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说哪些人不能重用？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间是三中全会的七倍，的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理解，何以五天的全会能开得那样成功。
邓小平无疑是会议的核心和灵魂。他在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肯定毛泽东的功绩，遏制并纠正了错误的倾向。
对“文革”等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邓小平还为此专门找许世友等九人谈“过关”问题、大局问题。
邓小平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实际确立于此时。
1978年11月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北京市委林乎加、贾庭三和团中央韩英、胡启立汇报并做了指示后，邓小平26日会见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11月27日又会见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回答了诺瓦克提出的一些问题。
小平同志接见日本人的谈话，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在28日就印发给会议的出席者；刊载与诺瓦克谈话的外交部新闻司27日编印的《外国记者情况简报》，会议秘书组也发给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在这个时候（未记准时间）常委听各组召集人的汇报，有一位常委问邓，他同日本客人讲的那十九条，可否向干部传达，按照这个精神对群众工作。邓小平回答说：“那个谈话，（日本记者）概括得基本正确。”华国锋做出决定：邓小平同志与日本人谈话可以传达给下面。常委听汇报的会上这些讲话就传达到各分组。邓小平与外宾的谈话，主要内容是讲“天安门事件”的。
在同诺瓦克的谈话中有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部分。在国内问题部分中讲了“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对彭德怀重新评价问题”、“驳斥所谓权力之争”、“关于大字报和安定团结问题”。在第三个部分中邓小平说：
“可以告诉你（诺瓦克）一个背景材料。在确定中央领导成员时，有人要我当总理，我就首先表示反对。倒不是说我不可以当。当总理是累死人的工作。那时我已73岁，现在74岁了。搞不了啦。还是年轻一点的搞好，如华主席就比较适当。
“过去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是错误的。最近，北京市委重新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批准。（如果没有党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也没有宣布（重新评价）的权力。这不仅是党中央的意愿，而且是全党的一致愿望，是大家决定的。
“关于这个问题，党中央没有必要再做什么新的决定。毛泽东主席一贯主张‘有错必纠’。既然‘天安门事件’过去的处理是错误的，就必须纠正。
“‘天安门事件’的背景是‘四人帮’捏造的。人民群众有疑问，那时候毛主席为什么批准了（当时党中央的决定）。群众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当时毛主席的病非常严重。虽然当时负责党中央工作的是华国锋主席（当时是副主席），但是，甚至连他也不能见到毛主席。只有‘四人帮’一伙能见到毛主席。当时，毛主席连话都说不清楚，处于不能判断或思考许多事情的状态。‘四人帮’利用这种情况，处理问题让人觉得好像是毛主席同意了。
“人民群众不知道这些情况，心里有疑问。因此，应当很好地说明这些情况。
“纠正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对此没有任何人表示异议。只不过是解决复杂的问题需要一定的过程，现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
“粉碎‘四人帮’后，要纠正的问题很多。不纠正这些，不仅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连维持现状也是困难的。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有信心。
“粉碎‘四人帮’，群众高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希望安定团结。
“党中央和地方领导，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没有安定团结，是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对‘四个现代化’全党百分之百赞成。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对安定团结，领导人百分之百赞成，全国百分之九十九赞成。这并不是表面现象。”
邓小平关于闭幕讲话稿起草的几次谈话
会议开了20多天，许多问题都已经提了出来。许多人已就这些问题做了发言。最后连中央人事和组织问题都提出来了，有的组还写了书面建议。中央工作会议到了该闭幕的时候了。闭幕会上，中央领导人当然要讲话。会议已经开过三次大会。除了第二次大会纪登奎做说明外，都只有华国锋一个人讲话。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后，叶剑英和邓小平就着手准备在大会上的讲话，而且找人起草。这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并不知道。
闭幕会上，大家都认为邓小平和叶剑英一定会讲话，不可能不讲。
有一次听召集人汇报的常委会上，华国锋请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在闭幕会上讲话。这话传到西北组，组内同志认为“理应如此”。至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讲不讲话，没有人说；至于汪东兴，大家对他批评很多，在闭幕时不知道他准备怎样说，大家也在猜测。后来，在1978年12月13日闭幕会上讲话的有三个人：华国锋、邓小平和叶剑英，李先念没有讲，汪东兴则写了一个检讨性质的书面发言。
关于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稿的起草，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有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所以加起来是八个问题。
邓小平说：
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他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说，这个争论（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笔者注）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
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他指出：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现在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他还说：目前主要反对空头政治，反对说空话。现在是正确的意见，也不落实，没有具体措施，一拖就是一年。要讲权力下放，讲讲千方百计，讲调动积极性。要利用每一寸土地，有一点土地种一棵树，有一块水面搞养殖，有一块草原种草。他谈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时说，这个矛盾只能靠价值法则及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要靠质量，质量好会销全国。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他说：经济民主，重点不只是政治，重点是经济民主，有些要用法律，如民法，刑法，各种单行法，种树应该有法律。地方也可以立法。
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他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还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要纠缠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他批评了人浮于事、拖拖沓沓的现象，还批评有几多如会议多等。邓小平提出：要学会管理，培养与选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规章制度。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农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再到百分之二十，城市百分之二十。邓小平说这样才有市场，本身就促进开辟新行业。要反对平均主义。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在批评了无人负责的现象后，邓小平说搞几定：1.什么项目，2.从哪里引进，3.定在什么地方，4.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现在打屁股打计委，有什么用？要打，打个人。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邓小平谈到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总不能随便打击同志，对新事物采取支持鼓励态度嘛！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上更需要民主讨论嘛！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越轨怎么办？这有个信任群众信任干部的问题。
他谈了开动机器的问题。他说：开动机器，一个生产小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健全党规党法，他说：党要有好作风，党的作风，无非那三个作风，它本身就是制止违法乱纪的。现在看来党规党法比国法还重要。经济民主这方面要强调，这里有权力下放问题，民主监督。讲了经济民主，选举不好，没有权力下放，党委随便干预也没有民主，也培养不出人才。认真执行党章，权力义务都讲了。没有民主就没有法制。现在没有各种法，要逐步地搞，开始粗一点不要紧，不完善的可以逐步完善。植树造林没有专门法令，经济法规没有，普通法规就做起来，不要求一下完备（修改法律），单个地搞，各个地区搞。总之，没有法不行就是了。
谈到向前看，邓小平说对（犯错误的人的）过去不要求完备，自我批评不够，让他自己考虑，在实际工作中改正。因为过去的问题太复杂，但（对）以后新的错误要严一些。
关于新的问题，邓小平说：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大量出现，特别是上层建筑一面，有规章制度，用人问题，有选人标准。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发展生产力是主要标准，否则什么叫政治上强？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还要展开，不要等上层建筑，从一个厂，从专业公司搞起，农村从公社搞起。改革有障碍，包括老干部，总的赞成具体反对。要以大局为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说理。总之，方针明确，方法妥当，没有好的方法行不通。
邓小平谈了权力下放、责任到人的问题。他说：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打屁股不能乱打一通。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权也就不可能有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不断的更新，靠体力劳动不行。
谈到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80元少了，加到100元。城市带农村，大城市带小城市。搞好城市的服务行业，大有可为。他还谈了城市规划问题，举了新加坡的例子，说新加坡一个岛上都有卫星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应规划。新加坡1500新元就有权买一套房子，5间房子70平米，相当半年工资，分期付款。日本奖金搞得好的相当半年工资，相当一部汽车。新加坡房租相当于工资的50％，欧洲日本相当于l／3。他还说，小生产众多的国家有问题，小生产习惯势力（稿子里）可以讲。
之后，早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两个凡是”重要。真正说来是上层建筑有问题，官僚主义是一个内容。权力过分集中，离开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脱离了组织，离开民主搞集中，这才是实质。各级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各个组织一直到支书，权太大，不利。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做。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僵化的原因，是干得好干不好一个样，而且还得全票，不得罪人，大家却觉得可以过得去。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这样，（因此）怪现象发生。邓小平特别提出要加写一段所谓追查谣言的问题。他说，这实际上是软弱，是神经衰弱的表现。还说打击报复是很恶劣的风气，必须制止、斗争。
邓小平谈到按劳分配的内容。他说：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领导干部，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是不行的，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讲这个问题。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奖到具体的人，具体的车间。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养专家，专家这样一用就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为人造福就是政治标准。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必要的法律，他列举了六个法律名词，并且说要研究国际法，不懂外法，国际交往越多，将来要栽很大跟头。
邓小平在谈话中再次谈到向前看的问题。他说，问题太多，只能解决得粗一些。对过去（犯错误的人的）处理，特别在政治结论上可宽可严的宁肯从宽。还有一个安定团结要写一大段。对过去，正面解决就行了，不追查细节，从大局着眼，对过去的人可以宽一点，但应把问题讲清楚，可以等待、思索。总结经验（要）时间，不要逼着马上检讨，这也是党风。
我们只要把大是大非弄清楚了，有些小是小非一件一件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有些事，不宜多谈。他也说到有些人不能重用，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人，风派，溜（溜须拍马）派，看风使舵、找靠山的人，不能重用。对搞帮派、打砸抢的人，要警惕教育，不能轻易信任。
关于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改革上层建筑，改革生产关系，都可以带来许多问题，涉及到大量的人，减人，安置人，什么人学习，什么人改行，可麻烦了。等待安排，工资照发，仍会不满意。这个改革会涉及大批人的切身问题。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并且创造条件使其各得其所，相信群众，会取得群众理解、谅解。他说，震动比较大。新的矛盾并不比现在的问题简单，而且会更复杂。走群众路线，信任群众，教育群众以大局为重，可以解决。随着生产发展，社会需要方面很多，明年即使不大量出现，后年肯定大量出现，总之随着生产力发展可以得到很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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