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奇百怪：帝王陵墓中的十二大陪葬宝物（上）
帝王陵墓内有千奇百怪的陪葬品，除了金银财宝之外，还有一些陪葬品也是价值连城。可能当初的墓葬主人没有想到随他入墓的物品有多大价值，但是对于后人来说，这是了解当时历史状况的重要依据。例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是研究重要的商周历史的重要依据；例如，碑刻、字画、瓷器、陶器，这上面附录的文字，随时都可能透露出重要的信息。前段时间河南安阳出土的“曹操墓”，其判断依据之一就是墓内石牌上面的“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铭文（这一观点目前遭受质疑，本文不做深入探讨）。当然还有一些陪葬品为我们所不齿，鲜明的例子就是用活人陪葬，这应该算最为昂贵的陪葬品。
甲骨就是中国古代占卜时所用的龟甲和兽骨。其中龟甲又被称为卜甲，多用龟的腹甲；兽骨又被称为卜骨，多用牛的肩胛骨，也有羊、猪、虎骨及人骨。因而，卜甲和卜骨，被合称为甲骨。
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出现了占卜用的甲或骨，至商代甲骨盛行，到周初或更晚仍有甲骨。商周时期的甲骨上还契刻有占卜的文字——甲骨文。甲骨作为陪葬宝物，主要是在商朝时期。在商代，宫廷里会有一位地位极高的占卜官，他平时会准备好甲、骨，每当商王要决定一项活动，或询问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拿出一片甲或骨，在其背面挖上槽或凿上几个洞；然后用燃烧的木枝去炙，炙到一定温度，甲或骨会“卜”的爆开一些裂缝。占卜官根据这些缝的深浅或走向来判断天意，并向国王报告。国王即据此决定一切行动。事后，占卜官还要把该事的结果刻在这片甲骨上。这便是甲文，又称甲骨卜辞，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文献记录。
甲骨本身非常珍贵，因为它能预知吉凶，乃至生死，而且甲骨通常与巫术结合，所以商王希望死后也能带上这些宝物，可以得到鬼神的保佑，另外也是希望自己在未知的死亡世界里能够得到安慰和寄托。
甲骨文的发现纯属偶然。1899年，清王朝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从一味中药“龙骨”上面，发现了一种不认识的古代文字。经过研究得知，这种“龙骨”有的是龟甲，有的是牛肩胛骨。后来，人们把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由于最先发现甲骨文的是王懿荣，因此，他也被誉为“甲骨文之父”。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但是，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并于1913年精选出两千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以后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甲骨文的发现之地——安阳小屯村一带，为商之首都，共经历了八代十二王，历时273年。后人称这段历史为殷朝，因而此地也被称为殷都。殷都被西周废弃之后，便逐渐沦为废墟，后人称之为“殷墟”。
殷墟占地面积约24平方千米，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城市的布局严谨而合理。同时，从其规模及出土文物来看，它不仅是当时全国，而且是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千百年以后，商王大墓的陪葬品甲骨，随着气候的变迁与时间的推移，才逐渐出现在了农民耕种的地面上。当地农民发现这种骨头以后，便认为是古代龙的骨头。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这种骨头具有止血等作用，尤其是用这种骨头的粉末来治疗外伤和一些妇女病，疗效更为显著。因此，他们便将其收集起来卖到药店。在被王懿荣“发现”以前，千百年来，被吃掉的“龙骨”——甲骨文不知有多少。
继罗振玉之后，又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对甲骨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遂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为“甲骨四堂”，被誉为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有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直到甲骨文的发现，才终于将其看做信史。
半个多世纪以来，殷墟出土的带字甲骨共约16万片之多，所用的单字也有4500多个。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所发现自成体系的一种最古老的文字，与埃及的“圣书文字”、中美洲的“玛雅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几乎同时。
甲骨文的发现，对于研究商周时期的历史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长眠于地下的王公贵族们，肯定不会相信，后人对于甲骨的兴趣，竟然远远大于同期出土的青铜器。
曾被炸成20块的四羊方尊
青铜器，作为商周时期的又一大陪葬宝物，在当时的社会是非常普遍的。而且，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种类也颇多，著名的有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同时，在商王的墓葬中，陪葬有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部分是用来祭祀祖先和鬼神，也有的是日常生活用品，比如酒器，等等。又如，在我国西南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就发现了很多青铜器，这其中包括人面立人青铜器，以及造型奇特的青铜树等。此外，青铜器的制作还需要高超的合金技术，掌握好铅、铜、锡的比例，才能锻造出质量上乘的青铜器。所以，把青铜器作为陪葬品，一方面说明了墓主的地位和等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鼎器文化的崇拜。
四羊方尊是商朝晚期偏早的青铜器，属于祭祀用的礼器，也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
四羊方尊，重34.5公斤，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此外，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四角各塑一羊。其中，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器外，羊身与羊腿则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四羊方尊在地下沉睡了三千多年以后，在1938年4月，被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龙泉村的村民姜景舒发现。由于四羊方尊有着不凡的外形和如黑漆般的色泽，让姜景舒以为挖到了“乌金”。于是，很快就有源源不断的人前来参观、抚摸。为了避免四羊方尊被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损坏，姜景舒不得不请当地乡绅出面维持秩序。只是防不胜防，方尊一个羊头的细小的角尖还是被弄掉了，再也没找回来。
同年5月，黄材镇的一位名为张万利的古董商以400块光洋购得四羊方尊。但是，这400块光洋到了姜景舒手里，实际只有248块——中间已经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
张万利买进四羊方尊以后，很快便转手到了长沙，随即被当时的政府没收，交由湖南省银行收藏保管。1938年下半年，湖南省银行为躲避战乱，西迁到湖南西部的沅陵县。不久，四羊方尊就在日军的空袭中，碎成二十多块。
1952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四羊方尊的碎片。1954年5月，湖南文管会的文物修复专家张欣如修复了四羊方尊，1959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的前身）调至北京。至此，关于四羊方尊的曲折经历算是告一段落。
楚墓同时出土勾践剑和夫差矛
古代处于冷兵器时代，所以铸造武器非常讲究。尤其是帝王将相，他们的佩剑都是宝剑，而这剑更多的是一种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此外，很多人也非常喜欢剑，所以打造出的刀剑往往是精品。他们将剑等兵器看做宝贝，死后也不舍得离开，所以很多宝刀、名剑都跟着主人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以延续他生前的荣耀。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便是如此。
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青铜剑，1965年12月在湖北省江陵望山1号墓的一座楚国贵族墓中出土。出土时，此剑装在黑色漆木剑鞘内，剑与鞘吻合较紧，剑身寒光闪闪，毫无锈蚀。宝剑全长为55.6厘米，剑身长46.6厘米，剑格宽5厘米，剑首外翻卷成圆箍形，内铸有间隔只有0.2毫米的11道同心圆。同时，剑身上还布满规则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剑格正面镶有蓝色琉璃，背面镶有绿松石。除此之外，靠近剑格的地方还有两行鸟篆铭文，是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个字。
越玉勾践剑虽然已深埋于地下两千三百多年了，但至今仍然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二十余层纸一划而破，因而享有“天下第一剑”的美誉。可见《战国策·赵策》所记“夫吴、越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医”决非杜撰；《越绝书·宝剑篇》也曾记有名剑鉴赏家薛烛对剑的评论：
手振拂扬，其华淬如芙蓉始出。观其瓤，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溢于塘其断，岩岩如琐石；观其才，焕焕如冰释。……虽复倾城量金，珠玉竭好犹不能得一物。
而《庄子·刻意篇》则云：吴越之剑“押而藏之，不敢用也，主之至也”，其声价之重自不待言。
“越王勾践剑”如此珍奇，可与其相媲美的则是“吴王夫差矛”。夫差矛于1983年11月在湖北省江陵县马山的一座楚国贵族的墓葬中出土。此矛冶铸精良，保存完好，长达29.5厘米，器身遍饰菱形几何花纹，锋刃锐利，下部镌有两行错金铭文“吴王夫差，自乍（作）自甬（用）”八字。矛身两面脊上均有血槽，血槽后端各铸一兽头。
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被人们称誉为我国古代兵器中的“双璧”。而两者都出土在楚墓，这难道只是巧合吗？
对此，有些考古学家和史学家认为这是礼赠和赏赐的缘故。由于吴越出宝剑，故在吴、越两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勾践剑与夫差矛作为贵重的礼物而送到了楚国。
但是，另外有些学者认为是出于战争和掠夺的原因。在历史上，战争是古代文化传播的重要纽带，而吴戈越剑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或者战后的战利品，也随着战争来到当时的楚国。
还有人认为，历史上楚越曾有姻亲，楚惠王之母系越王勾践之女，所以作为陪嫁，勾践剑留在了楚。当然也不排除有其他可能性，比如，通过民间而流失到楚国，毕竟当时国家的疆域是非常小的。
历史早已远去，关于勾践剑和夫差矛的“相逢”，仍然有待于考古学家的进一步探索与考证。
秦始皇陵内山川湖海之谜
众所周知，水银是一种化学元素，学术上的名称叫汞。它具有去除恶疮、治疗疥癣的药用价值，还具有去腐的功能。这是人们在墓葬之中随葬水银的一个原因。
大规模使用水银的陵墓，当属秦始皇陵墓。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陵墓内：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1981年12月，中国地质工作者首次运用汞量测量法对秦始皇陵地宫进行了测试。他们惊奇地发现，在秦始皇陵封土中心，有一个面积约为1.2万平方米的强汞异常区。这初步证实了《史记》中记载的真实性。
2003年，中国考古队再次利用地球物理勘查技术，对秦始皇陵进行了无损勘查。经过周密分析，再次发现地宫里的水银正如司马迁描绘的那样：以百川、江河、大海为蓝本。保守估计至少有100吨水银！
另外，还有一些专家分析，在陵墓中使用水银，目的不仅是为了营造恢弘的气象，更有保尸的意图，甚至可以利用硫化汞（水银）的有毒气体来防止盗墓贼的入侵。因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墓冢里，以“水银为池”的情况，并不鲜见。但是，在地宫里用水银象征“百川、江河、大海”并“相机灌输”，却是始皇陵所独有的。
但是，人们感兴趣的还不止这些。这至少100吨的水银是来自何方呢？
对此，有些人认为，水银是来自巴郡一个叫“清”的寡妇。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秦代的巴郡有个寡妇名叫“清”，数代垄断丹砂开采的生意，秦始皇曾为她修筑了一座豪华的纪念碑——怀清台，以表彰她的“贞节”。另外，《史记》又说：“江南”出丹砂。
《华阳国志·巴志》也记载：“涪陵郡出茶叶、丹砂……”而魏晋时期的刘琳则引述《续汉志》对这项记载作了注释：“丹砂主要产于涪陵、丹兴（今黔江境）二县。”同时，魏晋时代的涪陵郡，就在秦朝巴郡的范围内，而先秦古籍《逸周书》更记载了西周时巴人向周成王“献丹”的史实。这个史实说的是，周武王攻克商王朝之后，于第二年便去世了，其子成王召开诸侯大会。此时，生活在三峡地区的濮人（被巴国征服的土著部落）就曾向周王室进贡过丹砂。
由于丹砂原产于巴地，而巴郡又是距咸阳最近的一个丹砂产地，所以秦陵地宫的水银很可能是由巴郡寡妇清提供的。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水银是来自于陕西南部的旬阳。按照地理位置来推想，秦始皇陵的水银来源应该不止一个渠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距离最近的一条线，便是来自于陕西南部的旬阳。
旬阳是一座非同一般的城市。汉江和旬河正好在此交汇，此处便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太极图，所以旬阳县就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太极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既赋予了旬阳县神奇的自然景观，同时也赋予这块土地丰富的矿产资源，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汞锑矿产基地。在旬阳县公馆镇附近的矿山上，考古学家们找到了大量的古矿洞。这些矿洞，共有一百多个，最深的有几百米，最浅的也有十几米。从外观上看，这些矿洞是扁形的，人刚好能够爬进去。对于此现象，有专家认为，这是因为古时开采条件有限，是沿着矿脉打进去的，所以只能勉强进去一个人。另外，从矿洞外面所结的足有一寸厚的古锈，也可以判断出它的年代非常久远。老矿洞的存在，也证明了旬阳县开采汞矿的久远历史。同时，在旬阳县出土的文物又给人们提供了新的线索。
在古代，水银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制造鎏金青铜器，而在此地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文物无疑证明了。同时，这些文物也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早在秦朝以前，旬阳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城镇了。战国时代，旬阳正处于秦、楚两国的交界地带，虽说位于山区，陆路交通十分不便，不过险要的地理形势、便利的水路运输又让这里成为秦、楚两国的必争之地。公元前221年，秦国灭掉楚国，终于占领了著名的旬阳，也占有了水银的蕴藏地。
当然，秦始皇陵的山川湖海之谜还没有完全解开。毕竟在秦始皇地宫没有发掘之前，谁也不能确定秦始皇陵内是否真有水银做成的山川湖海。但是水银被广泛用于陵墓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栩栩如生的兵马俑如何烧制
在远古时代，陶器是一种生活必需品，也是这一时期陪葬的必需品。
中国最早的陶器资料，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来，在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文化遗址，以及商、西周至秦汉的遗址发掘中，陆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依其种类可分为彩陶、墨陶、白陶、印纹陶、彩绘陶器等。
从远古墓葬中发掘的大量陶器来看，其种类繁多，技艺精湛，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另外，在秦汉时期的墓葬中，还会经常发现陶俑的存在。这些陶俑形象逼真传神，大多是仿真人、真马制成的。
在这当中，秦兵马俑坑便是典型的代表。它大约由八千件陶俑、陶马组成，形态各异，个性十足。从个体比例来看，这些陶俑基本符合人体结构的一般规律。可见，当时的工匠已经掌握了古人所总结的关于人体比例搭配的规律，比如“行七坐五盘三半”、“三拳一肘”、“头脚一样大”，等等。
秦俑的烧制工艺精致、准确、科学。在烧制技艺方面，秦俑模塑结合，以塑为主。具体地说，就是俑的脚、腿部分，用堆塑法制成；躯干部分，用泥条盘筑法成型；衣服和铠甲，用贴、捏、刻等手法做成。其中，俑的头部制作是最为复杂的：第一，用粘贴的手段，将俑的头后部塑成；第二，用粘贴手段将耳朵、头发、发髻等部分贴刻而成；第三，运用刻的手段，将五官和胡须刻画出来。当然，这些仅仅是秦人在制作陶俑时的基础工艺。
当分件制作完成以后，秦俑的组合就成了能否成型的关键。高大、厚重的秦俑，如果制成后站不稳，那怎么办？秦朝工匠们发明了脚踏板。脚踏板是秦俑组合的基础，它一可起到加固和稳定的作用；二可突出秦俑的整体美感。组合工艺的第二个手段，就是用泥钉将手和胳膊套合、固定起来。这一工艺必须在泥质未干的状态下完成，如果时间把握不好，很难将手和胳膊套合而成。
泥俑制好后，经过一系列的打磨，就可以入窑烧制了。秦人制俑大多选用优质的细黄土，再加上少许的石英砂。这样烧出来的俑，不但泥质细腻，而且色泽纯正。秦朝工匠们在秦俑出窑之后，均以不同颜色涂之，而在着色程序上，一般是按先涂生漆，接着敷白，然后平涂彩绘的步骤进行。尽管现在已经看不到色彩的全部，但从目前已出土的陶俑身上所残留的色彩来看，两千年以前的秦俑在调色技术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假如没有人为的损坏，俑坑不是用木头做梁，防氧化技术再高超一点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的将是一个更加令人激动的场面——身穿迷彩服的威武之师，踏着整齐的步伐挺进古老的战场。
金缕玉衣有何特别的功能
先秦时期，玉器是权力、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只有权贵人物如族长、巫师等，才有资格佩戴各式的玉器。而这些人死后，往往把这些生前所佩戴的饰物带入坟墓。
随葬的玉器也被称为玉冥器。真正意义上的玉冥器是出现在周至汉这一段历史时期。当时的人们相信，以玉器堵塞死者的各个窍穴，就能阻止真神出窍，防止元阳外泄，因此，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出现了大量的玉窍塞、玉璧板，等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广州南越玉墓出土的大批玉冥器，这些玉器是专门为死者特制的，比如，玉冥器所用的玉块或玉琮往往多切一刀，以示与实用之物相区别。
而自汉以后，厚葬之风渐渐收敛，故而专门用于殓葬的玉器也渐为少见，而大多的墓葬则以死者生前所用的实用器物陪葬了。
通常，专用的玉冥器有各种玉窍塞，如口含的玉、蝉、玉耳塞、玉眼盖等。此外，还有死者手中所握之玉猪，背后及胸前所垫盖的玉璧板等。
那么，玉冥器为何常常要被做成蝉、猪等动物的形状呢？古人认为，蝉是从地下爬出来的，只吃露水就可以引吭高歌。故而，蝉被认为可以重生，所以玉蝉一般含在嘴里。而猪则代表了农耕文化的金钱，而玉又价格不菲，所以古人经常用它来陪葬。
在所有的出土玉器中，最为奢华的当属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所出土的金缕玉衣了。刘胜的金缕玉衣，全长1.88米，由2498片和1100克金丝编缀而成。玉片的大小和形状，根据人体各个部位设计而成，绝大多数呈长方形和方形，特殊部位则采用长条四边形、多边形、梯形和各种三角形。玉片一般长4.5厘米、宽3.5厘米、厚0.2～0.35厘米，表面磨光，四角有小孔，用以穿缀金丝。金丝则一般长4～5厘米、直径0.035～0.05厘米，含金量为96%。整个玉衣分头罩、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大部分。各个部位周缘用织物或铁条锁边，加固成型。这是能考证出准确年代最早的（公元前113年），也是考古发现最完整的玉衣。当然，除了金缕玉衣，还有几件陪葬品：玉蝉、玉猪和9个门塞。
此外，刘胜之妻窦绾墓中也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金缕玉衣，系窦绾殓服，全长1.72米，由2160片玉片和700克金丝编缀而成。
由于金缕玉衣象征着帝王贵族的身份，因此，有着非常严格的工艺要求。汉代还专门设立了从事玉衣制作的“东园”，技艺高超的工匠在这里对大量的玉片进行选料、钻孔、抛光等十多道工序的加工，并把玉片按照人体不同的部分设计成不同的大小和形状，再用金线相连。制作一件中等型号的玉衣所需的费用，相当于当时100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总和。
虽然当时的皇室贵族奢望自己的尸骨不坏，也迷信“玉能寒尸”，并且为了使尸体不朽，用昂贵的玉衣作殓服，还使用九窍器来塞其九窍，可谓费尽心机，但结果却适得其反。由于金缕玉衣价格昂贵，往往招来许多盗墓贼，以致“汉氏诸陵无不盗掘，乃至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其实，即使那些盗墓贼没有光临，当考古工作者打开那神秘的洞室时，企求“金身不败”的墓主人也早已化作了一捧泥土，所剩下的也就是一件精美绝伦的玉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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