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向来精力充沛，任劳任怨，但此时他开始对人喊累了
周恩来聪明智慧，精力过人，毅力超群，顾大局，有担当，富谋略，几乎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他。
革命战争年代他是中流砥柱，关键时刻显身手；新中国建立后军、政、外交一肩挑，千头万绪抓在手。
作为政务院总理，他要抓政务院组建，要抓全国人民政府机构建立，要抓土地改革，要恢复经济，等等；
作为军委副主席，他要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作战指挥、后勤供应等无数个难题摆到了面前；
作为外交部长，他亲自参与或指导的各类谈判不计其数，谨慎缜密，不失毫厘……何止日理万机！
但即使忙到这种程度，总理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据老同志回忆，总理对计委上报的每个数字都要过问，几乎每一个百分比都要亲自计算，很多数字差错往往都是在他手中纠正的。
还有举世闻名的万隆会议，那是在总理开刀做完盲肠手术不到半个月的情况下参加的，七八天时间，每天只休息两三个小时，应对着千变万化的情况。可这位已然五十七岁的老人却精神抖擞，从容机敏，且勇且谋，赢得了外交大师的赞誉。
但，文革开始后，周总理便吃力了。他既要为国计民生操心，又要抓党、政、军务的日常工作，还要做好“红卫兵”、“造反派”的工作，处理一件件突发情况，平息一次次混乱，常常应接不暇，身心俱疲。
1967年5月11日，在“文革”即将一周年之际，周恩来接见了外事部门“造反派”代表，他嗓音沙哑地说：“你们看看，我这样的身体，这一年就成了这个样子。你们总得要让我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嘛!”
6月份，总理又接见农业系统的造反派，说得更让人揪心：“我身体这样不好，一天工作这么长时间，哪能受得了啊!现在我就是没躺倒，我希望不要躺倒。”
其实，“文革”开始半年后，周总理已经因过度劳累而引发心脏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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