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去哪儿了？众多说法中最新的是重庆，靠谱吗？
【一】
中国的历史有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叫做“崖山之后无中国，煤山之后无华夏。”意思是宋朝的崖山之役血染海疆，有骨气的中国人不是战死就是投海自尽，此后的元朝不能算作正宗的中国；明朝崇祯帝虽然生性懦弱无力回天，但他绝不投降满清军队和流寇匪军，选择在煤山上自缢，这也是一种做人的骨气，且是满清入关前中国人最后的骨气，此后的清朝也不能算作传统的中国。那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且历史观似乎也存在问题，但终究说明一个实质：气节与骨气是中国人最后的底线。崖山的君臣们做到了，煤山的末代天子也做到了。
其实，大明王朝不必等到末代天子，实际上早就潜伏着丢失华夏精神的危险。两百四十二年前，一场“靖难之变”（也叫“金川门之变”）就将中国人的骨头和气节横扫一空，方孝孺之后，剩下的多是谄媚、猥琐的臣子和文人，自此帝王专制禁锢下的空气竟然浑浑噩噩延续了两百多年，不过也终究灭亡于自掘坟墓的明朝体制。
我这篇文章涉及到的中心人物是“靖难之变”的主角明朝天子建文帝朱允炆。
建文帝因为开国皇帝明太祖的去世而被架上了皇帝宝座，说是架上乃是因为不合皇帝继位的常规而鸭子似地被推上了烤火架。朱允炆登基时才二十来岁，很年轻很稚嫩。他的周围还有几个皇叔虎视眈眈地窥觑着帝王宝座。按常理，太祖的几个儿子都是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可偏偏太祖就立了皇太孙为皇位继承人。老实说这不是一个明智之举，皇位理应由有能力又能掌控大局的人来接管，你将他交给一个娃娃，那些个自视雄杰的皇二代岂能容得下没有功劳的皇三代？因此，朱允炆这个年轻的皇帝业已潜伏着巨大的政权危机和生命危机。
可是朱允炆并未洞悉这个未来趋势，还雄心勃勃的搞起改革来。虽说建文帝很年轻很稚嫩，但他是有思想的，也是有智慧的。爷爷朱元璋真是老糊涂了，人家秦始皇的最大功劳就是废除分封制，削掉各地诸侯的实权。可朱元璋却偏偏要推行分封制，将自己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全部分封为藩王——这时的藩王已相当于先秦时代的诸侯。建文帝还在做皇太孙的时候就已经清晰地观察到各地被封的藩王拥兵自重野心勃勃，中央政权似已四面楚歌面对着重重叠叠的巨大威胁。
年轻的建文帝血气方刚，立马施行政制革新，让陈腐僵化的朝政出现一片生机，给官民营造了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新政期间，建文帝实行惠民政策，重视农业生产，减免税赋，兴办学校，鼓励学术自由。并对各级官员进行考核，时时“约谈”，发现问题就“双规”。并成立了相当于“中纪委”的“采访史”，专门组成了二十四个“纪检组”分别巡视二十四个分封藩地，表面上是体察民情民意，暗中则是在搜集各地藩王的动向。
在建文帝看来，对中央皇权的威胁不是外邦的骚扰，而是那二十四个皇叔蓄意谋反的可能性。于是开始着手削藩。削藩从现实和长远看都是对的，但是方法却很有问题。这主要是建文帝 的那几个智囊水平太差，出的计策太低级。建文帝的老师黄子澄建议先削掉几个势力弱的藩王，再逐渐收拾强大的藩王。这实际上等于给了其他实力雄厚的藩王一个警醒，并有充裕时间来作抵抗准备。等到建文帝下决心对燕王朱棣实行削藩时，时机已经错过。窥伺着皇帝大位的燕王朱棣早已羽翼丰满，趁机揭竿而起，对建文帝宣战。燕王则以“清君侧”的名义号令天下，发起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变”。
今天看来，朱允炆还是太年轻了，革新时大刀阔斧，博弈时优柔寡断，没有把握好最有利时机。而那些老家伙智囊们多是儒家文人，智谋太柔弱。若换上一个道家文人作智囊，结局断不会如此悲凉。譬如，若要下得狠角色的决策，随便安排一个欢诞的大庆日子，邀集二十四藩王赴京，搞一个“鸿门宴”，在一场布局中就可借机解除兵权或除掉隐患。结果是偏要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以一帝对众藩王，结局可想而知。历经四年血雨腥风的内战，叔叔燕王朱棣获得最终胜利，从北京打到南京，年轻的侄儿皇帝朱允炆却不知去向。
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此失败，而建文帝的下落从此成为一个历史悬案。
【二】
建文帝是生是死，成了一个谜。虽说有记载朱棣为他举行葬礼，但后人多不相信，因为那是朱棣自己的说法，不是史官的说法。朱棣为了尽快称帝，当然要迫不及待地宣布建文帝已自尽于大火中，如此可以合理合法地迅速登上皇位。后人不相信的是，既然朱棣礼葬了皇帝，那么建文帝的陵墓在哪里？再不济也有个坟墓吧？而今既无陵墓遗址也无坟墓踪迹，怪不得后人难以相信火焚之说。
史书语焉未详，倒是民间野史却热闹得很。那么建文帝到底去哪里了？从史料上看，燕王朱棣并没有抓到侄儿朱允炆，只说他自焚烧死于宫中。而民间的说法，建文帝的去向就有十多种。大致不外三大说法：
一是说他逃到海外去了，后来朱棣还曾派郑和七下南洋或西洋，据说就是为了搜寻建文帝。
二是说他化妆潜逃到深山老林去当了一个苦行僧，从此浪迹天涯。三是说他化名隐踪在一处洞天福地做了一名住持道士，自此潜心习法，道法天成。
逃到海外的说法几乎不可信。朱棣大军与各藩王大军四处铁壁合围，早断了中央军出海的通道，更别说皇室一家人，几令插翅难飞。那么不论是说他出家当了和尚还是当了道士，总之是出家了，或者是隐匿民间为平民了，这一点几乎是公认。但是，仅仅说他当了僧人道士这个事情，就有无数种“传说”。
建文帝在燕王朱棣围城之后，逃不能，死不能，简直一筹莫展。此时忽然跑来一个老太监告诉他，太祖朱元璋临终前曾经交给他一个密匣，叮嘱他如果皇太孙朱允炆今后遇到危难，可以打开这个匣子。建文帝听后急忙让老太监取来密匣，打开一看，里面装有三套袈裟，三张度牒，一把剃刀。三张度牒上分别写着应贤、应能、应文三个名字。应文指的是建文帝朱允炆，应贤、应能分别是指建文帝的心腹近臣叶希贤和杨应能。匣中还有一封信，告知他们怎样从密道中出逃。建文帝一行果真按照密匣指引逃出了被朱棣军队占领的皇宫。这是各地传说中的第一要素，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逃出宫门后去的方向，各地就有各地的传说故事。
我们来梳理一下各地传说中关于建文帝当了哪些地方的和尚及道士——
江苏普洛寺说。这个说法是因为《明史·姚广孝传》和《胡濙传》里均记载得有建文帝离开紫禁城后被一僧司所救，并将其藏身于江苏吴县的普洛寺内。此时的建文帝心如死灰，索性削发为僧。此后圆寂于吴县的穹窿山，终年46岁。
湖南龙池寺说。这个说法是因为永州新田县龙池寺遗址和大观堡遗址发现了记载有建文帝削发为僧的碑刻，疑为建文帝避难之地。云云。
浙江东明寺说。这个说法是因为《钱塘县志》记载有建文帝亲历东明寺的文字，并有建文帝的塑像和他曾亲手栽的牡丹和桂花为证。
浙江兰溪东山古寺说。这个说法是因为寺内有身穿袈裟的建文帝塑像，塑像旁还分别立有伴帝出家的杨应能、叶希贤两人。寺内还记载有建文帝写的几首诗，其中一首这样写道：“南来嶂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百官不知何处去。唯有群鸟早晚朝。”
贵州高峰寺说。这个说法是据《平坝县志》记载：安顺平坝县境内的高峰山寺内斋堂地下有一个藏身洞，洞中有建文字样，疑为落难的建文帝藏身之地。云云。
福建福州雪峰寺说。这个说法是根据明朝学者查继佐的《罪惟录》，说建文帝出逃到福州的雪峰寺为僧，后来还与郑和巧遇。建文帝劝郑和利用手中的军队造反，郑和犹豫并含泪告别，建文帝不敢在雪峰寺继续呆下去，便离寺它去。
福建宁德支提寺说。这个说法似乎印证了上面雪峰寺的说法。宁德蕉城区金涵乡的考古发现，称支提寺内的袈裟是建文帝的，同时也声称有郑和的资料。并信誓旦旦地说建文帝最后出亡的是宁德支提寺，宣告明朝第一谜案破解。
云南梨花村说。这个说法是因为在昆明东郊宜良县有一梨花村首发《梨花村志》，内容涉及建沐驷护送建文帝亡滇的悲壮历程及建立梨花村的来龙去脉。
有说建文帝到过泉州开元寺，有说建文帝到过武昌罗汉寺，等等不一。和尚说腻了，干脆说起当道士了——
江西三清山说。这个说法是说建文帝化名詹碧云在道教名山三清山隐匿，最后做了三清山三清宫的住持道士，号称全真道人。“詹道士”不仅在三清福地借修建道教宫观为掩护，修筑身后陵墓、大量修建石雕、大量石刻楹联等，留下一系列可供后世解密的石刻隐逸文化密码。有学者揭秘出建文帝的踪迹和归宿与三清宫紧密相连。
湖南九嶷山说。这个说法是说建文帝在金川门之变后被神乐观道士李闻举救走，到达湖南九嶷山。《致身录》记载建文帝“享道士夜餐”，且九嶷山又是道教传统文化名山，建文帝自然只能以道士身份隐匿在该地区。据说在当地的下灌村、鸭婆洞村、塘下洞村等村落都有关于“废帝”的传说，甚至说这个“废帝”还做了不少好事。
【三】
这么多传说，总是不那么令人信服的，而且还总是自相矛盾。这么多地方都时不时的冒出新发现，甚至宣称明朝第一谜案业已破解。结果仔细一看不仅没破解，反而还更加扑朔迷离。这就跟全国众多地方争某某历史名人的故里故居，其动机和理由简直是一模一样。结果争来争去，某某历史名人反倒无家可归了。
我发现在建文帝逃亡或藏身之地中涉及到众多的省份，唯独没人提及的地方恰恰是被历史学家们遗漏的重庆市。实际上，重庆市是建文帝真正逃亡、隐居及最终的归宿之地。重庆有那么多建文帝遗迹和遗址，却不被史学家们所关注，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事实上，建文帝逃出皇宫后即辗转反侧流亡到巴蜀。今天的重庆，就是当年的巴国渝州也即四川省的一部分。建文帝逃亡巴蜀的渝州地区，不是孤证，起码周边有十多个地方，存在着民间有口碑流传，地方志上有记载的建文帝遗址。至少我本人亲自考察到的建文帝落难的遗址遗迹就有三处——
在重庆渝北区的龙兴古镇，关于建文帝的故事是这样的——燕王朱隶以“清君侧”为名，率兵从燕京挥师南下，历经四年烽火攻破皇都金陵。皇宫起火，建文帝乘机出逃，乔装僧侣，避难入川。永乐帝朱棣疑建文帝逃匿，连年派兵四处侦缉，以防后患。建文帝取道太洪江，察觉后有追兵将近，便躲进一寺庙，藏于神龛下的石洞中。入洞冲破的蛛网，后经蜘蛛补结，阵风吹过，又将足迹掩盖，使蛛网粘灰。追兵到隆兴场搜索至此，见庙貌残破，满地尘封，洞结蛛网，便以为是人迹未到之地，随即向蜀地和贵州方向追杀而去，建文帝因而得以脱险。后世将建文帝脱险的寺庙加以培修，命名为“龙藏寺”，隆兴场更名为“龙兴场”，而太洪江也因而更名为“御临河”。龙兴古镇上的“第一楼”手迹传为建文帝亲笔书写。
还有一些故事绘声绘色。比如有一天，建文帝逃难到隆兴场附近的统景温塘峡，在渡口的船上偶然遇到告老还乡的杜景贤，君臣邂逅悲喜交集，建文帝向老臣诉说了自己的遭遇，老臣万分悲恸，便在峡口深山老林中为前帝建庙栖身，是为“龙藏寺”。建文隐居庙中，常驾一叶轻舟沿着景色如画的温塘河看山观景。此温塘河即重庆后来大名鼎鼎的统景温泉风景区，也即后来的“御临河”上游。
此后，有说建文帝为躲避追兵往北逃向邻水县，有说往西逃向重庆磁器口古镇。这里我取西逃之说，因为如果建文帝往北走了，磁器口古镇就不会有众多关于他的传说故事。
在重庆沙坪坝区的磁器口古镇，一直流传有建文帝削发为僧逃亡隐匿宝轮寺的故事。至今，在通往嘉陵江边的巨大牌坊上还书写着“龙隐门”三个大字。具有神秘色彩的故事使磁器口增添了一份皇室的传奇色彩。 相传为躲避永乐帝的追兵，建文帝从隆兴场只身前往白岩镇，即现在的磁器口。到了磁器口，建文帝隐蔽于宝轮寺，终日伴以暮鼓晨钟参禅诵经。民间认为龙隐于寺，故而宝轮寺后来易名“龙隐寺”，白岩镇也被后人称作“龙隐镇”。
奇妙的是，千年古镇磁器口一共有九宫十八庙，其中香火最旺的是佛教寺庙宝轮寺，人气最旺的是道教宫观文昌宫。如果说建文帝隐避宝轮寺是做和尚，但在文昌宫也有建文帝的足迹，那么他到底是僧人还是道士？或者建文帝正如全国各地传说中的那样时僧时道，那么在磁器口这个地方更是一种见证，一种缩影。
不久，为了避人耳目，建文帝又从磁器口蒸发，悄悄来到重庆巴县的南泉古镇。这是重庆一处美丽的风景名胜地。建文帝及其随从一行来到南泉的一座叫做禹山的山顶结庐隐居。按《巴县志》的史料记载，明成化初年，建文帝偕随从逃亡至南泉禹山结庐隐居，山顶有一座寺庙，庙中有一小井，名为“玉泉”，传说建文帝曾用此玉泉水煮茶，故而后人又称此为建文井。禹山也因此被后人命名为建文峰。
最有传奇意味的是建文帝的故事在这里颇具神话色彩。建文峰顶的建文殿俯视群山，山脚下的花溪河与温泉瀑布尽收眼底。在主殿旁边有两个偏殿，一为村姑殿，一为仙女殿。据传建文帝上山容易，吃饭却很艰难。山下有一美丽的村姑每日为建文帝送桃为食，后人感念其善行建村姑殿。村姑因送桃有功，得道成仙，于是又建仙女殿。村姑——仙女——建文帝，传说已经带有艳遇的味道。现今还有“建文遗迹”石碑立于建文峰顶。郭沫若曾登临建文峰，留下一首诗，诗中有“建文隐处埋荒草，仙女洞头有碧苔”句子，说明他是认可建文帝隐藏在南泉禹山这一说法的。
重庆这三处地方构成了建文帝逃难、流亡、隐避的悲怆历程。一个天子隐匿人间，竟不如平民百姓那样自由自在的生活，真是莫大的悲哀。这三处地方能否破解明朝这一历史悬案？我认为完全可能。建文帝的流亡线路绝对是以重庆为中心原点，这是最核心的线索，如果深入挖掘发现更多的实证，那么破解这一千古之谜将指日可待。
《夜狼文史工作室》特约撰稿人：易道禅/文
易道禅，作家、诗人。出版有长篇小说《秘境》等作品。曾任人民画报社记者、《中国西部》杂志社总经理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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