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他是和林彪齐名的杰出将领，但情商欠缺，结局让人痛惜
红军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继两河口会议之后，为了增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信任，进一步统一两大主力红军的行动，又在芦花(今黑水县城)召开了芦花会议(黑水芦花会议)，全面总结了四方面军的历史经验，并对全军进行了整编。
红一方面军改编为四个军，军长分别是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红四方面军改编为五个军，军长分别是许世友、孙玉清、程世才、余天云、罗南辉。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九个军长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林彪和余天云两人。
这两人年纪相当，都是九个军长中最年少的英雄人物，善于打硬仗、恶仗，战功赫赫，威名远扬，这年都还不满三十岁。
如果说，林彪是红一方面军中的“战神”级人物，那么余天云绝对算得上红四方面军中的第一骁将——无论是打仗还是喝酒，向以勇猛闻名的许世友都要怵他三分。
可是，林彪和许世友等人后来都成为了人尽皆知的开国将帅，而余天云却藉藉无名，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去了，就连曾是他的搭档的徐向前、李先念、陈再道、洪学智、许世友、王建安等人，在他们后来写的回忆录当中，都尽可能地回避余天云，呈现一种集体沉默的状态，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余天云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军事天才，尤其在打游击方面，可谓得心应手、神出鬼没。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书中甚至把他的战术提到了和毛泽东并列的高度，称二人都是游击天才。
可是，余天云的情商有问题，这严重地影响到了他的发展，最后竟然走上了因想不开而走上了不归路。这，不能不让人扼腕长叹。
余天云是湖北黄安（后改为红安）人，1906年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 1927年11月与李先念、王树声、詹才芳、陈再道等人一同参加了黄麻起义，在革命的征程中，他很快就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军中的骁将。
余天云的最得意之作是柳林河之战。
该战，国民党八万人马与红四方面军的两万主力正面厮杀，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多年后，曾参与这场战争的人回忆起来，独自心惊胆战。
陈赓就说：“柳林河战役比任何一次战斗都更为猛烈，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
激战中，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红军首脑坐镇柳林河指挥所指挥作战，突然有敌军杀到，危急之际，余天云一如长板坡上的常山赵子龙，率孤军奋勇救援，将来敌一一歼灭。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召开木门会议，将4个师扩编为4个军，余天云任30军军长。
在对付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战斗中，余天云率领30军强挑横梁，在黄木垭一战中围歼川军万余人。
在此后的总结大会上，30军荣获三面锦旗——256团被誉为“夜老虎”，263团被誉为“钢军”，274团被誉为“夜袭常胜军”。
在红四方面军，没有人怀疑余天云的作战能力和指挥才干，可是，对于余天云的为人和作风，却有着不同的声音。
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上将）曾在一份报告中说：“余天云那时腐化浪费，思想意识一塌糊涂，有很严重的土匪行为，能力又差，不注意掌握政策，自己有时还破坏政策……”
傅钟认为余天云作风霸道，他回忆说：“跟余天云一起的警卫员、通讯员，没有挨过他打的很少，一个通讯队一百余人，全部被他打过，还有挨几次打的。”
有一次，部队行军在羊肠山路上，因为马失前蹄，余天云从马上摔了下来，爬起后，不问青红皂白，拔枪就朝马夫连开了三枪，把马夫打残。
杜义德将军则认为余天云的心胸狭窄，容易猜忌、忌妒，睚眦必报。他回忆说：在一次战斗后，时任30军89师政委的杜义德被调往31军。余天云蛮横无理地对杜义德说：“你要去31军，得把30军的枪还给我。”余天云一直觊觎着杜义德那支20响的驳壳枪。杜义德回答：“枪是我从敌人那里缴来的，凭什么交给你？”余天云说：“枪是30军的，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杜义德也是个火暴脾气，忍不住骂道：“这枪是红军的枪，怎么就是你30军的枪？老子豁出去不当这个师政委了！”余天云大怒，不仅扣下了枪，连人也扣下了，还恶人先告状，跑到张国焘那里说杜义德的不是。张国焘皱皱眉头说：“杜义德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徐向前说：“此人16岁参加赤卫军，18岁参加红军，父亲因此让地方还乡团打死了。打仗不怕死，敢拼命。”张国焘说：“那就给他一杆长枪打仗去。”杜义德最后被撤了职，他心爱的手枪也变成了一枝长枪。
除了前面两条外，最致命的是，余天云重视打仗而蔑视政工工作，主张“枪杆子第一”。他认为只有打仗才能消灭敌人，政治工作可有可无，从不把部队中的政工干部放在眼里，动辄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
余天云的口头禅则是：“军事能打仗，能消灭敌人，你政治工作能消灭敌人吗？”
有一次红30军在战斗中受阻，时为30军政委的李先念和一些师团干部正在商议对策，作为军长的余天云不但不跟着出谋划策，却在一旁说风凉话，他笑嘻嘻地对李先念说：“政委，你去给他们上劳动课去，这个山头就能攻下来！”把李先念气得直翻白眼。
芦花会议后，余天云任红四方面军31军军长。由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张，私自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政令不一，部队怨声四起。
余天云是个直肠汉子，他的牢骚不是悄悄说，而是放声破口大骂。
张国焘以为余天云对自己不满、反对自己南下，就借着总指挥徐向前此前在清江渡会议上批评余天云随意打死号兵和挑夫等事，宣布撤销余天云军长一职。不久，又将他调赴红军大学“学习”。
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学员多为部队中的营团级军官，由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担任校长（但未到职），原红9军军长何畏任政委（后为校长），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这时也因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而被贬来任总教官。
余天云莫名其妙被撤了职，本来就一肚子气，而何畏和他此前同是军长，两人互相不对付，现在成了上下级关系，余天云气得要命，经常借酒发威，扬言要打何畏。
关于余天云大闹“红大”的种种，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校长何畏是他（余天云）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不服，因此被判处短期禁闭”。
关进禁闭室反省后的余天云情绪十分消沉。
余天云出来后，何畏仍然视他如同犯人，行军时强令他背米。
余天云不服，以行动相对抗，故意制造麻烦，既不肯走路，也不肯骑马，指天划地地大骂：“何畏当政委，凭什么我就当学员？”
战士们没有办法，只好用担架强行抬着他走。
1936年4月，当部队行至西康省的丹巴县（今属四川省）激流边的铁索桥时，被战士们抬着走到了桥心的余天云突然大骂了一声：“去他娘的！”一个想不开，翻身跳到浪涛翻涌的丹巴马河中，就此离开了人世。
这年，余天云只有30岁。
余天云的尸体被打捞上来安葬时，张国焘痛悼余天云的死，褒扬其过去的战功，但着重强调：“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
后来，毛主席极其感慨地说：“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1945年中共七大，余天云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余天云的悲剧已经成为了过去，但余天云的悲剧仍值得今天的党群干部思考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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