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主席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第一次见面时都谈了些什么？
本文口述者师哲（1905.6—1998.8），俄语翻译家，曾先后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访问前苏联及东欧，任俄文翻译。他多次参与中苏两国领导人对话，见证无数历史进程。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车站，受到苏联党政领导人热烈欢迎）
12月16日中午，车站的大钟正打十二下时，火车徐徐开进莫斯科北站（雅罗斯拉夫车站），这是苏方精心安排的。在车站举行了隆重而简短的（因天气太冷）欢迎仪式。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军元帅布尔加宁上车慰问、迎接毛主席。他们知道主席在路上感冒，身体不适，因而向毛主席解释说，在车站上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须绕行一趟，也无须答礼。如愿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报社发表就行了。
主席在书面发言中首先表示对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然后指出：“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大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主席前往姐妹河斯大林的第二别墅下榻。这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的住所，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指挥部。主席、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和我住在一层，陈伯达、汪东兴住在二层。
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小会客厅会见毛主席。6 时整，厅门大开了。斯大林和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及维辛斯基外长站成一排迎接毛主席。这是很破例的，因为斯大林一般不到门口迎接外宾。他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及其领袖的尊重、信任及特殊的礼遇，所以特地作了这样的安排。会谈时只有我一人作翻译，苏方没有翻译在场。这又是特殊的安排，以表示对中国同志的完全信任和尊敬。
斯大林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端详了一阵说：“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他回过头来，又把自己的同僚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大家围站在大厅里，相互问好，互表祝愿。
斯大林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又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这时，气氛十分热烈、动人。
毛泽东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不等主席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主席没有把内心的话讲出来。
（书中插图 1949年12月21日，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诞辰大会上。照片左起：卡冈诺维奇、师哲、毛泽东、布尔加宁、斯大林、乌布利希、泽登巴尔、赫鲁晓夫）
大家边谈边徐徐入座。斯大林坐在主席的座位上，苏方官员列坐在他的右侧，毛泽东及我坐在左侧。
正式会谈开始了。斯大林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希望他多多保重。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在望，中国人民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
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资本——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取全面胜利是无疑的。但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主席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
毛主席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7月份斯大林和刘少奇谈话时已表示要等毛泽东到苏联后签订一个条约。这次，我感觉到斯大林似乎不愿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免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也可能考虑到过去他对中国革命出了些不正确的主意、有些不妥的做法，因此表现得很谨慎。
毛主席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这话充满了哲理和幽默，但是如果我直译出来，苏联同志肯定不会明白。所以我在翻译时做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
然而苏联人仍然不能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贝利亚竟失声笑起来。
斯大林虽不理解东方人的智慧，但他沉着冷静，仍婉转地继续询问。毛主席不肯明说，他认为苏方较有经验，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提是不诚恳的。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显然斯大林在追根寻底，但毛主席没有再回答。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解。
斯大林内心的打算是，不管中苏之间要签订什么条约或者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对方必须是由毛泽东签字，这样才门当户对，冠冕堂皇。这是斯大林内心的最大愿望和如意算盘。但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虽是总理（部长会议主席），却非是外长。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表五亿人民签署这样的条约？
这是双方首次会谈遇到的难题，或产生的隔阂和不愉快。
本篇文字请（jzhpress）
本文选摘自《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增订本）师哲 口述 李海文 著，九州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内容简介：
师哲亲历了中苏关系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诸多重大事件，如：国共第一次合作、大革命失败、反对托洛斯基、江浙同乡会、苏联肃反、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抗战、皖南事变、苏联卫国战争、整风运动、重庆谈判、转战陕北、土地改革、战略决战、建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毛泽东选集》出版、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一百五十六项、日内瓦会议、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他曾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五次访苏。
这本回忆录重点刻画了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引人入胜，并系统地介绍了师哲本人所经历的中苏往来关系的发展变化，其内容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所以生动、具体、可信；加之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帮助查阅了大量 档案资料，使其内容更加翔实、准确、可靠。
作者简介：
口述者
师哲（1905—1998）陕西韩城人。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赴苏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集体加入苏共（布）。1929年到西伯利亚边疆区内务部工作，1938年到莫斯科任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1940年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随周恩来、任弼时回到延安，参与中苏两党中央交往，任翻译。1943年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1944年夏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1945年七大后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1948年任政治秘书室主任。1949年后兼任马列主义编译局、俄语专科学校校长、外文出版社社长。1957年任山东省书记处书记，1959年任陕西扶风农场场长。1962年被软禁。1966年被关入秦城监狱。1975年再次到扶风农场。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苏东研究所顾问。
整理者
李海文，中共党史研究室研究员。1968年底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78年先后到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历任周恩来年谱生平小组副组长、组长，周恩来研究组副组长，研究员。1998年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任《中共党史研究》副主编，《中共党史资料》主编。长年研究周恩来、毛泽东、华国锋、彭真及中共党史。任《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一书副主编，主编《周恩来家世》、《周恩来之路》、《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等。发表文章百余篇，其中四十余篇收入《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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