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大误会：“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并非毛主席的首创
1958年夏，全国大跃进的热度开始急剧地升温。
6月14日，刘少奇在与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时，谈到妇女解放时说：“妇女的解放，包括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要摆脱家务就要普遍建立公共食堂。”接着，他举例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作饭，办起食堂后，只需40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他大胆地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进入共产主义。（见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一文）为此，他认为，中国已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
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来到山东寿张县视察，随后，一些媒体报道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光明日报》1958年8月4日）
这个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一千几百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道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
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视察时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还说：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就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农业，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120、175、176页）
8月4日，毛泽东的专列从北京出发，南下视察工农业生产，第一站到达河北徐水县。
毛泽东到徐水，不是看其他。而是因为他在3月份看过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陈正人给邓小平、彭真并报毛泽东、中央各负责同志一份关于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徐水县从去年11月起，苦战三月，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境内三条河流基本得到治理，86万亩耕地都配备了一套至三套灌溉设施。报告还介绍了徐水县兴修水利的特点和徐水县委领导兴修水利高潮中的一些经验。毛泽东对这里的水利建设情况很感兴趣，于是专门前来察看。
下午四点半钟，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河北省副省长张明河、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和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陪同，毛泽东首先到达了该县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他一到大寺各庄，就大步跨进了农业社俱乐部。
俱乐部的屋子里满墙壁都是各种光彩夺目的奖旗，这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沿着北墙，看了几面奖旗，并问了问得奖的经过，然后才在长桌旁边坐下来。村妇联主任和共青团支书马上给他倒茶，他连忙又欠起身子，笑着说：“谢谢！谢谢！”
进门的时候，他已认识了乡党委书记詹登科，社支书阎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坐定后，他让他们写了自己的名字，并都念了一遍，抬起头问他们道：“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李江生回答。
毛泽东又问：“每亩平均多少斤？”
支书阎玉如回答：“754斤！”
随后，他又问大秋作物的预计产量，问了社里的，又问全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他又补充说：“主要是山药（甘薯）高产，全县一共种了春夏山药35万亩。”
毛泽东听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们，说道：“要收那么多粮食呀！”
此时他显然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全县情况，伸出又厚又大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拿到9000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都被他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洒精。”
毛泽东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他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众人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着说：“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泽东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他亲切而很有风趣地笑着，站了起来，要到村子里去看看。
这时，毛泽东来了的消息早已传遍了全村，人们是多么想跑过来看看他啊！可是，不少的人活儿正紧，都丢不开手。于是，毛泽东走去看望大家。
他带着一行人来到了粮食加工厂。这里一台锅驼机正带动着钢磨在磨大麦面。毛泽东同管钢磨的师傅郑德祥谈了一阵话，问了生产情况，他发现机器旁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小青年，身上油渍斑斑，都高兴得有点儿慌乱地直盯着他，忙问他俩：“你两个是开机器的吗？”
他们回答说：“是的。”
毛泽东问清了女青年叫田金花，18岁，男青年叫郑德生，15岁时，连忙夸赞道：“了不起呀！这么小就会开机器呀！”
两个小青年高兴得手足无措。看他们的神态，是想跟毛泽东握握手，可满手油污，又赶紧把手缩了回去。毛泽东笑嘻嘻地招了招手，迈步去与筛面的四个妇女说话了。
这四人都是壮老年妇女。她们披着满身的“白雾”，热切地笑着同毛泽东握手。有个叫郑秀芳的一把抓住毛泽东的胳膊说：“毛主席！你老人家身子结实吧！”
告别她们，毛泽东走到了街上。附近做活的人一伙伙地张着笑脸，使劲儿盯着他，突然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边走边招手，向大家点着头，有时还停下来跟他们握手。只后，他看了农业社的供销部，看了社里的医院和正在扎针的医生与病人，又看了猪场，看了缝纫工厂，与一些社员谈了话。在缝纫工厂，他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说：“你们做活吧！”摸了摸缝纫机上的布料，看着女社员们做了会活儿。一个叫张爱芝的熟练缝纫工拿着看线，好半天还穿不进针眼，他亲切地笑着看着，直到看到她穿上了针，做开了活儿，才挥着手跟她们告别。
而往前走，迎头是一队身系白围裙、头戴白布罩的社员，站成整整齐齐在欢迎他。这是社里三个食堂的炊事员。他们多是妇女，又是鼓掌又是欢呼。毛泽东跟他们打过招呼，在社干部的带领下，去看幼儿园。几十个小孩都很干净，背心和短裤多是新的。他们鼓着小手掌欢迎，喊着共产党毛主席万岁。站在最前面的女孩崔小玉领着大家唱歌，唱了一曲歌唱总路线的，又唱一曲《一条小手绢》。毛泽东摸摸这个女孩，又摸摸那个男孩，一直笑呵呵地听他们唱完歌子，才跟着保育员阎凤贞去看了孩子孩们的宿舍。
这里是“全托”，小孩黑夜白天都不同家，他们的花销也不用家长负担，而是由社里统一供给。在孩子们住的隔壁那个院里，住着也是由社里统一供养的、已失掉劳力的老人们。这是社里的“幸福院”。毛泽东走了进去。炕头上坐着几位老大娘，都对着毛泽东高兴地喊着口号。地上站着八十多岁的老汉田老举，一劲儿抖着白胡子，对毛泽东说：“咱们这回真是享福了啦！有了毛主席，咱们可享了福啦！享了福啦！”
毛泽东笑着同他们握手告别，又去两个食堂的厨房看了看，亲自拿起社员们吃的大麦面馒头摸了摸，问道：“这里边有没有山药面？”
“没有。”支书阎玉如回答。
毛泽东又左右环顾地笑着和大家点头，显然对社员们的生活感到满意。接着，他特意去看了看墙上贴的食堂规则和饭菜价目表，还一句一句地念了一遍。
从食堂出来，众人一起向地里走去。场里地里的社员鼓掌欢呼。毛泽东不断地挥手点头，同大家打招呼。他大概看到地里做活的妇女很多，又对陪同的人员说：“这里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
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告诉说：“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这四台。”
“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毛泽东又看了看张国忠说，“这个县是11万多劳力，抽出了4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7万多人搞农业嘛！”
毛泽东对张国忠介绍的情况记得很清楚，随后问省委书记解学恭说：“他们这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走到了一块半人多高的棉花地边。毛泽东仔细看了看棉花生长情况，很高兴地看了看这一块经济作物，分开密密挤挤的棉枝向地里走去，只走了几步，就停下来说：“我钻不进去啦！”又问道：“这一亩可以收多少棉花呀？”
“1000斤皮棉。”社主任李江生说。
“那就是3000斤籽棉啰！”毛泽东边说边从棉花地里走出来，又往前看庄稼，看到一块长的很好的黍子，停了下来。
李江生告诉他说：“这块黍子地是一年四作三熟。”
毛泽东详细问了问是怎么样的四作三熟，问清以后，连连点头称赞。此时他已在村子和田间里走了一个多钟头，由于天气炎热，肩膀上的衬衫都汗透了，可还的走着看着，并且一直满脸是笑，不断跟地里的农业社员握手、打招呼，看见什么都要亲昵地问一问。西斜的太阳照着他魁伟的身子。
他又看了玉米和谷子，看了粪堆形的山药和每条道栽四行秧子、八行秧子以及十二行秧子的几种山药。在每一块不同的地里，都要问每亩栽多少棵秧子，施多少底肥，追肥怎么上，亩产多少斤。他听到那些山药都是亩产25万斤，有的竟然计划亩产100万斤，不禁又笑着问道：“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
他又对乡、社干部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大家都说好。有人告诉他说：“这个社已经办起了共产主义的红专大学。”
毛泽东又惊喜地“啊”了一声，笑着直点头，然后走上大道，同大寺各庄农业社告别。
他和乡、社干部一再握手，并且说：“耽误了你们不少的工夫！”然后慈祥地看着他们说：“祝你们丰收！秋后我要有时间的话，再来看你们。”
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更快更早地向共产主义迈进！”口号在村子里回旋。
毛泽东离开大寺各庄以后，又在徐水县城看了县里的细菌肥料厂和铁工厂，走遍了两个工厂所有的车间。在细菌肥料厂，他对肥料厂出产的固氨菌，从化验室的显微镜看起，一步一步地看到成品出现，并听取了技术员对整个生产过程的介绍。他走到院里，被几十个女工包围起来，一一握手问好。在铁工厂，400多工人高呼共产党毛主席万岁，欢笑声和鼓掌声始终跟随和簇拥着毛泽东。他走出了翻砂车间，看了两个年轻姑娘操纵一台刨车，还看了发电车间和这里生产的十马力的煤气机。在火热通红的小高炉旁边，他来回走着，还跑上去和炼铁工人丁喜握手。
丁喜满身煤迹，兴奋和激动得连连直嚷：“哎呀呀！毛主席！毛主席！你老人家跑，跑过来跟我握，握手！我，哎呀……”
此时整个徐水城关的人，都好像涌到了铁工厂门外，站在从铁工厂到县委会的路上。人们兴奋得跳起来。毛泽东走出铁工厂后，不时站住，不停地呵呵笑着。
他到了县委会，头一句话就同解学恭、张明河说：“这里的干劲不小哩！”又对大家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他问了问河北省其它地区庄稼的情况，又详细了解了徐水去冬今春实现水利化和今年抗旱的情况。最后，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他还叮嘱说，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他又笑着对大家说：“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
“北京出政治领导，”张国忠说，“出党的总路线！”
这次他本意是来看徐水的水利建设，但他看到的，是这里群众热烈的劳动干劲和生产的积极性，也为他们高昂的热情所感染了。
当夜，徐水县委召开全县电话会议。乡乡社社都在电话会议上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宣誓，保证今年粮食亩产超过2000斤，保证“工业的百花”也要在全县处处争奇斗艳，保证整风和思想一定要丰收，保证各个战线上都有无数卫星发射上天，要把天上的星星都遮没……
大寺各庄早已酝酿成立公社，在当晚也正式宣布成立。各庄的树木全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并且兴办公共食堂。
8月5日，徐水县召开全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会后，全县248个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几天以后，又将20个乡镇合并为7个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
8月6日，刘少奇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关于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指示，并且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干部和社员学习。（《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赵云山、赵本荣著，《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这个人民公社名字是两日前起的。在火热的大跃进氛围中，七里营中心乡党委决定把所属56个高级社合并，结果组建了一个有7000多户、3.7万人的大社。取一个什么名字呢？有人提议叫“大社”，有的说叫“联合农庄”，有的说叫“联社”，最后，党委从报纸上的“人民公社”受到启发，说：“我们也是一场从私有制过渡到公有制的大革命，就叫公社吧。”大家一致拥护。8月4日，大社门前挂出了”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鲜红牌子。
毛泽东下车后，在公社门前停住脚步，仔细观看门口挂着的牌子，轻声念道：“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
当地的干部请示道：“这个名字可以吗？”
他肯定或附和了这个“创造”。但随后在办公室里，他还是忍不住问社干部们：“社这么大，管理不容易，又没有困难？”
社干部们一致回答：“有困难可以克服。”
人民公社虽不是毛泽东的发明，但他在七里营说了“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后，新华社记者就把它变成了铅字，而且是大号字做标题，十分醒目。这让毛泽东料想不到。据李银桥回忆：那天，在一列专列上，毛泽东的目光触到了那个标题，便以手拍床失声道：“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他转着圈，看几眼报纸，嘀咕几句：“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讨论呢……”（《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李银桥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为此，后来他在小范围做过解释：“这个事情我没慎重，我参观时听一位同志汇报中随口讲了这句话，也不能全怪记者。”
倡导“大而公”的势头还在继续发展。在随后的视察中，尽管毛泽东对一些现象心持怀疑，但各地的热情如火如荼，报道还是连篇累赘。他还是放不下心，反复询问当地干部们：“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问过七八遍，没有人反映问题，只是说好。（《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李银桥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在中央部门和省、地委的帮助下，8月22日，徐水县委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草案）》，提出了“大跃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指标，其中规定：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次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说：“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时光。”
9月1日，《人民日报》又以《徐水县人民公社颂》为题，报道了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公斤、一棵大白菜500斤的高产“卫星”。
9月20日，徐水县委发布《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试行草案》打破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规定在全县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为了解决男女老幼不同的生活需要，还规定了数额不等的货币津贴标准。
这些行为把徐水的全面“大跃进”推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全国各地也掀起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浪潮。
在毛泽东去世后，许多人把“大跃进运动”作为毛泽东的“两大罪状”之一，说：“毛泽东一生中似乎犯过两大错误：一是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另一个是毛泽东主持反对其他领导人的运动，开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事实上，毛泽东一生有许多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倡导，然而，“大跃进”并非他发明的，无论是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农村幼儿园、“穷过渡”等诸多“新生事物”，都不是他的首创，也不是始作俑者。在他到达徐水前，这里乃至全国不少地方已搞起了免费的公共食堂、不切实际的幼儿园和“大而公”的公社。这些如雨后春笋冒出来的“新事物”，且得到不少中央和地方干部的支持。所谓“大跃进”运动，实际上是许多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快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急起直追，自发发动的一个群众跃进式的行动，大家的愿望是非常美好的，期间也修建了不少的水利、公路和铁路以及其他大型工程，但由于经验不足，犯了急于求成、只讲主观不顾客观的“狂热症”，因此，紧接着就摔了一个不大不少的跟头。然而，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乃至“浮夸风”、“高指标”，毛泽东都不是首倡者，充其量不过是前期的支持者而已。这种把始作俑者的帽子强加给他一个人头上，是很不公平的。在他去世后，一些人把“大跃进”运动失误的责任全归于他一个人，有失公允，也违背了当时的历史事实。（本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本人著作《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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