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表弟的是与非：他是中共的省委常委，又是中共的阶下囚
他是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林彪的班长、朱德的随从，周恩来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当过贺龙的师党委委员，他的妻子是省委委员，他是戴笠的手下、蒋介石的中将，还是毛泽东的表弟、中共的阶下囚！
在林彪黄埔军校枪走火事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他的班长文强。
但是，林彪枪走火后，两人却打了一架。原因是林彪怀疑班长文强报告了值星官。值星官一走，林彪说：“文强，你这个家伙怎么落井下石呀？你这个湖南骡子。”一巴掌打过去，“啪”，林彪也被文强打到了床铺上。从此，林彪不理文强。
两年后，他们都参加了八一起义。文强是贺龙20军3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在会昌时，文强看见林彪在路边，跑过去说：“老林哪，你是湖北佬，我是湖南佬，我们有两年不见面了，大敌当前，不要再闹小孩子脾气了。”文强回忆：
（林彪）他望着我笑一笑，举起手给我敬礼。“哎，”我说，“你这个人还很近人情，还给我敬礼呀。”他笑了，说：“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的官阶敬礼，我是个上尉，你已经是个少校了，我给你的官阶敬礼。”我说：“不管是什么官阶，也好，我看见你有笑脸了!”他就哈哈地笑起来了。小孩子脾气不闹了。（文强回忆）
后来，他们在三河坝又见面。林彪说：“老文呵，咱们又见面了，我招待你吃点东西吧。”文强的部队马上就要走，没有时间，所以饭没吃成。这次分开，他们就再也没有见面了。几十年后，在林彪女儿林豆豆的撮合下，文强写了自己的回忆录，把这段故事也记在书中了。
黄埔军校毕业后，文强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北伐军打到武汉时，朱德奉命担任第20军党代表，文强等40名黄埔生被选派随朱德入川。文强追随朱德在万县工作了一段时间。
1927年秋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被打散后，文强去了上海。不久，党组织叫他回湖南老家潜伏，准备去苏联留学。等了半年没有消息，他干脆出去自己找党。
1928年，他拿着母亲的金镯子再次来到了四川，找到了黄埔四期同学、中共川西特委书记廖宗策，接上了组织关系，先在川军中做兵运，后来在江巴两县当兵运书记。对在四川的工作，文强后来回忆：
李鸣珂死了，省委要我接替他的这个位置，当了省委常委，后来，我当了川东特委书记，我领导23个县，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女方叫周敦婉，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由恽代英介绍入党，当过县委书记，是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四川第一个妇女部长。她的前任老公，叫刘愿庵，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到过苏联，且是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一次开会时，他被特务发现，抓住后没几日就被残酷杀害。
促成文强和周敦婉结婚的，是一个湖南人，叫吴芳吉。吴芳吉曾在长沙明德中学教书，当过毛泽东的老师。他是江津人，来看望周敦婉。他在长沙时与文强也有过一面之交，结果一起在省委驻地一见面，两人就认出了对方了。
文强说没有。他说：“我今天做介绍人。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结婚。”
结果，在大家七笑八说下，周敦婉和文强真的当晚办了菜，请大家吃一顿饭，就结了婚。
我跟周敦婉结婚有10年。1941年她害子宫瘤动手术，日本飞机来轰炸，慌乱之中，手术医生把手术刀子丢在周敦婉肚子里，就把肚子缝起来了。周敦婉就这样死了。
……周恩来曾经有书信要周敦婉去延安，但是周敦婉没有完成去延安之志，抱恨终生，是我连累了她。1940年，我写诗10首吊亡妻周敦婉(坚如)。（文强回忆）
这是他们后来婚姻的结局。
1930年，文强被特务抓住逮捕，关押在刘湘的部队中。由于他是黄埔生，一次被人接去和几个黄埔将领打麻将，席间有人扔给他一个纸条，告诉旁边有个洞子。他借上厕所离席，从洞子爬出，跳出高墙，跑出来了。然后，和周敦婉一起跑回了周的江津娘家。
文强有了落脚点后，找到了省委代理书记罗世文。罗世文对他很冷淡，满口要执行铁纪律。在文强的逼问下，他才说出，王明等人上台，党的路线变了。文强出身大地主家庭，代表资产阶级，组织上要对他执行党的铁的纪律，要清洗。
这时国民党也在通缉要犯文强。为了逃命，文强和周敦婉凑了40块大洋乘船东下，一起离开四川，去上海找周恩来或者杨尚昆进行申诉。
1931年底，两人抵达上海，找到周恩来的住处，敲门，门缝塞出一张纸条。文强接过一看，只一个“苏”字。文强说：“去苏联了。”
周敦婉说：“到苏区去了。”
两人找不到周恩来，抱头痛哭。文强说：“革命革命，革到共产党要杀我，国民党也要杀我。”于是，两人决定回湖南老家。从此，夫妻俩脱离了共产党。
回到老家后，文强先是当小学体育教员，不久在家庭的支持下办起了报纸，当了5年少年中国通讯社社长和《建设日报》主编。1936年，抗日风云骤起。他写了一篇《湖南当局的荒谬言论》登在报上，讽刺湖南省主席何键拍日本人的马屁。何键要抓他，在湖南也待不下了，文强夫妇东去杭州。
一到火车站，他们居然看见坐在黄包车上的廖宗策。廖一年前也脱了党，在戴笠手下工作，这次去武汉办事，他的家就在杭州。文强到了杭州，就住到了廖家。
在廖家无事可做，廖夫人请文强游西湖。在三潭印月的地方，一艘游船上突然有人大声喊道：“是不是那个文强啊？”他一看，是父亲的好友、国民政府参谋总长程潜。见面后，程潜见他没事干，说：“到上海找我，到参谋本部当上校参谋。”
（程潜）
文强回到廖家时，廖宗策说：“浙江省警官学校党代表戴雨农（戴笠），给了你一个中队指导员。”
文强与戴笠见面后，决意在戴笠手下的警官学校去。
于是，他去上海面见程潜。
程潜给了他一个少校参谋头衔。文强说：“我在共产党那里干过多年，现在还被国民党通缉。”
程潜说：“还有这个事儿啊。”随手写了一张纸条给张治中。
张治中又找了几个黄埔同学，证明文强脱离共产党五年，没有任何联系。这样，文强的通缉令也被国民政府取消了。于是，文强加入了戴笠的军统。不久又加入国民党。
值得一说的是，文强1925年1月在长沙读书时由毛泽东的学生夏曦介绍加入共青团。在黄埔军校时，1926年1月，由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并集体加入了国民党。3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文强选择退出国民党，留在共产党。
在戴笠手下工作，文强与程潜一直保持联系，到了南京就去看他。1937年，一次，程潜见着他说：“我看到训练班教官上有你的名字，你现在什么官阶呀？”
“我在警官学校没有定官阶，发的工资是每月150块钱，相当于中校。”
程潜说：“工资太低了，给你个上校军衔。按军事方面规定，上校就是高级参谋了，这样你就可以随时见我了，怎么样?”
“那我当然高兴了。”
就这样，文强摇身成少校了。随后，他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
一天，文强在上海马路上走着，突然一个人拍他的肩膀。文强看着这个戴近视眼镜的人，想不起来是谁，他叫道：“怎么，你不认识我啦?我是袁裕啊。我现在叫袁国平。”
袁国平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文强的黄埔四期同学。文强也叫了起来：“啊，苞谷老！(袁国平的绰号）”
“你还记得我是苞谷老啊?”
“我记得，怎么不记得呢！我们有十几年没有见面了。”
袁国平说：“很难得遇到，我们找个地方谈谈话啊。哎，你怎么还不归队呀?”
“队?归什么队呀?”
“你晓得不晓得周恩来在找你呀?是王明路线害了你们。”
“周恩来到哪里找我?”
“具体的地方我不了解，就晓得他在找你。你还不知道，周恩来知道你的情况了，在延安给你平反了。要你去归队。”
文强说：“要我归队?这通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袁国平说：“送到四川。”
“我已离开四川多年了，有通知我也收不到啊，已经七年了。”
“你跟周恩来没有接上关系啊，他给你平反，现在算起来也有六七年了，你怎么还没接上关系呢?”袁国平问，“你对你自己的问题考虑了没有?”
其实，文强一直在考虑自己的前途，有了决断。
他回答：“我有这样一个考虑，共产党的政策改变，国民党的政策也会改变，国民党也不杀我的头了，过去参加过共产党也不追究了。取消对我的通缉是张治中给我办的，当时张治中说，取消通辑令，要有五个黄埔学生证明你跟共产党没有关系了，我就找了四个黄埔学生，还少一个，戴笠愿意担保我，他也算了一个，这样就取消了通缉令。这样一来，如果我回去恢复党籍(共产党党籍)，就矛盾了。我在国民党里已经搞了两年多，回去不又成了问题了吗?”
袁国平说：“那没有关系，凭你跟周恩来的关系，可以解释嘛，我也可以帮你说清。”
“我有这个想法。我已经7年没归队了，我也不想再归队了，但是我以共产党为友，先把抗日战争打下来再说吧。现在大敌当前，把日本人打败了再说。”
在两人的谈话中，文强想多了解一点延安的情况，于是，袁国平向他提到了一个人——毛泽东。
他是文强的表哥，还是他的老师。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就是文家的。文强叫她姑母！毛泽东比文强大14岁，在长沙时还当过他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的老师。但是，文强和毛泽东关系并不好。他回忆：
毛泽东开始认识我时，我就跟他抬扛子。以后我跟他抬扛子非常之多，一直跟他抬到底。
他和毛泽覃关系却很好。文强等人去投靠黄埔军校时，毛泽覃没有路费，要哭了。文强说：“路费我出，衣服钱你自己出，我有饭吃你也有饭吃！”可其他人反对，文强说：“他也是cy，为什么不同意？他没有路费，我出钱！”最后，毛泽覃列在党组织开具的名单最后。几个人乘同一条船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文强为什么这么财大气粗？他妈妈给了他一个金镯子，后来在上海换了100块大洋！
文强没有听从袁国平的话去归队，后来在国民党中35岁升少将，40岁升中将。那么，他的人生选择是不是就对了呢?
1946年1月，戴笠在岱山飞机失事摔死。文强在军统混了两年多，还是中将，眼看没有前途了，决心脱离军统，1948年9月，他被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请去当前线指挥部副总参谋长，月薪和参谋长一样，每月1200块大洋。
这天晚上，程潜跟我谈了很多话，他说：“你去了要小心啊，共产党你是打不倒的，共产党的战法你也知道，他没有五六倍的力量不给你打，他没有把握也不打，他白天不露面，晚上出来跟你打，你找不着他，你机械化部队有什么用呢?杜聿明掌握着26个军的机械化部队，但是打共产党没有用，机械化部队打共产党，等于高射炮打蚊子，怎么打得到啊?”
程潜望着我一笑：“我看共产党并不成气候，可是一打起来，我们总是失败。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
我说：“我不去也不行。去呢，我忧心忡忡。不过你讲要准备当俘虏，我还没有想过。我们是高级司令部的人，难道还跑不成?不见得当俘虏。”
文强完全错了。
程潜果真言中。1949年1月9日，国民党在淮海战场大败。溃逃时，文强躲在一个冰窖里，结果眼睁睁地当了解放军的俘虏。按照他自己的话，抓住他的是“四五十个解放军小孩，都是十五六岁，年纪很轻”。尽管他谎称自己是一个书记官，叫李明，还是被认出，随后就成了战犯。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关在北京功德林模范监狱，监狱长要他写悔过书，他拒绝了。
要我写悔过书，我说：“毛泽东是我的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我想我是文天祥的23代孙，不写就是不写!这样，我26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
文强当过共产党的省委常委，居然是如此的认识，可见他已是如何糊涂。因此，他在监狱中改造的时间是最长的，也毫不奇怪了。
1975年3月9日，文强终于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26年多的改造终于唤醒了他。在特赦的表上，他写道：第一我不出国，第二我不到台湾，我唯一的意志是定居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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