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日报第251期：张学良说“是我自己不抵抗”
关于九一八事变，晚年张学良接受唐德刚采访说“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不想扩大事件。”“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责任推给中央政府”。图为张学良(右)赵一荻(左)和唐德刚。
张学良在9月24日致电南京政府“我方以日军迭在北大营处演习示威，....日军此举，不过寻衅性质，为免除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
日本兵进入北大营后，一出惨烈的屠杀开始，日军用刺刀扎死东北军无数，而钻至床底的中国士兵被机关枪扫射死去。王铁汉所部却开始抵抗，他说“我们手上就几颗子弹都能打成这样，如果豁出去打，我们旅有1万多人，那几百个鬼子肯定被我们全歼！”
北大营的王铁汉
王铁汉后来在长城抗战、淞沪会战、长沙会战、南昌会战、浙赣战役等著名战场中屡有战绩，到解放战争却成为常败将军，1946年第105旅（即105师）被粟裕击溃,1947年8月，整编后的49军被黄永胜的第8纵队痛歼，王铁汉只身逃脱。王一生喜欢研究军事、政治，编写过《战争论》，《东北军史略》等书并出版发行，有儒将之称。
蒋先生对于事变性质与日军意图的看法，与张氏不同，他说“日本侵略东三省，不是把沈阳占领了几天，就随随便便退出去。他的传统政策是以占领沈阳为扰乱中国的根据地。”
不可能这么简单
他说“中国没有充分自卫的力量，国际间没有很大的决心制止暴力，日本不光是在一星期内不撤兵，恐怕是一月甚至一年，还不能撤兵。”一方面诉诸国联，一方面准备自卫抵抗。
吴敬恒劝勉张学良的电文，对张之踌躇不前，不但苦口劝说“此外不见容于强盗之窝贼，内不见于卖国之国贼，锦州力抗，孤注一掷。尚待何计”，又恨铁不成钢似的说“自古无不死之人，亦无不亡之国，何足踌躇”，可见张学良对南京中央准备抵抗之决策，其实没有根本下决心去支持和决断。
对张学良的劝告
胡汉民则认为“日本虽有其一贯的侵华政策，但此次九一八事变，必是少数军人的偷鸡行为，只相当于济南惨案，运用外交的力量，已足以应付。”
胡认为只是野心家如本庄繁，土肥原贤而对东三省的垂涎欲滴。而事起于中东路事变恶例，胡汉民认为应严正坚强质问日方，限其驻军退回铁路线，必须撤换张学良。此为1930年张学良与蒋介石。
针对此次东北事变，日本外相币原说“占取满洲，无异吞取炸弹”，他说这只是地方军人的错误，日本政府没有侵略土地的野心。当时日本社会的证券股票反而跌价，舆论界也认为此事太孟浪。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外相币原喜重郎成为国际舆论焦点，寄希望于中日冲突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币原却为关东军所作为进行辩护，最终不得不在当年12月辞职，作为"软弱外交"而消失于政界。
币原外相消失
日本战败后，币原受命组阁，被迫与麦克阿瑟的美国占领军合作。币原内阁出台关于战争责任的文件，认为战争是帝国鉴于周边形势不得已而发动的，成为日本后来几十年战争观的来源。但币原同时认为应加入非战条款，“日本应禁止所有军事建制，因为日本是一个穷国，应把所有力量都花在经济上。“
日本政治家犬养毅特派萱野向民国元老表示“九一八事变，不特是中国的不幸，也是日本的不幸，日本正常的政治，将为军人所摧毁。希望以东三省问题，研究和平解决办法。”
石原莞尔的理论
主张“满蒙问题的解决是日本存活的唯一途径”理论的石原莞尔，身体力行策动和参与九一八事变。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石原莞尔却认为不应扩大化，但武藤章却说“我们不过是在重复前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
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汪精卫说“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仅在一地打，中国打不过日本，如日本运兵到上海，从长崎出发，两天就到了，中国运兵反而不如日本便利。但是全国抵抗就不同，如果要将两三万人分布到苏州，杭州，甚至星罗棋布到全国需要几十或几百倍的人。”
汪精卫主张既要抵抗也要交涉
汪认为以广土众民的中国，与富国强兵的日兵长期抵抗，处处以及人人抵抗，日本必有精疲力尽之日，中国就可胜利了。而我们还未亡国，为什么不能交涉呢。汪氏的观点，正是六年以后芦沟桥事变对日采取长期消耗的战略。
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政府派李济深，陈公博至北平见张学良，说明如果河北兵力不足，则尚有宋哲元，商震，庞炳勋，孙魁元等部，都愿开往前方作战，但张学良以“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护地方，拥护中央”等不着边际的话。
刘湘不出兵
政府又派张笃伦入川传令刘湘出兵，但因刘湘恐惧如出兵，而刘文辉则夺其地盘，因此拒绝张氏入川，张入川则枪毙。最后只能调胡宗南的第一师去前线，但长江日舰横行，胡的士兵只能改装平民，还需昼伏夜行，费时二十多天，才勉强至南京集中，终究不能及时支援前方。
友军不能来，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却在前线秉持士气，骁勇奋战，国联说“血战六星期后，日军方始将中国军队击退，于是中国均自觉非自救不可。上海消息传入满洲，使其仍在抵抗中之散漫军队增加勇气，马占山因此再起抵抗之心，激起寰球华人爱国之心，日方遣军远征，亦无胜利可言。”
中国军队顽强抗争
历史学家蒋永敬说“外交情势而言，抵抗与不抵抗之间，很大不同，九一八事变以后，各国虽为中国说公道话，态度却很冷淡，因中国自己不做抵抗。一二八事变抵抗以后，我军奋起反抗，世界目光为之转移。"因日军之大肆侵略上海，与其他列强国家利益相冲突，固然使各国舆论纷纷站在中国一方，但中国守土军队之坚决抗争，浴血苦战数月，取得“庙行大捷”等成果，给与日军打击，亦使得国际对中国军队产生敬意。
对于九一八事变，东北军的王铁汉说，不抵抗主义不是一个“主义”，历史学家蒋永敬指出，不抵抗主义出自张学良的一项通电，是个“似通非通”的名词。
日本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大战胜利，并跻身世界列强，但日本的军备实力详情，却无人了解，而各国列强渐渐畏惧。但一二八事变发生，弱势之中国仅以第十九路军以及第五军匆忙出战，竟然苦战抵挡数月，令日军不能取得成果或更进一步。此役日军全数暴露其战略以及战术弱点，也令中国抗战之信心大大增强。
报头书法：罗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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