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曹魏谋士集团中的荀彧
我们阅读《三国演义》，不难发现，作者在写曹魏一方时，塑造了一批有胆有识、忠贞直谏的谋士群象，他们是荀彧、荀攸、郭嘉、贾诩、程昱、刘晔等，这就是曹魏兴盛发展的“人谋”力量。陈寿《三国志》载：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里的一段话。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三十八回写诸葛亮论天下形势时，引用了以上评论。这个评论，不仅客观，而且突出地指明了曹操之所以能打败袁绍，除有天时外，重要的是“人谋”。这个谋士集团为曹操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荀彧更是关键中的关键。毛宗岗说：“从来帝王事业，多是手下人成之。”⑴此言是也。本文拟从汉末至三国的社会变革中，从《三国演义》的描绘中，以整个曹魏谋士集团为背景，解析荀彧的个人道路和人生追求，揭示他的历史作用，给他以应有的社会地位。
以荀彧为首的谋士集团确实是曹魏政权前期的核心力量。他们为曹操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荡乌桓等，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中，他们确是杰出的人才，其谋略、其智慧、其才能，可以说是当世之杰。作为这个谋士集团之首的荀彧，字文若，颖川颖阴人。年少时被人称为有“王佐才也。”⑵董卓之乱时，以声名闻达于诸侯。冀州袁绍“待彧以上宾之礼”⑶，但是荀彧通过与袁绍的相处，对袁绍的为人、才能等了解很深，最终认为袁绍“不能成大事”⑷，故在初平二年（191年）离开了袁绍，投奔了曹操，而此时的曹操不过是个东郡太守。荀彧的这一选择，表现了一个谋士的远见卓识和选择明主贤君来建功立业的远大政治抱负，这比起袁绍帐下的其他谋士辛评、郭图以及荀彧之弟荀谌来说，确实具有超凡的政治眼光。曹操得到了荀彧，大悦道：“吾之子房也。”⑸表现了一种君臣的知遇之情。荀彧非凡的谋略和才干深得曹操的器重，是曹操谋士集团中的核心人物。荀彧在曹魏中的历史地位可以和诸葛亮在西蜀的历史地位相比。诸葛亮的“隆中对”向刘备提出先取荆州为根本，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势，待天下有变，再派兵北伐的战略大计。刘备听从了这一大计，后来果然成了蜀国之主。曹魏政权的建立多半要归功于荀彧。荀彧的三大决策确定了曹魏的优势，称霸诸侯。使曹操在政治上、军事上由一个一般的割据武装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的地位，确立了最后三足鼎立的历史格局。第一次决策，是建立稳定的根据地。曹操在讨董卓失败之后，先后在陈留（今河南开封东）、扬州等地招募军队，积蓄力量。后因镇压青州黄巾军，势力得到了发展，并取得了兖州牧，占据了兖州的大片领地。而且，他招贤纳士，扩充势力，有了与其他军阀抗衡的地盘。然而，兖州地处中原，下有八个郡国：陈留、东郡、东平、任城、泰山、济北、山阳、济阴，包括今天山东省的西南部和河南省的东部，这是一个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州。北有袁绍、公孙瓒，南有袁术、刘表，东有陶谦、刘备，是各军阀争夺的要地。在曹操之前，刘岱当刺使，被黄巾军杀死。况且张邈及陈宫在兖州统治已十多年，尤其在陈留郡和东郡有深厚的潜在势力。因此，巩固兖州这块地盘，对曹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因与陶谦的私仇，曹操时刻想着东面的徐州。当听到陶谦病死，刘备做了徐州牧后，又要起兵讨伐刘备。在这个关键时刻，荀彧谏曰：“昔高祖（刘邦）保关中，光武（刘秀）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吕布乘虚寇之，是无兖州也。若徐州不得，明公安所归乎？今陶谦虽死，已有刘备守之。徐州之民，既已服备，必助备死战。明公弃兖州而取徐州，是弃大而就小，去本而求末，以安而易危也。”⑹荀彧这个巩固根据地的意见，被曹操愉快地接受了。接着，曹操派兵在汝南、颖川等地抢收粮食，解决了军队的粮食问题，后又设计打败了张邈、吕布，收复了兖州的反叛郡县，平定了山东。这是荀彧策划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他将曹操所据有的兖州，看作是汉高祖和汉光武帝的关中、河内，这是夺取天下的根据地。荀彧更进一步申论了兖州的重要性，认为黄河、济水所流经的这一地区，“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属于“天下之要地”。荀彧这个意见是符合实际的，也符合曹操的既定策划。曹操在这一策略的指导下逐渐打败列强，统一了中原。第二次决策，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汉献帝在长安先受董卓控制，王允、吕布杀董卓之后，王允掌握了大权。接着凉州军阀李傕、郭汜等杀死王允，赶走了吕布，献帝又落入他们手中。后来，凉州军阀火并，互相残杀，皇帝辗转流离，回到了东都洛阳。献帝虽然是个傀儡，但毕竟是最高权利的象征。在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还没有完全丧失作用的情况下，中下层的官吏及民众对皇权还是极其敬仰和崇敬的，就是拥有军队和地盘的军阀们，他们也是打着安抚汉室的旗帜在进行争霸的斗争。因此，谁把皇帝抢到手，谁就拥有政治上发号施令的主动权。所以不少人围着他挣来抢去，大动干戈。早在献帝逃往河东的时候，袁绍的谋士沮授就向袁绍献计，要把献帝控制在手，但郭图反对，袁绍拒绝，失去了政治上的有利条件。曹操则不同，他抢先掌握了汉献帝，而为他筹谋的正是荀彧。荀彧说：“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⑺随后，董昭具体指出了移驾于许都的利害。曹操遂决定移驾许都，既远离了冀州的袁绍，也摆脱了朝廷中各位将领的牵制，使自己牢牢地控制住汉献帝，巩固了在朝廷中地位。尽管劫帝移驾有一定的风险，但对于雄才大略、善于纳谏的曹操来说，还是勇敢地去做了。历史证明，曹操掌握了汉献帝这个“王牌”，对于取得讨伐诸侯的战争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第三次决策，是官渡之战。曹操在掌握汉献帝以后，他的主要对手是北方的袁绍（冀州），南边的袁术（扬州淮南部分），东边的吕布（徐州），还有西边的张绣（荆州的南阳）。面对这种形势，曹操采纳了荀彧、郭嘉的意见，先后征服了张绣，消灭了吕布、袁术，赶走了刘备，以集中力量来对付黄河以北的袁绍。
官渡之战前，袁绍同曹操的力量对比，是袁强曹弱。“绍虎踞冀、青、幽、并诸郡，带甲百万，文官武将极多。”⑻地盘大，粮丰足，又有四世三公的显赫家世，再加上他已经消灭了公孙瓒，处于鼎盛时期，而曹操在许都附近屯田，也积蓄了一些军粮，但不丰足；其地盘、后力远不足与袁绍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正确地分析客观形势，有正确的决策和合理的措施，才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在这一点上，以荀彧为首的谋士集团发挥了充分的作用。荀彧在官渡之战和郭嘉著名的十胜十败前，就提出：“古之成败者， 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而。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已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里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焉？”⑼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因为军力渐乏，粮草不继，欲弃官渡退回许昌，又是荀彧至书曹操，提出：“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公今划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⑽曹操又接受了这一决策，于是乃有官渡之战的胜利，歼灭了袁绍的主力，从此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在描写三国群雄争霸的过程中，把谋士这个阶层是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展示他们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杰出才能，把他们的成败得失与三国纷争的成败得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些谋士身上体现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和理想追求。荀彧作为谋士阶层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的前半部可以说是曹操的舞台，以荀彧为代表的曹魏谋士集团自然发挥了其巨大的作用。但由于作者的拥刘倾向、小说在艺术构思上，“智慧”的象征是诸葛亮。罗贯中用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创造力，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典型形象。在赤壁之战后，三国就变成了诸葛亮的舞台。因此也就影响了对其他谋士的形象塑造。作者在描绘曹魏的谋士集团时，虽然能体现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史实的基础上，对他们的智慧、才能进行了充分的描绘，塑造了一个群体的形象，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可是，当诸葛亮登上历史舞台时，作者把重点放在了对诸葛亮形象的刻画上，尽管后期有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斗智，但对荀彧为首的这个谋士集团的描写人人减弱，因而使这个谋士集团在小说的后面部分几乎就看不到他们的作用，形象也不够丰满，性格也显得不够统一。造成这种想象的原因，是作者对诸葛亮形象的神化和作者“拥刘反曹”的政治态度。曹操的谋士集团是一个凝聚在一起的整体。他们分工合作，各尽其职。荀彧很少跟随曹操出现在战争第一线。在荀彧荐郭嘉后，就更少出现了。郭嘉出现后，一直跟随曹操南争北战，出谋划策。如果说郭嘉是一位战役或战斗级的谋士的话，那荀彧就是一位战略级的谋士。郭嘉的特点是“先见”，有着冷静的头脑，能洞察先机。荀彧则高屋建瓴，善于抓主要矛盾。所以，郭嘉随曹操征战南北，荀彧则主管后勤。特别是在迎汉献帝后，曹操集团与许都献帝集团的矛盾逐渐加深。荀彧之所以在《三国演义》后文没有什么出场机会，主要也是由于他在后方调协两方的矛盾。直到荀彧死后，曹操和献帝的矛盾才全面暴发。伏皇后被杖死，伏完宗族被灭。荀彧为曹魏所建立的汗马功劳是有目共睹的。《三国演义》对荀彧的高超智谋也很崇敬，但因其对刘备集团持敌对态度，所以给他安排了一个与正史不同的悲剧下场。据《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太祖年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他是病死的。但《三国演义》却写荀彧服毒身亡，被曹操害死：“彧也知操有杀己之心，托病止终寿春。乎曹操使人送饮食一盒至。盒上有操亲笔封记。开盒视之，并无一物。彧会其意，遂服毒而亡。”其实，自从曹操在兖州独树一帜后，荀彧叔侄就投其帐下，为曹操战胜各方诸侯，统一北方，制定了许多正确的策略，对曹操来说，可谓忠贞不渝。所以笔者认为，作者为了塑造好奸雄曹操，对史实进行了艺术加工，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荀彧叔侄正直忠心的认识。相反，更能衬托荀彧叔侄对曹魏政权的忠贞与执著。他们并不是真正要反对曹操，而是劝阻曹操不要轻易称王，避免政治上的被动，这是从曹操一统天下的长远利益考虑的。他们和所谓反曹兴汉的董承、伏完有着本质的不同。至于说他们是奸佞行为，乃是毛宗岗“正统”思想在作祟，是一种迂腐之见。否则，曹操在得到荀彧时，大悦道：“吾之子房也。” 荀彧为什么没有觉察到曹操反汉呢？毛宗岗不是一直以这句话来表明曹操的不臣之心的吗？难道荀彧太笨了，智慧、才华不如毛宗岗吗？我只能理解为是毛宗岗自圆其说了。
黄巾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处于乱世中的荀彧是知识分子，当时士族的代表，是社会的名士贤达，他有知识分子的归属意识和参与意识。因此，他要求积极入世，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选择一个名主贤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曹操的贤明、雄略、爱才、用才以及在诸侯中的良好作风，使荀彧不惜冒风险选择了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
注释⑴罗贯中《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齐鲁书社，1991年1月第一版，第六十一回，第755页⑵陈寿《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中华书局，1982年7月第二版，第307页⑶陈寿《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中华书局，1982年7月第二版，第308页⑷陈寿《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中华书局，1982年7月第二版，第308页⑸罗贯中《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齐鲁书社，1991年1月第一版，第十回，第108页⑹陈寿《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中华书局，1982年7月第二版，第309页⑺罗贯中《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齐鲁书社，1991年1月第一版，第十四回，第150页⑻罗贯中《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齐鲁书社，1991年1月第一版，第二十二回，第258页⑼陈寿《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中华书局，1982年7月第二版，第313页⑽罗贯中《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齐鲁书社，1991年1月第一版，第三十回，第366页
参考文献沈伯俊《三国漫谈》，巴蜀书社，1995年第一版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沈伯俊《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编《<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沈伯俊《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第一版罗贯中《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齐鲁书社，1991年1月第一版三国演义-->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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