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的心头病：手下爱将陶勇被谋杀
粟裕说：本来，陶勇还可以为党的事业，为海军建设，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却被坏人以卑鄙的手段谋杀了。许多熟悉他的战友，想起来就感到悲愤而特别的难过。
战友们聚会，回忆起艰难战斗的岁月，常常会不约而同地想起陶勇同志，甚至慨叹道：“唉，如果陶勇在这儿，多好!”是的，陶勇同志乐观豁达，生龙活虎，有他在，便会热闹得多了。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了，陶勇同志已在16年前，牺牲在一个特殊的战场上。
(一)
陶勇，原名张道庸，1911年生于安徽霍丘县，从小给地主放牛，后来又当了几年窑工。1929年，当土地革命的风暴席卷他的家乡时，他便投身于革命洪流中。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从普通战士，迅速成长为一个智勇双全的战将。历任红军团长、代理师长;新四军二支队第四团团长、苏皖支队司令、三纵队司令、三旅旅长、一师副师长、师长;解放军华野四纵队司令，二十三军军长，九兵团副司令;建国后，任中国人民海军副司令、东海舰队司令，是中国人民海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同时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我们是在不同的时间和他相识的。1939年春，他由周恩来同志营救出狱，经延安分配到新四军工作。听说他在皖南军部时期，对军部个别领导人的右倾颇有意见，心情很不愉快，一再地要求到苏南前线来。当时，新四军第一、二两支队已挺进江南敌后，在陈毅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贯彻执行党中央“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建立起茅山抗日根据地，并依照党中央指示，开始向江北发展。陶勇同志来到敌后，远非株守皖南时所能相比，真是“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为了工作便利，需改名字，陈毅同志说：“道庸，有点封建色彩，不好。”粟裕同志说：“把姓去掉，就叫陶勇吧。”他欣然同意了。从此以后，陶勇同志便率领所部与兄弟部队一起，驰骋于大江南北，使敌、伪、顽闻风丧胆。
1939年冬，为冲破国民党对我军抗日地域的限制并沟通江南、江北的联系，经陈毅同志策划，借为苏北友军护送弹药的有利时机，派陶勇和卢胜等同志率领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二营北渡长江，悄然插入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以“苏皖支队”的名义，在那里扩大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建立游击根据地。
陶勇同志率部进入仪征以北月塘集地区后，便积极向日、伪军发起连续攻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歼伪军两个连，一个伪警察所，并一度切断了天(长)扬(州)公路。日军大为震惊，旋即纠集日、伪军数百人，分进合击月塘集，企图消灭苏皖支队于立足未稳之际。国民党的县大队500余人亦隐蔽于月塘集西侧，企图趁火打劫。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伪、顽军，陶勇同志毫无畏惧，指挥若定。他悄悄将部队拉出了月塘集，设伏移居集，亲自带领第四连100余人扼守正面，将日、伪军放至离阵地一二十米的近距离，出其不意地以猛烈火力予以杀伤，第五、第六连同时从两翼出击，一举击溃了敌军。陶勇同志又身先士卒，亲率部队乘胜猛追，收复了月塘集。
此战毙伤日伪军近百人。1月下旬，为粉碎日伪对我皖东根据地的“扫荡”，陶勇同志奉命率部队顶风冒雪，星夜北上，进至天长以南横山地区，配合新四军第五支队和挺进纵队反“扫荡”3月上旬，又率苏皖支队主力越过津浦路，配合我皖东部队进行“反顽”战役;3月下旬，再与我挺进纵队东西对进，星夜驰援津浦路东根据地中心半塔集的“反顽”战斗，都取得了出色的战果。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陶勇同志率领所部积极作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震憾了伪军和顽固势力，振奋了民心士气，支援了兄弟部队，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苏皖支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941年2月，我新四军一师发起“讨逆战役”，打击在泰州公开投敌叛国的国民党军李长江部。陶勇同志率部攻克姜堰后，向西北方向横扫过去，一路追歼溃逃之敌，至泰州城附近，被大河所阻，河水寒冷，一时又难以找到渡河工具。陶勇同志振臂高呼：“不要停，跟我杀过去!”带头扑下河去，部队人人争先恐后，不顾叛军火力封锁，泅水过河，一举攻占泰州城东门，为次日攻克泰州铺平了道路。
陶勇同志勇敢作战的事例不胜枚举。解放战争初期，他率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初到山东，一次行军途中与国民党第五军遭遇，受到敌人坦克的冲击。当时，部队缺乏打坦克的经验，措手不及，边打边撤，队形混乱，正碰上赶往前沿的陶勇同志。战士们呼喊：“师长，坦克挡不住，赶快撤!”他听了，往路边谷场上的石磙上稳稳当当地坐下来，厉声喝道：“我陶勇坐在这里，哪个敢撤?”战士们立刻镇静下来，纷纷互相鼓励：“陶师长就在这里，怕啥?”战士们返身冲杀过去，先炸坦克履带，再抓俘虏，一举击毁敌坦克3辆。
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英勇事迹;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奋不顾身为党为人民顽强作战的精神，贯穿在他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中，闪现出夺目的光辉。在战斗发起前，他会换上便衣，潜入敌占区，侦察敌情;在战斗的紧急关头，他往往会将上衣一脱，举起大刀，率领战士去拚搏;他也曾多次孤胆深入虎穴，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劝降或联络起义，收编改造各种武装;他还曾骑着快马，冒着敌机的追踪扫射，去第一线的部队指挥作战……。他是指挥员，又始终是队列中的普通一兵。
对他这种勇猛的战斗风格，领导上常常是喜忧参半的。有时候也不得不批评他，不要做“拚命三郎”。他却有自己的想法，“我的部队底子薄啊!队伍发展快，成份复杂，又没时间整训，只有靠打仗时练兵，只有靠我们指挥员带着战士冲啊……”
陶勇同志所带的部队，具有强烈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集体荣誉感，以勇猛顽强着称，以接受艰巨的任务、争先杀敌为荣。但在组建伊始，比起其它一些兄弟主力部队，基础确是差一些。红军老战士少，收编的各种地方武装多，无论战斗经验、士气、装备都不算强，但这支部队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为华东战场上的一支无敌劲旅，是和陶勇同志的以身作则分不开的。
(二)
陶勇同志无论在哪一级的岗位上，总是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参加了上级召开的重要会议，很难有完整的笔记，却能毫不走样地传达，一丝不苟地执行。同志们佩服他的强记善解。其实，强记善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会前会后，他抓紧时间向领导同志和战友们讨教，反复琢磨，反复研究，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气力。正是这种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鞭策着他勤奋学习，刻苦努力，从一个普通的放牛娃，成长为无产阶级的杰出的将领。
他平时就熟悉自己的部队，了解敌人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战时他的指挥所总是设在紧靠前线的地方，亲自掌握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形势。他善于理解上级的指挥意图，从不消极地执行命令，当战场出现错综复杂、凶险危急的情况，能够依据战役的要求，结合当面的情况，当机立断，临机处置。
在苏中战役的第四次战斗中，他率一师担任攻歼李堡守敌的任务。部队从一仓河出发，行至中途，得悉敌情起了变化，李堡和海安之敌正在换防，敌新七旅旅部率十九团已到达李堡，敌一○五旅旅部率一四八团尚未离开，敌守军兵力增加一倍，武器装备又优于我军，我军进攻兵力由绝对优势转为相对优势，这个仗还能不能打?会不会打成胶着状态而失去了奇袭作用?陶勇同志分析说：“敌兵力虽然增加了一倍，但换防之际必然混乱而疏于防范，该走的已交卸守备责任必无斗志，刚来的又不熟悉情况难于坚守，敌军建制不同便会互相牵制，这正是我军发动攻击的大好时机。”于是仍按原计划发起攻击，顺利歼敌两个旅部又两个整团，生俘敌少将旅长、副旅长各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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