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修身思想浅析
百年来，修身一直是士人们重要课题，也是其优良传统。孔子主张君子要“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他认为“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修身则道立。”（《中庸》）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的思想，提出家、国与天下之本在于“身”的主张，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要求“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平天下”（《孟子尽心下》）。中有专注“修身”，才能使“道立”，收到“天下可运于掌”的社会效果。孔孟之学说可谓“内圣外王”之纲要，《大学》则把其具体化。《大学》开宗明义，提出了“三纲领”与“八条目”之说。所谓“三纲领”，为“明德”、“亲民”与“止至善”，把内心之道德修养与外在之治理国家融为一体，以“内圣”作为“外王”之本。所谓“八条目”，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与“平天下”，讲的是由“内圣”到“外王”的途径。《大学》明言“自天人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前四目为“修身”之方法，后三目为“修身”之目的。可见，“修身”在孔孟学说中占何等重要地位。直至今日，“修身”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最重要课题之一。诸葛亮，作为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呕心沥血辅佐刘备、刘禅父子，在蜀汉的教化之功至今为人乐道，可谓家喻户晓。其“外王”已臻完美，其“内圣”也堪为楷模。令人痛惜的是因时代久远，陈寿等人编辑的《诸葛亮集》散佚颇多，现在只能从史籍中所残存其文稿、语录、甚或片言只语中，窥测其修身思想。虽无法完备，亦足以补益于当世。一、忠信立身，秤心处世《论语述而》言：“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礼记儒行》言：“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言：“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豸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颜渊》载子张问何以“崇德”，孔子答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八佾》载孔子言：“君使 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学而》载曾子言：“吾曰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 不习乎？”可见，“忠”与“信”是儒家的重要伦理范畴，是士人修身的重要内容。诸葛亮堪称“忠”与“信”之典范。先说“忠”。在中国人眼里，诸葛亮除了是智慧的化身外，其忠君思想大概给人印象最深。《后出师表》虽载于张俨《默记》，我认为确为诸葛亮所作。在该表中，诸葛亮在叙述了刘备论其“讨贼”，而当时天下形势正宜“讨曲”的道理后，以“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所能逆睹也”来表明心迹。“鞠躬尽力（后人多写作“瘁”），死而后已”，是何等忠贞之言，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可谓诸葛亮事君之道的明确表白。他在谈到为将之道时，亦指出：“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立志而名扬。”（《太平御览》卷273引诸葛亮《兵要》）他认为忠诚对于一个军事统帅的重要性，可与鱼之与水相比，须臾不可离也。纵观诸葛亮一生的作为，可谓处处现忠情。从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把躬耕于南阳新野的诸葛亮请出后（躬耕地在新野境内，详见拙文《从刘备的屯兵地看诸葛亮的躬耕地》，载《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诸葛亮就“许先帝以驱施”，决心追随刘备干到底。建安十三年，在曹操发兵南征荆州，刘琮望风而降，刘备落荒而逃，“倾覆”无归之际，诸葛亮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只身奔赴江东，说服了在降曹与抗曹之间犹豫不决的孙权与刘备结盟，组成联军，在赤壁大战中击败不可一世的曹军，为半生寄人篱下的刘备觅得荆州这块落脚点立下大功。此可谓危难之际见忠情。后来，刘备为关、张报仇，兴兵东征孙权。结果夷陵大败，羞愤而病故于永安城。临终之际，把诸葛亮从成都召至永安，“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诸葛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呕心沥血，竭力支撑着蜀汉一隅江山，且率军六出祁山而北伐，希望完成刘备恢复汉室一统江山的遗愿，最终“呕血”而终（同上注引《魏书》），不折不扣地实现了“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刘禅谥之“忠武侯”，名符其实也。诸葛亮不仅自己一生追求忠贞，他对部属也时时以忠贞来衡量。在《前出师表》中，他向后主刘禅推荐郭攸之、董允等人，首先看重的就是其“志虑忠纯”，为“贞良死节之臣”。他重用蒋琬，是因其“乇志忠雅”，可与其“共赞王业”也。（《三国志》卷44《蒋琬传》）。吕凯因“执忠绝域”而被其荐升（《三国志》卷43《吕凯传》）。姜维因“忠勤时事”而被共选为接班人（《三国志》卷44《姜维传》）开府以后，他要求椽属们“集众思，广忠义”，敢于秉持忠心指正自己的过失（《三国志》卷39《董和传》）。廖立因“无忠孝之心”而遭其弹劾（《三国志》卷40《廖立传》）注引《诸葛亮集》，李严虽与其同为顾命大臣，亦因“受恩过量，不思忠服”（《三国志》卷40《李严传》注引诸葛亮“公文上尚书”）而受其弹劾。诸葛亮忠贞立身的信条亦深深地熏陶着他的后代。其子诸葛瞻在邓艾伐蜀时，败退绵竹，邓艾遣使以“封琅琊王”诱瞻降。瞻怒斩来使，然后壮烈战死，时年三十七岁。瞻之子尚，闻讯悲叹道：“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传，以致倾败，用生所为！”然后，“驰赴魏军”，亦战死，（《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华阳国志》）。晋朝史家干宝为此感吧叹道：“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志，忠孝存焉”（《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内不改父志，忠孝存焉”可谓真知灼见。无怪乎史家张辅在《名士优劣论》中发也这样的感慨：“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同前）由于诸葛亮注重蕴育忠贞之气，因而成了中国封建政治家忠君的楷模。其忠君思想具有历史局限性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亦应当看到，在国君是国家象征的封建时代，忠君亦即是忠于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很有必要把这种对国家忠贞不渝的精神发扬光大。再说“信”加前文所引，传统儒家常把忠信并提。此外，孔子还多处单独言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小车无 ，其何心任之哉？”（论语。为政）；“信则人任焉”（《论语。子路》）；“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矣”（《论语。尧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同“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左传。成公十七年》）；“信由已专，而后功可念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可见，在儒者眼里，“信”的修养，关系着一个人立身处世、为政、交友等的成败。诸葛亮一生中，亦很重视“信”。据《汉晋春秋》记载，晋武帝司马炎曾问及诸葛亮治国之术，臣子樊建对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著名史学家袁准这样赞叹诸葛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同上）陈寿在《三国志》中为诸葛亮作传时亦言其“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著，风化肃然也。”可知，诸葛亮十分注重赏罚之信，深得部属拥戴。下面一事，最足为证。后主建兴九年（231），诸葛亮率军四出祁山伐魏。面对魏强蜀弱之形势，他“守在险要”，并采用“十二更下”之法，轮休士卒。战局紧张时，“参佐咸以贼众强盛，非力所制，宜权停下兵一月，以并声势。”诸葛亮认为不能失信于士卒，郑重地对参佐们说：“吾统兵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曰，虽临征难，义所不废。”好一个“统兵行师，以大信为本”！它使被催令离去的士兵“感悦，愿留一战”，当值的士兵也“愤踊，思致死命。”士兵们相谓曰：“诸葛公大恩，虽死不报也。”“临战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当十，杀张合阝，却宣王，一战大克，此信之由也。”（同上，注引《蜀记》）不独统兵为政讲大信，孔明亦重然诺之信。他在永安城受托孤重任时，发出“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果然以忧劳“呕血”而死来实践之，亦最为可歌可泣。可见，重信用亦是孔明立身之道，对其处理军国大事颇多益处，亦为其人格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作为一个领导者，在对待人、处理事时，能否做到公正，不仅是个人修养问题，而且关系着部属们凝聚力的高低，关系着事业的成败。作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诸葛亮在为人处事中非常重视公正，他之名言“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太平御览》卷429引诸葛亮《杂言》，该书卷376“轻重”作“低昂”），即为明证。最能体现其“秤心”的，莫过于“挥泪斩马谡”。建兴六年（228），诸葛亮经过多年精心准备，率军首出祁山，北伐曹魏。被其任命为先锋的马谡，违其节度，丢失军事咽喉街亭，直接导致了本次北伐的失败。裨将军王平先谏马谡于前，再临危不乱于后，极大地减少了蜀军的损失。马谡与诸葛亮的关系情如父子，在诸葛亮南征时因献策“攻心为上”而备受其重视。诸葛亮却没有因此而赦免他，毅然按律处斩。“蒋琬后诣汉中，谓亮曰：‘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也！’”（《三国志》卷39《马良传》注引《襄阳记》）马谡亦知诸葛亮“用法明”之苦心，故临终前给其写了这样一封绝笔信：“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马谡就死无怨无悔，且托孤于决定处死自己者，此亘古罕见之事也，故“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泣。亮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同前）对王平，则“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三国志》卷43《王平传》）对自己用人不当的过失，诸葛亮也不原谅。他上表后主，自贬三级，从丞相退职至右将军，以示惩罚。可以说，非秉持“秤心”，不能做出如此赏罚分明之措施。弹劾廖立与李严，亦能说明孔明之“秤心”。李严虽然与诸葛亮一样是刘备在永安城的顾命大臣，但他在诸葛亮四出祁山负责后勤工作时，工作不力且诿过于人，更严重的是在后主与诸葛亮之间两面欺骗，直接造成了北伐大军粮尽退军的后果。其卑劣表演被诸葛亮揭穿后，“辞穷情竭，首谢罪负。”于是，诸葛亮依法弹劾之，废其为平民，“徙梓潼郡。”虽然如此，李严“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三年后，诸葛亮忧劳致死，李严希望破灭，“激愤”之下，亦“发病死”。（《三国志》卷40《李严传》）廖立跟随刘备父子多年，颇受亲重。但他狂傲自大，仍不满于自己的职位，因而颇为“狂惑”，“诽谤先帝，疵毁众臣”，影响极坏。诸葛亮上表弹劾此狂人为“乱群之羊”，废其为平民，“徙汶山郡”。史称廖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闻诸葛亮卒，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衽矣’！”（《三国志》卷40《廖立传》及注引《诸葛亮集》）二人对诸葛亮的严厉处罚并无怨愤，却都幻想着诸葛亮能再启用他们。谁知诸葛亮早逝，致使他们一人“垂泣”，一个“忧愤”而死，实为罕见。个中原因，陈寿在为诸葛亮作传后的评论已经道出：“（亮）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性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用心平而劝戒明”，诚哉斯言！张裔作为诸葛亮的部属，追随其多年，对其十分了解，曾对其作出这样的评价：“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佥忘其身者也。”（《三国志》卷41《张裔传》）可见，无论是当时人还是后代人，对诸葛亮自谓之“秤心”有口皆碑，对这种“秤心”在为政或待人时所带来的效果亦羡慕不已。对今人来说，亦应当广泛效法。二、澹泊俭约，志存高远诸葛亮的《诫子书》是千古流芳的家训，共有两则，一则是告诫儿子不要沉湎于酒，另一则抄录如下：“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砺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太平御览》卷495）这段话谆谆教诲，反映了诸葛亮另一个修身思想：澹泊致学，俭以养德。先说澹泊致学。致学要“澹泊”、“宁静”，就是要耐得住寒窗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抵得住红尘的诱惑，切忌“淫慢”与“险躁”。否则，“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将一事无成，只好“悲守穷庐”了。澹泊致学，诸葛亮亦身体力行。汉季纷扰，群雄并起，已有卧龙之誉的诸葛亮，东投孙权或北投曹操，都会贵达。但他甘于澹泊，“躬耕于野”，在清贫中继续读书，以丰富其知识，为日后辅佐理想明君刘备创造条件。选择妻子，亦体现其澹泊致学之思想。据习凿齿《襄阳记》记载，黄承彦为沔南名士，道德学问超群。一天，他对诸葛亮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发，而才堪相配。”诸葛亮爽快地答应了，随即把丑妻接到家中，“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止得阿承丑女。’”（《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食色性也”，娶个美妻，是普通男子的共同愿望。诸葛亮能冲破世俗见解，以风流倜傥才子身份，不惜被时人讥笑毅然娶一个黑皮肤、黄头发的“丑女”非为他，看重其“才德”，有利于增长自己学问也。诸葛亮此举，深得后贤钦佩。理学大师朱熹曾感叹道：“孔明择妇正（“止”之讹）得丑女，奉身调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气，经论之蕴，固已得于天资。然窃意智虑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则寡欲养心之助，与为多焉。”（转引自诸葛羲、诸葛倬辑《诸葛孔明全集》卷十七）所谓“寡欲养心”，正得其中三昧。诸葛亮澹泊致学的主张，对近年来弃学经商，荒学赚钱的浮躁学子们，理应成为“当头棒喝！”再说“俭以养德”。孔子曾言：“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奢则不孙（同逊），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同前）孔子的弟子子贡这样描述老师：“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论语学而》）孟子亦言：“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可见，俭约寡欲是儒家对士人的基本要求之一，若奢侈糜烂，养家则不能持久，为政则不能清廉而败亡，即夫子所谓“不逊”也。上引《诫子书》中，诸葛亮明确提到“俭以养德”，可谓与孔孟这种修身思想一脉相承，并且把它付诸实践。《三国志》诸葛亮本传载有他上奏后主的一道表章，言：“成都有噪八百棵，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治别生，以长尺寸。若臣死后，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此并非诸葛亮虚饰之词，有本传言“及卒，如其所言”为证。诸葛亮在与李严的一封信中，曾谈及自己的生活状况：“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北堂收钞》卷38）他积劳成疾，呕血去世前，曾“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身为宰辅、“相父”，专决朝政十余年，却“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力求死后“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死时又遗命薄葬，其俭约实在罕见。诸葛亮介导“俭以养德”，对部属影响颇大，一时俭约成风。将军邓芝“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三国志》卷45《邓芝传》）大将军姜维，“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滕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乐学不倦，清素节财。”（《三国志》卷44《姜维传》）董和为股肱之臣二十余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三国志》卷39《董和传》）后任宰相费 ，“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三国志》卷44《费 传》）诸葛亮提倡澹泊俭约，并非甘于庸碌，不思进取，相反，他主张人生立世，“志当存高远》。”诸葛亮在《诫外甥书》中这样写道：“无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侧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太平御览》卷459）要实现高远之志，他主张要“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做到“强毅”、“慷慨”、超脱“俗情”。只有这样修身，才能超越凡庸，成为一个对国家社会有用的。诸葛亮的确是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出山前，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立志成为管、乐式的贤相良将。因而，他在致学时，对经书”独观其大略”，即注重经书所言治国之术，而不象好友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那样”务于精熟“（《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即只注重章句之学。为补益于自己的学问，利于实现自己的报负，他毅然超脱”俗情“，娶了富有才学的黄氏丑女为妻。纵观诸葛一生，可知其高远志向是安定天下，兴复汉室。这虽然有历史局限性。但他志存高远的修身主张及不实现志向“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不懈奋斗精神，很值得今人，尤其是年轻人借鉴。三、虚怀若谷，勤闻己短曾子曾言“吾日三省吾身”，讲的是要多内省自己的错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诸葛亮非常注意反省自己的过失，鼓励、要求部属们、朋友们指责自己的过失，以利于为政与为人。这种修身思想，主要表现在“四教求过”中。前三教皆与董和有关。其一曰：“夫参署，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跷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三国志》卷 39《董和传》）其二曰：“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同前）其三曰：“任重才轻，故多阙漏，前参军董幼宰，每言辄尽，数有谏益。虽性鄙薄，不能悉纳。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未有忠于国如幼宰者。亮可以少过矣。”（《太平御览》卷249）董和（字幼宰），“参署”诸葛亮七年，最能谏止亮的过失，“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同“返”）。”因而在亮之所有故友，部属中，最受其激赏。徐元直与崔州平为亮出山前故友，胡济（字伟度）为亮之椽属，三个亦能“数有谏止”，“勤见启诲”，因而备受亮赞扬。亮另一椽属杨禺页，曾直言劝谏其要多考虑大政方针，不要埋头于文牍，“亮谢之”。后杨早逝，“亮垂泣三日。”（《三国志》卷 45《杨禺页传》注引《襄阳记》）由亮对此数子的态度，及号召椽属他们学习以“集众思，广忠益”的行动，可以充分体现其“不疑于直言”，希冀“少过”的博大胸怀。街亭失守后，诸葛亮又一次发布了如下求过教文：“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自今以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跷足而待矣。”（《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这则教文，再次要求部属们，从“忠虑于国”的前提出发，“勤攻”其阙。三国时，曹操以“三令求贤”而流芳千古，诸葛亮“四教求过”亦足以与日月同辉。樊建言其“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自非谥美之辞。此等高深修养，对其成就盖世功业，自然裨益良多，实足后之为政者作监。四、严以律己，勇担责任诸葛亮秉持“秤心”，执法甚严，对自己的错误亦不宽贷。街亭之败，直接原因是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间接原因却是诸葛亮用人不当所致。因此，他在依军律挥泪斩马谡后，向后主上疏曰：“臣以弱才，明窃非据，亲秉旄铖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后主准其所奏，贬其爵三等，从丞相降至右将军。（《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在此疏与上文所引教文中，诸葛亮都毫不犹豫地承担了“授任无方”导致“不能破贼为贼所破”的责任，不诿过于人，体现其磊落坦荡之胸怀。其自贬三级的举动，与曹操“割法代首”，以法治军的举动有异曲同工之妙，反映了伟人们严以律己的共同胸怀。诸葛亮此等精神还表现在对子女的要求上。诸葛乔本为亮之兄、仕于孙权的诸葛瑾之子，因亮早年无子，被亮求为嗣子。建兴六年，诸葛亮一出祁山时，驻兵汉中，乔亦随军征伐。乔干些什么呢？由亮给兄瑾一封家信可知：“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亮把“本当还于成都”的乔硬留下来，在山谷中干传运军资的苦差事，目的是要其与诸将子“同荣辱”。此举与毛泽东送毛岸英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亦有异曲同工之妙，亦可为当今父贵子骄之当权者作鉴也。作为一代名相，著名的封建政治家，诸葛亮留给我们的思想财富很多，修身思想可谓其中璀璨明珠也。限于篇幅，本文只罗列其大者，亦可见其受传统儒学影响颇深，难怪理学宗师程颢称其有“儒者气象”（《二程遗书》卷18）。这些思想，无论对当今为政者，还是普遍人，尤其是年青人，皆可视作修身准则。如此，则无愧无诸葛先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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