之，二人之用心者异，而其受祸也同，其故何哉？盖夫本末不顺而与夷狄共事者，常见其祸，未见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专门写过一篇视为《桑维翰论》的文章，斥之为“万世之罪人”；《残唐五代传》责之为 “奸臣阿附”。但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不同的时代对桑维翰的评价有着不同的评价。比如在北宋始建时期，上至宋太祖，下至王禹偁，均对桑维翰的治国之才十分推崇；而到了民族意识高涨、理学兴盛的南宋时期，对桑维翰的批判虽然日渐加重，却仍然存在一定争议。
南宋著名政治家陈亮甚至将桑维翰与唐高祖、郭子仪并列，批评他们行天下之末策，“借夷狄以平中国”，令后世大受其患。南宋灭亡以后，因为民族沦丧之痛，桑维翰开始被牢牢地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了王夫之所评价的“万世之罪人”。一直到现代，桑维翰仍然是作为历史的反面人物而得到否定的评价。
有指斥为“卖国贼”者，有认为其为“民族败类”者，所以，尽管桑维翰的确有王佐之才，但他与石敬瑭狼狈为奸，出卖幽云十六州的污点是永远无法洗清的。而细审桑维翰之历史，尤其查于其“三债三悦”之典故，始知桑维翰之罪，在于其治事有能而持心于私；何也？治事以能、谋晋以忠，不过为达成其“还三债、得三悦”之手段而已，此所谓心不正者而掌握天下大权，则能力愈强而为害国家愈大，观桑维翰助石敬瑭得建后晋，自己亦“广受贿赂”，最终酿成中华民族千古之祸，此中道理，不可不为后世之警。
在历史上，对于桑维翰的历史评价有褒有贬。桑维翰作为一个与石敬瑭一起勾结契丹，致使唐灭朝的叛徒，受到许多人的谴责。对于他的行为有许多的评价，欧阳修就说过晋国是在契丹的帮助下建立的，而晋国的结束也是由于契丹的进兵。而晋国孤城被围，得不到其他人的救援，最后只能被契丹灭掉。
也有人说过为国家出谋划策，但是给天下带来祸患的人，是天下的罪人。而桑维翰就被有些人称为万古罪人，连千古罪人都不能形容他的祸害，可见这些人对他的卖国行为是持有很大的反对态度。现在大多数人都将桑维翰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来评定，说他是一个卖国贼，是一个民族的败类。他们认为是桑维翰的推动使得石敬瑭反唐建晋，他是这次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就算是他想展现自己的才能，也不能采取这样极端的方法。
同时有些人对桑维翰的治国之道抱有欣赏的态度，一些人认为桑维翰的做法只是想振兴晋国，而且他的政治才能也是较为不错的，毕竟也有一些值得别人称赞的地方。就像他为了使晋国变得更加富庶，提倡重视农业、商业的发展，让农业上的丰收来填满各家各户的仓库，让商品的流通来丰富货物的种类，进而推动国家的发展。所以从桑维翰的历史评价来看，桑维翰的过失要远远的大于功劳，毕竟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卖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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