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周恩来：他们甘当配角忠心辅佐
中国有句俗语，“一个好汉三个帮”，干大事，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总得有个合意的帮手，既有能力又要忠诚。
中国古代这样的组合不少，尤其是开国皇帝与辅臣，例如张良与刘邦，诸葛亮与刘备等等。中国近代，这样的人物组合，最为著名的就属黄兴之于孙中山，周恩来之于毛泽东了。
孙中山是民主革命先行者，黄兴是革命实干家，他俩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 这是黄兴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辛亥革命期间流行“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说法，众口一词都说黄兴是革命的实行家。
孙、黄并称其实不是偶然，黄兴虽然比孙中山小了八岁，但在二十世纪初重大历史转型中他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信仰共和的革命阵营中，拥有更广泛的追随者。
在1905年之前，孙、黄没有任何联系，黄兴创立华兴会，独立领导了两湖的革命。随后，黄兴的许多朋友、同志都成了留日学生，并先后成了同盟会的领导和骨干，光复会领袖多与他更为接近，辛亥之后立宪派的要员也与他的关系融洽、密切。
尤为重要的是，黄兴几乎直接指挥、领导了大部分的武装反抗行动，与军界的关系更为紧密。
早在1911年汉阳督师时，黄兴就已是声名显赫的风云人物，他的经历赢得包括职业军人在内的普遍认同不是偶然的。孙中山虽然从事革命的时间更早，但他主要是个理想家，在海外华侨中具有一定的动员能力。
一句话，黄兴具备了做领袖、演主角的大部分条件，但他的性格使他自愿担当配角。从同盟会时期到民国初年，他从来都不曾打算从孙中山手中夺取领袖地位。
这样的机会曾一次次地出现在他面前，但他每一次都是坚决地拒绝了，并一直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主角形象。
虽然黄兴与孙中山在后期矛盾越发突出，但都是革命理念的不同，并没有个人利益的考虑。黄兴始终注意摆正自己的位置，一直维护孙中山在党内的威望。
周恩来认为，工作中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被领导者就要主动服从领导者，做好工作。
在中共历史上的首批党员中，周恩来是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较早，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达 47 年之久。
但他立党为公，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一切从党的事业出发，从来不谋求最高领导的地位，不当一把手，不当二把手，而是把自己摆在辅佐党的核心领导人的位置上，主动当配角，忠心耿耿、踏踏实实地完成党赋予自己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多次坦率地讲：“我不是帅才。”从1927年周恩来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后，他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博古搭过班子。
遵义会议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和名望明显高于毛泽东。周恩来到了中央根据地后，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而毛泽东却受排挤。
但是，在同蒋介石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保卫根据地和反“围剿”战役中，周恩来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富有创造性的战略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办法。
遵义会议上，他主动检讨自己，批判极左路线，支持毛泽东。之后，周恩来与毛泽东共事长达40多年，辅助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惊天伟业。 在助手的位置上，周恩来功高不自居，手握大权不越位，总是自我裁抑，竭力维护毛泽东的权威。
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为了让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战略性的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常常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管理者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如此。周恩来多次对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说，毛主席听汇报看文件只记几个大数就够了，我是办具体事的，要记一些具体数字。
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在周恩来和毛泽东数不清的单独会面中，凡是周恩来提出、被毛泽东采纳的正确意见，周恩来公开传达时总说是毛泽东的决定。
周恩来到灾区视察、慰问，总要讲“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慰问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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