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秦桧到底是不是奸臣呢
近年来，对秦桧是奸细提出异议者，是何忠礼先生，他在《岳飞研究》第４辑《〈老学庵笔记〉中所见的秦桧》和《南宋史稿》第８１至８４页中，主要是以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为证，他说，“秦桧南归，事关重大，但人们对他所以能够南归的原因，且众说不一，从而成了历史的悬案。一种人以为秦桧自己设法逃归的；另一种人则认为是金人为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金战争，故意将秦桧作为内奸纵归的”。“分析上面两种说法，我们认为，尽管秦桧南归后，坚持对金屈辱投降的路线，犯下了种种罪行，其所作所为，在人们看来，确实很像是一个金人打入南宋内部的奸细，但是平心而论，朱胜非在《秀水闲居录》中所说的话，是颇多疑问的”。“可是，与秦桧生于同一时代的‘朝士’，且见多识广，力主抗战，对秦桧又极无好感的陆游，却作了与朱胜非截然相反的记载。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陆游撰《老学庵笔记》已是秦桧死后四十年以后的事，此时桧之冰山已倒，凶焰早息，揭露秦桧生前的种种罪行，已经无所顾虑，陆游更无必要为他讳护。故与《秀水闲居录》相比较，《老学庵笔记》和《中兴遗史》所载秦桧由金方逃归事，其可信程度确实要高一些”。
１
首先，从年龄上说，陆游与秦桧虽仍是耳目相接，却不能算“同一时代的‘朝士’”。何忠礼先生认为陆游“无必要”为秦桧“讳护”，是有道理的；但说“与《秀水闲居录》相比较，《老学庵笔记》和《中兴遗史》所载秦桧由金方逃归事，其可信程度确实要高一些”，就可以商榷。因为从时间上说，后两书出现较晚，决非两个作者亲历现场，了解秦桧归宋的底细，无非是得之道听途说。
朱胜非与陆游不同，是与秦桧同时代的宰相，他与吕颐浩的私人关系不错，而与李纲、赵鼎、秦桧等人都有嫌隙，这些在《秀水闲居录》中所反映。但何忠礼先生说他“力主和议，政见本与秦桧一样”，却是不符起码的史实。朱胜非任相期间，最重要的政绩之一，是坚决主张并支持岳飞军克复襄汉。如果硬要将朱胜非归之于投降派，岂非是太冤枉了。
２
首言此事，正与桧语合。盖桧自京城随虏北去，为彼大酋挞辣郎君任用。虏骑渡江，与俱来，回至楚州，遣舟送归。桧，王仲山婿也。仲山别业在济南府，为取数千缗，赆其行。其后挞辣统兵犯淮甸，朝廷遣魏良臣、王伦奉使至其军中，数问桧，且称其贤。乃知桧之策出于虏意也。桧之初归，自言杀虏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然全家同舟，婢仆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归也。”
何宗礼先生说：“只要具体分析一下朱胜非的这段话，就会知道其攻讦成分多于事实，不足令人凭信。”他又具体分析说：“胜非闲居八年，绍兴十四年（１１４４）卒。《闲居录》正是他晚年退居秀水（今浙江嘉兴）时作。但是，本书既有不利于秦桧的内容，在胜非生前是决不可能流传于世的，反之很难说没有后人附益之辞，这是疑问之一。楚州距济南有上千里之遥，未知金人豢养秦桧为奸细，何必非从那里取王仲山别业之钱以赆其行？这是疑问之二。有宋铜钱，一缗重五斤。千缗则达五千斤，桧长途跋涉去南宋，让他携带这么重的货币以行，未知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若谓并非铜钱而是金银，胜非又安得而知之？这是疑问之三。宋代国史及秦桧《北征纪实》皆言桧借故逃脱，并未有“自言杀虏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之语，而胜非为何要作如此记载？这是疑问之四。”
３推断，《秀水闲居录》得以躲过当时很厉害的文禁，是很不容易的，但此书毕竟在文禁后传世了。
何宗礼先生认为，“很难说没有后人附益之辞”，作为“疑问之一”，是有可能的，但应当按照胡适先生早已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原则，进行求证。李心传在《要录》注中已经对《秀水闲居录》的记载正误有所考辨，却没有提出“后人附益”的问题，八百年后的今天，只怕更难以作“小心的求证”。
按何宗礼先生说：“还有两种是无名氏的《林泉野记》和《中兴姓氏录》，不过他们的说法与《秀水闲居录》大同小异，基本上是沿袭《秀水闲居录》而来的。”此说又是缺乏“小心的求证”的一例，说是“沿袭《秀水闲居录》”，其实是难于拿出什么依据的。参对上引的两书文字，显然找不出“沿袭”的蛛丝马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引《林泉野记》的文字与《中兴姓氏录》相近，此处不再重复摘录。依据秦桧自述与另外三书的记载，可知秦桧归宋时，确是“囊橐”甚丰，“厚载”本身就有可疑的成份。
４
（司马）朴同拘，而桧独归；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逾河越海，岂无讥诃之者，安得杀监而南？就令从军挞懒，金人纵之，必质妻属，安得与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桧善，尽破群疑，力荐其忠。”
由此可知，如果秦桧的南归之说最初就讲得合情合理，就没有那么多人引起怀疑了。何宗礼先生对朱胜非《秀水闲居录》提出的第四条疑问，正在于自己没有认真阅读史料。
研究秦桧南归，必须涉及他被俘北上，前后跨四个年度的相关记载。何忠礼先生写道：“尔后，金太宗‘高其节’，以赐其弟左监军挞懒为任用。”“高其节”三字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的正文。尽管是古代史书上的原文，但作者的倾向性还是十分明显。实际上，“高其节”当然是不准确的，准确的用语应是“变节”。同时被俘的宋朝官员到北方后，都守节不屈，而秦桧却是唯一的例外。《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载：
“（靖康二年，即建炎元年）十月，虏迁从官陈过庭等至显州，惟秦桧依达懒，居留弗遣。”
５洪皓是个被誉媲美苏武的宋使，据行状说：
“初，虏围楚州，久不下。时秦留粘罕所，虏使之草檄谕降，有室 者在军，知状。先君与秦语及虏事，因曰：‘忆室 否，别时，托寄声。’秦色变而罢。明日，侍御史李文会论先君在朝，必生事，遂出知饶州。”
此段记载的错误，在于说“秦留粘罕所”，按金朝攻楚州的主将是完颜挞懒，应是在完颜挞懒手下充任用和参谋军事时，为金人草檄。从前引《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的记载看来，秦桧是一直在“东朝廷”完颜挞懒手下，而未到云中的“西朝廷”完颜粘罕那里。当时完颜兀术也是燕京“东朝廷”，故有设宴款待的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也针对此段记事说：“时粘罕在云中，何由使草檄，或即挞懒使之。”尽管此条记载有误，但秦桧为金人“草檄谕降”，应是事实。楚州之战是建炎时最英勇、最悲壮的保卫战之一，全城军民在赵立的指挥下，义不苟生，与秦桧的行为适成鲜明对照。
６
大夫间往往有之。臣亲见子厚言其事如此，则知桧昔在金固有阴功隐德，及于天下社稷者多矣，特耻自炫，不欲言于人，是以世不得知之。”
从此段文字看来，张邵拍“师臣秦桧”马屁之意，已跃然纸上。在张邵被金人放回之初，曾建议迎请宋钦宗，因此得罪秦桧，被言官弹劾而一度贬黜。此次上奏，无非是为利欲所驱使。其中叙述秦桧“策蹇衣褐”等情况，就很难认为是可信的。史称张邵“自楚州渡淮，则逢金军，遂见左监军完颜昌於昌邑，前御史中丞秦桧在焉”。昌邑是潍州的属县。《宋史》卷３７３《张邵传》说：“初，使金时，遇秦桧于潍州。及归，上书言桧忠节，议者以是少之。”但若对张邵此份上奏进行分析，却也可推知了一个基本史实，即自秦桧变节降金后，就一直追随着完颜挞懒，完颜挞懒到潍州，他也跟随到潍州，所以才能在那里见到出使的张邵。至于张邵行实说他出使时，“遇秦丞相间行南归”，显然是不确的，张邵出使在建炎三年，而秦桧南归在建炎四年，应以张邵本人的上奏为准。他是到达中京大定府后，才得知秦桧“南归”的。
７
依《中兴遗史》之说，秦桧与陈过庭等其他被俘官员不同，确是变节降敌，但又是在楚州逃归的。《三朝北盟会编》卷１９７另引一段《中兴遗史》：
“初，秦桧在虏中，与挞懒相善。桧还朝为宰相，知挞懒封鲁王。桧欲间挞懒，使贰，乃令高益恭赍书与挞懒。益恭者，燕人，与桧通心腹，随桧随朝。桧授以承信郎，令赍书贺挞懒封鲁〔王〕，劝挞懒就封，以治鲁地，且己为南朝宰相，〔可〕以相应。令刘光世差人，送益恭至沂州刘令（冷？）庄金人寨，取投（交收）文字。光世令涟水军山寨统领官王勋，送益恭至金人寨，得回文，到清河，遇祝友据楚州，差人在清河把隘，遂杀勋。光世以承信郎借补勋之子恪。益恭至祁州投书，为人所告，金人遂杀挞懒一族良贱八百余口，而益恭以烹死。”
此段文字又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３０绍兴九年七月己卯朔注。李心传只是在注中说：“祝友据楚州绍兴初，去此已久，恐必有误。”按秦桧初相是在绍兴元年至二年，完颜挞懒是在“天会十五年，为左副元帅，封鲁国王”。天会十五年即绍兴七年（公元１１３７），刘光世军其时早已改为驻守淮西，他又于当年罢兵权。秦桧是在绍兴八年（公元１１３８）再相，完颜挞懒又在天眷二年，即绍兴九年（公元１１３９）的政变中被杀。由此可知《中兴遗史》记载之差误。
８
秦桧被俘北上时，“小奴砚童与婢兴儿、御史街司翁顺”随行。他归宋时，除了上述三人外，又增加了“燕人”“亲信高益恭”。但秦桧奏中却说是“海州擒获汉儿高益恭，稍知文字”，当时将原辽朝统治区的汉人称“汉儿”。秦桧把高益恭带到南方，又放回北方，并且诡称他只是被俘者，而不承认此人是自己带回的“亲信”，这种掩人耳目的手法，当然也是一大疑点。
研究历史，忌讳孤证，尤其不能回避与自己论点相悖的史料，这是一条常识性的通则。上引一些与何宗礼先生论点相悖的史料和论证，并不是新论，早见于邓广铭先生《岳飞传》（增订本）、刘子健先生的《秦桧的亲友》以及笔者的一些论著中。何宗礼先生主要是注意了《老学庵笔记》的孤证，似乎是对秦桧不是奸细提出了新说，但由于对上述史料和论证采取了回避态度，只怕就难以成为有力的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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