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寿：天下第一巧匠，启蒙了中国近代科学史 是曾国藩最为倚重的大清科学家
徐寿是清末著名科学家，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先驱。在中国，系统地介绍近代化学的基础知识大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这一方面，徐寿做了重要的工作，许多科学史专家都公推徐寿为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
徐寿，号雪村，1818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没落的地主家。虽5岁丧父，但他的母亲仍对他要求十分严格，望他日后高中状元，讨个官做。所以自幼聪颖的徐寿，不但饱读诗书，还对这些古文有许多自己独特见解。无论是母亲，还是外人，都对他赞不绝口。然而，在旧式的“童子举”中，他竟连个秀才都没考上。不久后，母亲的去世，也让他更加痛觉学习八股文的无用。在这之后，他便毅然放弃了“应试教育”和科举当官的打算，开始通往“经世致用”之学——科学。那时根本没有进行科学教育的学校，而徐寿更不知道什么是“科学家”。
但是，他所做的一切都与现代的科学理念完全相符。他求知若渴地翻遍历代的科技典籍和西方科技著作，更是推崇“究察物理，推考格致”的求实精神。为了求实，他曾自制过指南针、炮用象限仪、甚至是结构极其复杂的自鸣钟。此外，他还研究制造出好几种古代乐器。而这几种古代乐器。也带领着徐寿通往了更宽广的科学之路。
一天，他在县城修理一架七弦琴的时候，当地举人华翼纶在一旁观看，觉得徐寿是可塑之才。于是将他邀请到自己家中，介绍与自己的两个儿子华蘅芳和华世芳相识。在当时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能学到的科学知识实在有限。所以徐华两人也结伴，到处寻找“科技发烧友”，只要弄到一本科学书就互相传抄，学习新知识和互相交流。
徐寿与华蘅芳一起来到上海，拜访了对数学、天文学、力学和植物学都有研究的近代著名科学家李善兰。在上海购买了《博物新编》等一些国外科技译作，还采购了一些物理实验的仪器。回到无锡后，徐寿自己仔细研习，他根据书本上的提示进行了一系列的物理实验。
为了攻读光学，因为买不到三棱玻璃，他就把自己的水晶图章磨成三角形，用来观察光的七彩色谱。他发奋攻读，很快掌握了许多物理学知识。那时，他还认真研读了《博物新编》中关于现代蒸汽机原理，甚至经常跑到西洋人的轮船上，探究其造法。在那个闭关锁国、封建落后、民智不开的清朝，徐寿的“奇技淫巧”完全是异类，更是引来不少关注。很快，徐寿等人的事迹也传到洋务派曾国藩耳中。
1860年，在太平军攻打苏南地区时，有两个兵丁闯进徐寿家中强索银圆。因为没能如意，竟然挥刀砍向徐寿的后颈，顿时皮开肉绽，鲜血喷涌，脑后的辫子都被生生砍断，所幸没有丧命。徐寿的儿子上前夺刀，也被砍断右臂，落下残疾。经此劫难，徐寿再也不愿在家乡逗留。1861年秋，恰逢两江总督曾国藩招募人才筹办安庆内军械所。
第二年初，华蘅芳和徐寿以及徐寿的儿子徐建寅应曾国藩的邀请前往，从事机械制作的研究，专办制造事宜。曾国藩见外国船舰在中国横行无忌，而中国对他们毫无办法抵御，十分担心。而当时洋炮和兵船都是非常昂贵的，曾国藩决定召集能工巧匠、技术高手自己试行制造。徐寿父子和华蘅芳等人先是合作制成了蒸汽机。他们没有图纸，也没有什么资料，手头只有《博物新编》这本书上的一张蒸汽机略图。他们就到停泊在安庆长江边的一艘外国小轮船上仔细观察。
完全白手起家，但徐寿还是表现得信心十足。首先关于轮船的核心技术蒸汽机，徐寿早已从西方的机械书中烂熟于心，设计图跃然纸上。就算没有任何进口零件，但徐寿自己本身就是个手艺人，像蒸汽机所有的零部件，他都能凭锉刀一个个锉出来。而擅长数学的华蘅芳，则在测算、绘图，配置动力等方面给予他帮助。3个月后，中国人自制的第一台蒸汽机诞生。
1964年，徐寿等人完全不假西方人之手，制造出了完全国产的“黄鹄号”蒸汽船。当“黄鹄号”试航完毕靠岸时，曾国藩对徐寿、华蘅芳等人赞不绝口道：“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黄鹄号长约18米，排水量45吨，木质外壳，主机为斜卧式双联蒸汽机，每小时可行约12.8公里。第一艘蒸汽船的问世让清朝廷非常振奋，同治皇帝御赐给徐寿一块“天下第一巧匠”的牌匾。
但是徐寿并不以为荣，反而是将这块牌匾收着，不以示人。因为在他看来，轮船早已在世界各地穿梭了近半世纪，大清还关门自称第一，洋人看了是笑话。后来徐寿又陆续参与了惠吉、操江、驭远等更大规格舰船的制造。曾国藩给予徐寿丰厚的待遇，任命他为主官属下的佐吏“主簿”一职，但是当时归根到底还只是将他看作是一个匠人。
就在“黄鹄”号轮船建成并且引起世间轰动时。徐寿曾向曾国藩建议四件事：开煤炼铁，自造大炮，操练水师，翻译西书。可是曾国藩却回信斥责“不得要领”，还教训他专心加速制造轮船，不要妄论其它事情。在清朝廷大员眼中，像徐寿这样的科技人员只是一种为我所用的雇佣关系，而不是可以参与谋划重大决策的官员。
徐寿见在曾国藩那里碰了钉子，便转而专心翻译西方书籍的工作。因为每当想起初读《博物新编》的心情，他都想把这种“开眼”和“穿越”的感觉，传递给更多的人。被曾国藩拒绝，他就迂回地找到江南制造局会办的冯骏光和沈宝靖。他用试探的口气，以“小试”之名，提出先翻译几本西书，看看效果。这个既不会得罪曾国藩大人，又能开始译西书的“曲线译书法”，自然也得到了冯、沈二人的同意。
就这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成立，徐寿担任总管。为了更好的翻译西书，徐寿高薪聘来了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伟烈亚力等人负责口译。而徐寿、徐寅成、华蘅芳等熟悉西方科技的中国人则负责理解，形成文字。其中，英国人傅兰雅原先是圣公会海外传教士，他少年时期就对中国十分向往。傅兰雅受雇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前后达28年，翻译科学技术书籍110多种。他以传教士传教布道一样的热忱和献身精神，向中国人介绍、宣传科技知识，以至被传教士们称为“传科学之教的教士”。在把近代科技知识输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做出很大的贡献。
另一位加入翻译馆的传教士伟烈亚力在西学东渐，传播西学的同时也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成为著名的汉学家。徐寿他们与西方学者合作，翻译出《汽车发轫》以及中国最具史料价值的矿物学文献《金石识别》、介绍几何制图方法的《运规约指》等大批实用的书籍，得到相关业界的一致赞扬。来曾国藩看到徐寿他们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也改而称赞“该局员等殚精竭虑，创此宏观，实属卓有成效。”并且奏请朝廷给予奖励。
在翻译馆的工作中，徐寿与傅兰雅合作最为紧密。傅兰雅参与翻译的西方书籍占到一半以上。徐寿也是中方人员中唯一坚持长期译作的学者。徐寿刊登在《自然》杂志上的那篇论文，就是由傅兰雅译成英文的。
徐寿在中国近代化学的发展中，也起到了启蒙者的作用。他与傅兰雅合作，翻译了《化学鉴原》等书，系统地介绍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化学知识的主要内容。此外还有《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化学求质》、《化学求数》、《物体遇热改易记》、《中西化学材料名目表》，加上徐建寅译的《化学分原》，合称《化学大成》。将近代西方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物理化学以及化学实验仪器和方法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
特别有意义的是，在翻译中，他发明了音译命名化学元素的中文名称的方法。就是把化学元素的英文读音中的第一音节译成汉字，作为这个元素的汉字名称。例如，对固体金属元素的命名，一律用“金”字旁，再配一个与该元素第一音节近似的汉字，创造了钠、钙、镍、锌、锰、钴、镁等元素的中文名称。这个科学而且实用的命名法一直在沿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徐寿祖孙三代均参与了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工作，并且成就卓越，著作颇丰。许寿一生翻译了26部书籍，加上专论等文献共290万字。徐建寅译著24部，共170万字。徐寿三儿子徐华封译著4部，校书8部，近220万字。徐寿的两个孙子也参与了这项工作，译著达到数十万字。
徐氏家庭的译著文笔流畅易懂，其中多半是科技著作，有一部分是兵工方面的。后来日本人也来中国求购这些书籍，以至中日两国有很多科学名词都是彼此相通的。徐寿的次子徐建寅，一位在许多科技领域中卓有建树的科学家。甚至为国家的兵工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1900年，他应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到湖北汉阳钢药厂总办研造之事，几个月就制成了我国自行生产的第一代无烟火药，打破了洋人对中国的技术封锁。1901年3月，因火药发生意外爆炸不幸遇难，年仅57岁。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殉难于事业的科学家。
1874年，徐寿和傅兰雅等人在上海创建了一所格致书院，向中国民众传授科学技术知识。这是中国第一所教授科学技术知识的科普教育机构，是专门研习“格致”之学的。“格致”的意思，就是穷究事物的道理而求得知识。格致书院的主旨是：使中国便于考究西国格致之学、工艺之法、制造之理。1879年书院正式招收学生，开设了矿物、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等课目。书院还定期举办科学讲座，讲课时配有实验表演，深入浅出，而且十分生动，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是中国兴办近代科学教育的先行者。
其实刚开始英国的董事会，是想在上海开办一个像大英博物馆一样的科技展览机构。但是在徐寿的坚持下，才建成了“工业技术学校”的模样。为了不让这所科技学校流产，徐寿当时还捐出了1000银元。此外，他继续发动北洋大臣李鸿章拨国库1000银元，各界才纷纷响应凑齐7700银元，使书院脱离了财产危机。他们还创办发行了我国第一种科学技术期刊—《格致汇编》，介绍了很多西方科学技术知识，起到了向国人传播近代科学技术的作用。
徐寿一生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国家的科学教育及科学宣传普及事业上。他不图科举功名，不求显官厚禄，兢兢业业地致力于引进和传播国外的科学技术，对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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