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辞职，无论多么艰难，他都没有忘记责任
周总理创造了一个奇迹。他既是中国历史上作为类似于宰相地位时间最长的人，又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内时间最长的政治局委员，时间长达52年之久。也是唯一一位职位曾经高于最高领导人的领导人。外国记者说他是“有弹性的优质钢”。
1.评价总理要懂政治、要懂历史、不要现实生活中溜须拍马而去严苛他人
有些人过高地估计了周总理的地位，因此，对总理在历次运动中的作用有些微词。其实，说这些话的人要么涉世不深、要么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么是不熟悉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
我经常对这样的朋友说这样的话：在工作、生活中你有许多看不过去的事情，、看不过去的人，但你又必须与他们打交道。甚至当你是正确的时候，而你的上司却不同意你的方法，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越级找更高的人？
如果你在工作中，碰到贪污腐化、碰到有人狐假虎威、碰到企业主或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的至亲、至爱之人的胡作非为，你敢于揭露、敢于反抗吗？如果说你敢，那么，算你牛。
要知道，你所做的顶多是丢了工作，对你的家人或许会有些影响。对你的朋友、古旧、亲属没有任何影响。但你想想在政治仅仅是丢工作吗？
当我们乘坐在以光速行驶的时光列车上时，我们发现：中国从1955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建设便开始了曲折缓慢的进展，中间有过停滞乃至是倒退。因为，各项工作开展顺利，“一五计划”（1953—1957）中的许多指标都提前完成，为此，许多人都开始头脑发热起来。再加上，当时美苏争霸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中的第一小波段的全方位的硬碰硬，极度危险。朝鲜战争就是期间的典型代表。
双方有着严重正面冲突危险之后，美苏两大国开始了短暂的经济建设比拼（其后又出现了古巴导弹危机）。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下，中苏两国在经济建设上便出现了以超越美英为目标的经济建设冲动。
1955年年底，最高领导人过于的乐观中国建设的形势。他先后主持并制定了《农业十七条》（1955年10月开始主持制定）、提前实现工业化等不切实际的主张。
总理在当时勉强的同意了他的观点。之所以说勉强是因为，总理的这种态度与之前的态度形成了对比，总理以前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反对冒进、不要头脑发热。对于这种转变，（1951年4月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原主任）认为有三个原因：
首先：在中国重大的战略决策方面，最高领导人的主张和意见往往总是高人一筹。
其次：这个重大决策是在没有事先在党中央高级领导层中充分酝酿的情况下提出的，总理很难在短时间内提出自己的成熟的反驳意见，要遵守1943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的最高领导人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的决定。
再次，当时的国际环境使许多领导人都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应该争取时间加强自己的抵抗能力。所以，更有激情的搞建设在许多领导眼中认为是应该的事情。
就这样，最高领导人在1957年提出了15年超英国的口号（后来最高领导人竟然认为7年可超过英国，没过多久又认为两年便可），同样苏联也提出了超美国的口号。
1956年年初，在内心深处没有过好心理关、思想关的总理便觉察到了危险情况的出现。1月30日，周恩来针对盲目热情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只字未提“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口号是最高领导人提出的，刘少奇刚刚在中央座谈会上传达，对此，一些会议代表为此提出了质疑。
总理对此说：讲提早完成工业化应慎重。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没有根据地提，要区别提，不要混同提。因此，《政治报告》中只说加快速度，而不说提前完成工业化。大家要认识到，工业化是需要时间和知识的。
其后，总理又果断地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他的正确意见使当时多数主管经济的领导思想逐渐接近。
从1956年6月上旬到年底，总理开始着手纠正经济中的冒进，并以自己长期坚持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实施经济建设。
此时的总理，根本没有想到反冒进就是反对最高领导人的“正确”主张，只是认为这是属于纠正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正常措施。“正因为没有思想顾虑，才有反冒进的鲜明态度和果敢决策。”（石仲泉前辈语）。
其例证便是胡乔木的回忆：“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基建预算20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在会上，犹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
3.反反冒进
在那次会面之后，最高领导人去往上海。其后的发展，曾致使总理递交过辞呈。最高领导人开始了对反冒进的批评。其中共有八次。
①1956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对反冒进进行婉转的表示不满。
②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对反冒进直接表示出不满。
③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直接批评反冒进。
在南宁会议上，总理因为工作关系13日才到南宁，顿时感到气氛不对，当时他还以为发生了什么战争。最高领导人很生气地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民一泄了气，不得了。
面对最高领导人的强烈批评，并当着中领导面大力夸张柯庆施，质问总理：你能写出这样（柯庆施的报告）的文章吗？
面对如此情况，总理只好递交辞呈。
对于反反冒进问题，薄一波认为：“批评反冒进是不适当的，批过了头，为以后的大冒进开了路”。
在这个问题上，如今中国的绝大部分领导人和学者都对最高领导人的反反冒进持否定态度。
它的直接后果有两个：第一改变了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导致了“大跃进”。第二：“它标志着建国以后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有比较正常想不正常转变”。（《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
胡乔木曾经说过，从此以后有的人发言便少了。我个人认为，那时胡乔木同志不好意思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可以说，这次事件总理的发言次数就是少了。再经过庐山会议，总理便几乎在路线问题上沉默寡言了。
正如邓小平在评论后世时总理的作用中说的那样：他就像我的兄长，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倒下去是件极大的幸事。当时，他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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