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元帅说“开始我并不认为毛主席是领袖”，为何后反成毛派铁杆？
陈毅有一句名言：“我要为众人，营私以为羞。”熟悉他的人说：“陈毅同志不为私。”作为一位优秀人物，陈毅对毛泽东的信仰，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出自于他本人对真理的追求和信仰。
红军时期，陈毅与毛泽东建立了友谊，但陈毅研究专家吴克斌认为：“这段时期陈毅与毛泽东的关系，既有基本的一致，也有分歧，有时甚至是原则上的分歧；他们的友谊是随着相互了解的增进而发展的。两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但性格不一样，哲学思想不一样，两人的立身之道，做人的规范信条也不完全一致。”（《访吴克斌：毛泽东和陈毅》，载《说不尽的毛泽东》）
尽管有着诸多的不一样，但他们有一条是共同的：“都是共产主义者”，即都要去解放劳苦大众，实现富国强民的理想。正是这样的追求和对真理的信仰，陈毅在战斗的胜败之中认识到了毛泽东的军事艺术的威力，但并不意味他对毛泽东的政治方略也能认可。对后者的认可，他经过了一个短暂的曲折过程。
1929年6月，蒋介石下令赣闽粤三省重兵对在闽西的红4军发起第一次“会剿”。大敌当前，红4军内部出现严重问题。6月22日，红4军在龙岩城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等人在建立根据地和建军原则上发生争论，焦点为：一、建设红军为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毛泽东主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实现官兵平等；朱德、陈毅等人主张按照北伐军的模式，军队单纯打仗，军事第一，政治工作从属军事工作。二、建设根据地问题。毛泽东认为红军应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要有“屁股”；朱德、陈毅等人主张游击战，走州过府，扩大政治影响，等待全国总起义的到来。
这些争论在红军内部本来由来已久，而1929年5月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到达红4军后，抓住毛泽东不赞成临时中央关于分散红军的策略等问题，挑起红4军内部的斗争，使得这些争论不仅不能及时解决，反而更加复杂化。
在长途转战中，红4军一些不好现象，如打骂士兵很严重，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了，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伙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萧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地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最后这班官长自己也立不住脚，都不得不离开四纵队。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曾发现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这是红军最大的污点，意义是非常之严重的，这也不能不说是二纵队打人的风气特别浓厚的一种结果。（毛泽东著：《废止肉刑问题》，见《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毛泽东反对一些不好现象的做法，在刘安恭的挑拨下，使不少人将矛盾直指他。6月8日，在前委扩大会议上，身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因受众人指责，提出更换前委书记人选。矛盾更加尖锐。
随后，红4军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些争论在会议上再次摆出来。多数人特别是军事将领支持朱德、陈毅的意见。陈毅是大会主持人，担心红4军内部分裂，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对朱毛各打五十板批评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可是，陈毅各打五十板的办法没能解决问题。众人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出现的争论应多负责，决定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朱德也提出严厉批评。朱德对批评不表态，但毛泽东认为自己正确不接受批评，并且重申自己的主张后声明说：“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
红4军党的七大会议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内分歧，反使得红4军的行动方向飘忽不定。这是军中大忌。7月上旬，根据前委的决定，红4军四个纵队全部出动，分兵发动群众，陈毅、朱德率军部离开龙岩，移驻连城，进行反“会剿”作战；毛泽东去闽西指导地方工作，由此离开部队。
朱毛发生分歧，尤其是毛的坚决态度，促使陈毅不得不深思。这时前委接到上海的党中央来信，要求派红4军派一两名得力同志前去报告情况。陈毅决定亲自去。为此，他专门去见毛泽东，转达党中央的意见，并告诉说：“我准备自己去上海一趟。”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去，把红4军的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
8月初，陈毅经上杭、龙岩前往厦门转赴上海，红4军的工作由朱德主持。
8月26日，陈毅辗转到达上海，随后向周恩来和党中央汇报了红4军内部的争论。党中央研究后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责成陈毅、周恩来和李立三成立三人委员会，专门研究、解决红4军内的问题。
经过一个月讨论，三人委员会达成共识，周恩来便要陈毅起草一份党中央给红4军的意见信。这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陈毅后来回忆：
当时是周恩来主持中央的会议，开过一次会后，周恩来同志继续跟我谈话说：“你可以替中央写一个指示，请毛泽东同志复职工作。”我就替中央写了一个指示，拿给恩来同志看了，恩来同志一个字都没有改，说：“很好，就是这个意思，你带这个指示回去，主要是去请毛泽东复职，朱德同志要服从毛泽东同志，你这个责任很重大。”（张明金著：《陈毅元帅：井冈山时期的林彪》。）
这次上海之行和起草“九月来信”对陈毅起了什么作用？吴克斌说：
1929年2月中央“二月来信”中提到要朱德、毛泽东离开红4军。6月红4军“七大”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由陈毅继任，毛泽东一气之下到蛟洋养病。到“九月来信”以前，陈毅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这种想法：毛与朱两人最好都不走，如果中央一定要他们离开，或者走一个留一个，或者一前一后走的话，那么毛泽东可以先走。为什么？这里陈毅可能有潜台词，就是认为军事作战没有朱德不行，毛泽东的政治职务却可以由别人代替。这个想法反映了此时陈毅对毛泽东认识的局限，没有把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同中国革命的全局和前途联系起来。但到他起草“九月来信”时，他的认识改变了，加深了，由渐变而到质变，对毛泽东的认识在思想上有了飞跃，有了后来的几次请毛泽东重新出山回红4军军部主持前委工作之举。（《访吴克斌：毛泽东和陈毅》。）
陈毅对毛泽东的认识“由渐变而到质变”后，10月3日带着党中央的来信回到了闽西。然后，他向朱德转达了党中央的意见，并建议欢迎毛泽东回到红4军来。陈毅后来说：
朱德表态同意后，拿出一封毛泽东写的信给陈毅说：“毛泽东对你是不满意的，你晓得吗？你看，他这个信是反对你的啊！”陈毅后来回忆：
那个信我现在大体上还记得。因为七次大会以后我离开了，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他带着队伍往闽中漳平一带，红军队伍损失不小。那里是土匪地区。后来没有办法，又退回到永定、坝州一带，又开了个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时，政治工作人员不满意，一致要求毛主席复职，不满意朱的领导。这就是所谓“‘政治小鬼’要求毛主席复职”。毛主席回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去。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去。（张明金著：《陈毅元帅：井冈山时期的林彪》。）
陈毅看完信对朱德说：“这封信是对的，我赞成这封信，过去那些事我撤回，我请他回来。七次大会是我犯了错误，我这次回来，只要我作检讨，他就会回来的。”
朱德不信，说：“你去试一试吧。”
陈毅说：“那我就试一试。”
这期间还有个打梅县的战斗。此次战斗部队损失很大，从梅县撤回来后，朱德、伍中豪和林彪等人主张把部队转向江西，向兴国、宁都、于都这一带走。当时我也赞成到江西，但感到还不是时候，因为毛主席未回来，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我坚决反对，主张无论如何要先到福建上杭，把毛主席接回来以后再共同来决定这个行动，我说我跑一次中央的任务就是这个。对此，大家争论得很厉害。我说毛主席走了，我代理前委书记，我走了，你朱老总代理前委书记，现在我回来了，我是全军的党代表，不能讲价钱，明天队伍开上杭。他们没有办法了，只好从安远开往福建上杭。
这时，我说要是把毛主席请回来，恐怕还要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坐下来肃清“七大”、“八大”的影响。林彪说：不，还是要讨论队伍分散行动的问题。他的理由很多，主张朱老总带两个纵队向闽中冲去，他留在永定、上杭一带。他认为敌人很强大，只有用这个经验，红军才消灭不了。集中行动，目标大，得不到补充，要打遭遇战，红军这么削弱下去，不知道哪一天还要分散。欢迎毛主席回来，我是赞成的，因为七次大会上我是支持毛主席的。分散了，还是可以欢迎他回来。我说不行，现在要集中行动，现在要迎接革命高潮，争取江西，建立大的革命根据地，不是分散的问题。我说，你是一贯的悲观失望，总想拉起队伍走，你这个观念不对。他没有办法，说，我也知道我的意见通不过，但我还是把它讲出来，我保留我的意见。我说：你保留你的意见，我保留我的意见，等毛主席回来再说。我说队伍要抓紧，这三个纵队无论如何不能分散。
这一次争论得很激烈。那时，朱老总没有表态，伍中豪也没有表态，主要是林彪跟我两个争。
后来，我写信给毛主席，信中说我这次到中央去了一次，我们的争论问题都解决了。七次大会是我本人犯了一次严重错误，我可以作检讨。中央承认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同志们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赶快回来。毛主席得到信后坐担架回来的，回来时还是有些病，伤风还比较严重。但是，可以看出毛主席很高兴。（张明金著：《陈毅元帅：井冈山时期的林彪》。）
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在古田召开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对各种倾向进行了批判。陈毅后来说：“但是没有点名。没有点朱老总的名，没有点我的名，也没有点林彪的名。”
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决议，总结了红4军的建军经验，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最后选举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委员的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4军的领导岗位。
一场持续很长时日的争论终于结束，红军重新踏上了正确的轨道。因为不久前毛泽东批判过“陈毅主义”，陈毅后来说：“这时，我心里有个问题，对于错误，我承认了，毛主席是会信任我的。我们共甘苦有三年多了，我没有个人打算。我那时并不是考虑毛主席复职以后，我到7军或到鄂豫皖去，我没有这个打算。我也不是因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对‘陈毅主义’，我就存在心里。我认为毛主席这封信对我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和教育意义。”（张明金著：《陈毅元帅：井冈山时期的林彪》。）
陈毅的这种态度是光明磊落和胸襟坦荡的，也是毛泽东所赞赏的。古田会议后，陈毅找到毛泽东提出调换工作的问题：
毛主席说我：你现在还是留在4军好，不要到鄂豫皖去，也不要到7军去，我挽留你。他还主动说，我写了一封信，朱德同志拿给你看了，不晓得你的意见怎样？我说，我拥护你这个信，你信中对我的批评，我是赞成的。他说，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原来估计你是一去不回了。你回来了，我欢迎你留在这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张明金著：《陈毅元帅：井冈山时期的林彪》）
毛泽东也以诚相待，用革命同志式的友好态度对待陈毅。他的这种的态度再次赢得了陈毅的敬佩。
吴克斌认为这次是非曲折争论的结果对陈毅的影响来说是终生的：
有人会说“我们不是常讲‘组织决定’吗？你怎么把这些扯到个人头上去了呢”，这事看来有矛盾，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毛泽东有很高的才智，在党内有很高的权威，他的正确的政策常为组织所接受、采纳和实施。在组织上许多对陈毅的决定中，毛泽东往往起主导作用。毛泽东是能够做到这些的，而反过来，陈毅对于毛泽东却不能起到这种作用。不是他没有试过，红军时期他曾经有两次想支配毛泽东，一次是井冈山上，一次是红军党的“七大”，但结果却证明不行。为什么？因为毛泽东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他的那一套思路是与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道路相吻合，相适应的，而陈毅的认识在那时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陈毅自己说过，井冈山会师后，以朱德为领袖还是以毛泽东为领袖都还没有确定，是经过七大、八大到九大，他才认识的。（《访吴克斌：毛泽东和陈毅》。）
事实也正是如此。最终陈毅选择了毛泽东作为党和自己的领袖，莫不与这次争执有关，而在争执解决之后陈毅从此在政治上铁心认定毛泽东的正确。
陈毅曾经谈到：领袖不是天生的，是在群众运动中锻炼成长由群众认识的，我就是这样，开始我并不认为毛主席是领袖，经过湘南失败，经过红四军“七大”，最后认识了毛泽东的正确。（《访吴克斌：毛泽东和陈毅》。）
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等人他们所争，皆是大公；他们所执，均为主义。毛泽东也以他的正确和不屈服的态度赢得了朱德和陈毅两位终生的战友。他们的友谊是纯正的革命友谊，没有掺杂半点私情。陈毅对毛泽东正确性的铁心认定，在随后的岁月中被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也被证明是正确的。1949年5月，陈毅率部进驻上海，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大胜利之际，陈毅感慨万千，对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毛泽东的伟大和正确更是感慨不已。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
记得在那红旗飞舞、欢庆即将解放全中国的凯歌声中，陈毅同志多次对我们说：是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革命才取得了今天的伟大胜利，中国革命没有毛主席不行！使我们终身难忘的是，就在那接管城市、日理万机的繁忙时刻，陈毅同志还向我们追述他怎样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认识了毛主席的英明伟大。（《青松挺且直》。）
陈毅正是在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斗争中与毛泽东“不打不相识”，才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和伟大。以后，在党内遇到什么争论时，陈毅总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成为毛泽东的“铁杆分子”，由此也成为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一。（52xx.cn原创，禁止转载复制和改编，谴责呱唧、传阅、扬州文化网、360doc、新闻头条、看看等假冒伪劣网站侵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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