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总书记8年实权却在毛主席手上，身居高位儿子却是图书管理员
对这个人，毛泽东有一个称呼：“明君”。所谓明君，就是“开明的君主”。毛泽东称之“明君”，自然认为自己是他的部下。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虽是他的部下，却是党内最高决断者。
这个人就是张闻天，另一个名字叫：洛甫。
毛泽东与张闻天这一段长达8年的特别关系，是党内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而张闻天以他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大局为重的态度，赢得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内人士的敬重。
张闻天是在王明“左”倾路线占据党内主宰地位时进入党中央领导层的。
张闻天是中共留苏学生中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且是排名靠前的人物。1925年6月，张闻天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就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在留学生中称得上是凤毛麟角。为什么？杨尚昆后来回忆说：“闻天在苏联确实算是学得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是他。一个是王稼祥。博古和我差不多，现炒现卖。”张闻天学得好，且不是一般的好。张闻天出身江苏一个殷实的人家，年轻时起就喜欢读书，曾去过日本、美国勤工俭学。他懂日语，能用英语演讲，俄语水平也很高。由于成绩特别好，毕业后，张闻天与王稼祥被选入苏联最高理论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并担任助教。
1931年2月，张闻天从苏联回到上海，参加国内的革命斗争，不久担任中宣部部长，几个月后，即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有学识，写文章写得特别好，担任宣传部部长期间，写过不少有鼓动性和影响力的红色檄文。但是，此时他在政治上受共产国际影响，属王明、博古等“左”倾路线阵营，反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时，他曾跟随博古等人，用“战斗的笔”写过一篇批评毛泽东的文章，一时影响颇大。
但是，张闻天不是盲从的人。
1933年初，当他随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接触到实践后，才觉得王明这一套不行。于是，对王明、博古那一套失去兴趣，受到王明等人排挤，安排到苏维埃中央政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本来张闻天就有些书生气息，喜欢研究理论，去人民委员会工作后，反而有了单独考虑中国革命实际道路的机会，于是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在这里工作，他又每日接触时任苏维埃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久而久之，对毛泽东也有了新的认识。于是，他从一个“左”倾路线执行者，转变为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有力支持者。
在长征路上，张闻天作为地位仅次于博古的党中央常委，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坚决支持毛泽东，同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作斗争。最终，他与王稼祥等人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周恩来作正、副报告。他们发言完毕，张闻天就站出来，作反报告——尖锐批评“左”倾路线，打出了第一炮，为会议确定了基调。接着，毛泽东站起发言，重点批判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打出了第二炮。他说完，王稼祥打出第三炮。这样整个会议在三炮之后完全转了向。经过三天激烈的争论，会议最后确定：一、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由常委审查后，发到党支部；三常委再进行工作分工。
遵义会议否定了博古等人的“左”倾路线。会后，党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即担任总书记。张闻天被推为总书记后，再三推辞，拖了20多天后，中央常委不得不作出决定。他才去挑起这副担子。
张闻天平时带着一副眼镜，不苟言笑，一直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不长于处理琐事，无论是从外表看还是他的内在气质，完全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书记之后，总感到自己并不适合于党内的领袖地位。因此，总希望让贤。
1935年4月，红军渡过北盘江后，党中央决定派一位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毛泽东等人不同意，之后改派了陈云。同年夏，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野心膨胀，为了团结他，张闻天又主动提出把自己的职务让出来，被毛泽东劝止。1938年秋，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确认中共“要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即以毛泽东为领袖，但职务并未明确。张闻天又提出辞职，推举毛为总书记。毛泽东不同意，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
毛泽东不同意，张闻天尊重他的意见，没坚持己见，但会后主动将工作权力移交毛泽东。
这样一来，有人认为张闻天是总书记，处处听毛泽东的，甚至说他是“泥菩萨”。张闻天不为所动，坚持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对此，毛泽东也深有体会，曾对王震感慨地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张闻天知道后回答说：“这是对我最好评价。”
（张闻天左一）
直到1943年，张闻天才真正从总书记职上退下来。3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决定精简机关，并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从此，张闻天才正式离开书记处，改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张闻天专心致志研究党的历史文件和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从党史上认识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对毛泽东更加心悦诚服了。
1959年夏，庐山会议召开。会上，大家在讨论中认为“大跃进”以来成绩很大，前途光明。彭德怀觉得问题没有谈开，上书给毛泽东。7月21日下午，在气氛已经很紧张了时，张闻天不顾田家英胡乔木等人的规劝，在华东组作了8000字的发言，总共讲了3个小时，涉及13个问题，支持彭德怀的观点。结果，张闻天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副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追查莫须有的“里通外国”的问题。
但是，张闻天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肯认错。在“文革”中，张闻天被审讯、批斗达200多次，和妻子刘英监护在北京景山后街寓所，达523天。之后，遣送到广东肇庆，在那里熬过整整6年。一次，他突发心脏病，刘英借来平板车，请人帮忙推到医院。然后，70岁的刘英跟着平板车一路小跑，帮着推车。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张闻天依旧没有放弃信仰。他的矫正视力只有0.2，仍然每天坚持写作，写了数十万字的笔记和文章。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在江苏无锡病逝，7月13日，南京的《新华日报》第三版右下角以“本报讯”的报道方式登出逝世消息。这则消息由北京方面拟定，仅78个字：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同志，因长期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病故，张闻天同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76岁。”
然而，历史又是公正的。最终，他以自己对真理的不舍追求获得了党和人民的肯定。1979年8月25日，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隆重追悼张闻天，为他进行平反。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邓小平在悼词中说：“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盖棺定论，张闻天的英名和荣誉得到了恢复。
作为一位杰出的党的高级领导人，张闻天在追求真理的同时大公无私，十分廉洁。他一生结过两次婚，有三个孩子：一、与前妻卫月莲生两个女儿——张维英和张引娣；二、在陕北时和刘英结婚，生有独子张虹生。但是，三个孩子一生，都是中国最最普通的劳动者。
1954年，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张闻天到上海考察，与离别近30年后的大女儿张维英相见。父女俩聊了很久，十分亲热。临别时，女儿希望父亲给自己介绍一份工作，有个固定收入。没想到张闻天说：“你在乡下种地挺好，还是继续种地吧。”结果，张维英一生都是农民。
他的二女儿张引娣，1953年在外交部当打字员。1955年，中央号召各直属机关精简机构，张闻天让她带头离开机关，回到上海，在上海自行车厂当了一名普通职工。
他的独生子张虹生，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后在父亲的鼓励下，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种过田、赶过大车、放过牛。父亲去世时，他都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张闻天平反后，他被安排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担任图书管理员，一直干到1997年退休。（52xx.cn原创）
（附：张闻天去世后，刘英按他的遗嘱，把组织上补给他的工资4万元，全部上交党费，没有留一份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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