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从前线调往后勤，留下老部队给彭德怀带，彭这样评价贺的部队
文|梅兴无
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党中央的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贺龙所属野战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贺龙负责陕甘宁、晋绥两个边区的后方工作，支持西北解放战争。一个一辈子带兵打仗、驰骋沙场的将领，在战火最炽烈的时候，却“改行”去管后方，许多人觉得不可理解。但贺龙认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切都要听党的，怎样有利于战争就怎样安排。中央军委留在陕北，作战由军委领导同志亲自指挥更为适宜，而且中央交给自己的任务同样重要。贺龙甘愿挑起了执掌后方的重担，保障彭德怀战西北的后勤供应、兵员补充，协助做好前线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为解放大西北立下了不朽功勋。用彭德怀的话说，“贺龙是不顾一切地支持西北战争”。
1947年春，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遭到失败后，改变策略，集中主要兵力从东西两翼对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
在陕北方面，蒋介石命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集团的20个旅，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二马集团”的12个旅，榆林晋陕绥边区总部司令邓宝珊集团的2个旅，共34个旅25万人，从三个方向对陕甘宁边区实施“重点进攻”。胡宗南更是一马当先，集中优势兵力从南线直攻延安，妄图实施“斩首行动”，摧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挥中枢，他还口出狂言：“要活捉毛泽东。”
红都延安，黑云压城，风雨如磐，形势险峻。陕甘宁边区的野战部队，只有晋绥军区第一纵队（辖358旅、独立第一旅）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教导旅、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共6个旅2.8万余人。
陕北部队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按惯例应由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指挥，但他已于1945年8月受命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远在晋绥前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主动向毛泽东请缨：“贺龙同志忙于晋绥事务，远离延安，陕北现有的几个旅，加上后勤部队也就两万多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毛泽东表示：“很好！”又马上与在绥远（今内蒙）的贺龙通气。
这些部队不仅是贺龙指挥的，而且大多数是贺龙一手带出来的，属于湘鄂西、湘鄂川黔“山头”，从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师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贺龙一直是这支队伍的代表和旗帜，他与部队的感情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用鲜血凝结而成的。把自己带了一二十年的部队交出去，在情感上确实有点难以割舍，但贺龙是一个讲党性、讲原则的共产党员，他对老部下说：“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军队要听党指挥嘛！”当即回电毛泽东，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
贺龙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早在1946年11月，贺龙刚把晋绥军区的全部野战部队编成3个纵队，中央军委即来命令，调晋绥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陕甘宁边区。贺龙二话没说，亲自到一纵队驻地，动员部队愉快地服从命令，执行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1947年3月10日，中央军委又下令调晋绥二纵队开赴陕甘宁边区，接受彭德怀的指挥。贺龙不打折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的二纵队西渡黄河。
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将陕北的部队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陕甘宁地区的野战部队及其他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和副政委习仲勋指挥。
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十分感慨地说：“像这样一纸命令就调整了指挥关系，在旧军队中简直难以想象，而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内，却顺顺当当地处理好了。党对枪杆子领导的有力，军队指挥员之间的团结，真是史无前例的。”
贺龙虽然离开了前线军事指挥岗位，但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晋绥部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他说：“我带的部队，如果别人不能指挥，那就说明我贺龙党性不强。”对将领们与彭德怀在磨合过程中产生的摩擦，他高度关注，全力以赴地协调解决，做好“补位”工作。
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是从湘鄂西红二军团发展而来的老部队，号称“贺龙嫡系的嫡系”。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都与贺龙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贺炳炎15岁起就跟贺龙干，贺龙言“宁失一个师也不能失一个贺炳炎”；廖汉生是跟贺龙从桑植一路拼杀出来的，还是贺龙的外甥女婿。他俩长期跟随贺龙转战南北，习惯了贺龙宽和而直爽的指挥风格；而彭德怀指挥风格迥异，性格暴躁，骂人是家常便饭。这对于年轻气盛的贺炳炎、廖汉生而言，一时难以适应。
西府战役后，西北野战军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政治、军事整训。贺龙马不停蹄地深入一、二、三纵队，找各纵队和各旅干部谈心，要求老部下们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团结，坚决服从彭德怀的领导和指挥。在贺龙的协调下，西北野战军将帅之间的磨合期大大缩短，将领们对彭德怀更加理解、更加尊重，维护了彭德怀的权威，野战军指挥系统更加和谐融洽、更加高效有力，稳定了西北战场大局。
彭德怀对贺龙的良苦用心一直感激为怀，全国解放以后，有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很少当面称赞别人的彭德怀，情不自禁地对贺龙说：“你领导的晋绥部队真是好啊，能打仗，听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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