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张作耀先生的曹、刘、孙三传
之前又用了两个月时间重新把张作耀先生耗费数年心血所著的《曹操传》《刘备传》和《孙权传》翻看了一遍。虽然，总体上这三部书具备一些新意，也着力还原几位传主的真实形象，但在某些地方还是带有强烈的主观论断，尽管这实际上很难避免，不过张作耀先生流露的个人好恶太过明显，作为一个资深出版人和历史学者，似乎不应该发生这样的问题。
如果说大体印象，那么很显然张作耀先生是曹操的铁杆粉丝，对他是赞誉很多，推崇备至。不难理解，从人生经历来看，张作耀先生经历过为曹操翻案的年月，本身也想把真实的曹操带给今天的读者。如今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曹操确乎是一个很杰出的历史人物，值得大笔书写。但这不代表刘备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物。但是，书中关于曹操多方赞美，但对刘备和诸葛亮就大放厥词，这样的研究成果实在让人很是意外。
张作耀先生认为曹操对中国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一位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人物，对于曹操的事功和思想多做肯定性评述，同时也揭示了曹操的诡谲之情，非议其嗜杀以及酷虐变诈的为人。不过，说赞美是毫不吝惜，但要说揭示和评议那倒要算幌子，书中根本没有多少批判曹操的弱点和毒辣的地方。但在《曹操传》中倒是时时不忘非议一下刘备，《刘备传》作为传主，更是劈头盖脸，也算毫不吝惜，同时涵盖另外两书，通篇对刘备和诸葛亮没有多少善言好语。所谓肯定刘备“折而不挠”的坚韧精神，实在是一个空置的标题党，实际上他认为刘备的为人和政治、军事才能皆不足称，是一个两面性突出的人物，一位平庸君主。先生认为，诸葛亮是一位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只善大谋而不谙军旅征战，执法严格但不公允，用人重贤但不明于察，不重视僚属的培养。所以，三国鼎立，蜀汉先亡，刘备、诸葛亮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作耀认为后人对诸葛亮的神话，都承袭《三国志》陈寿的观点……至唐，便有尚驰《诸葛武侯庙碑铭序》所说“至令官书庙食，成不刊之典，一山之内，每有风行草动，状带威神，若岁大旱，邦人祷之，能为云为雨，是谓存与没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也。死而不朽，反贵于生。”；吕温《诸葛武侯庙记》说，诸葛亮“大勋未集，天夺其魄。至诚无忘，炳在日月，烈气不散。长为雷雨。”；房玄龄等则对陈寿有关诸葛亮的评价，屡加鞑伐。《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说：“陈寿之评，未极其能事……论节制之师，以进取之方，语化成之道，不其谬与！”因说，刘备“爰的武候，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礼义干橹。煦物如春，化人为……”宋明时期更加神化，竟然出现了一些更加离奇的典故。清人《诸葛忠武候文集》录《蜀古迹记》《游梁杂钞》中有，就是一神仙。《三国演义》把孔明修整成为呼风唤雨、能掐会算的神人，以至于鲁迅先生说“状孔明之多智而近妖”。
但是古人写历史小说，各位明主多有这类军师，唐有李绩、明有刘基，孔明装神弄鬼，不过是通俗文学的特征也。但这是诸葛亮在《三国演义》后的影响，从三国至明代差不多千年长的时间，根本就没有神化后的半仙形象。何况古人和今天的人推崇孔明的，更多的还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政治品格，其实这也无法、无需神化。例如有杜甫的名诗：“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还有有陆游的名诗：“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所以张作耀先生在挑刺的时候，对于诸葛亮的所谓还原，不过是和把《三国演义》文学形象作为和历史上诸葛亮的才干较真，对于诸葛亮的才干，实际上陈寿的推崇是较为实际。不过其实张作耀也把情况扩大，把诸葛亮的瑕疵竭力放大。例如对刘禅的教育问题，可以算是比较有见地的评价。但放在诸葛亮当时的情形之下，刘禅是不是如张作耀认为的十分平庸无能，因为他已经认为刘备十分平庸了，刘禅在他眼里显然还比刘备无能十倍以上。其实，这首先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刘禅在史书上我认为吕思勉先生的意见有可取之处，他很可能和晋代那个白痴皇帝一样有被抹黑的可能。如果刘禅对诸葛亮有刘备托孤的压力，十分听信，但是后来对蒋琬、费祎等人意见的信任，就不是简单的无能，而是实在他比较宽厚和能够听取正确的意见，这中间也有近二十年时间，然后宦官黄皓才得势，这时离蜀汉灭亡为期已经不远。
话说回来，诸葛亮一心把北伐作为晚年最重要的事业，实在没有多余精力去做教育刘禅的事，他唯一做的就是选择靠得住的贤人守在刘禅身边，蒋琬、费祎、董允确实是当时蜀汉不可多得的人才，也能做到他们最大的努力。而且人才问题确实在蜀汉后期很明显，包括财力粮草的问题。其实，诸葛亮已经将蜀中开发到极致，要完全说缺粮恐怕未必是事实，主要是运输非常困难，但这不是诸葛亮当时可以完全解决的。他的军事能力确实不必夸大，但也不应该过于贬低。事实证明诸葛亮的军事才干十分突出。张作耀首先抬出陈寿对诸葛亮“应变非所长”的千古之论作一个理论依据。可是他没有注意同样就是作为对手的司马懿曾经在诸葛亮死后参观过他的军营，曾经惊叹过诸葛亮的治军之才，这一点后来《三国演义》中也曾写到。如果司马懿还不够有说服力，那么四百年后的唐代著名军事家李靖和唐太宗李世民在《李卫公问对》中，曾畅谈古今军事，分析诸葛亮的篇章多达十三问，仅次于孙武的二十一问，而且远远多过曹操的六问。后来南宋颇知兵法的文学家理学家陈亮就认为《问对》中论述诸葛亮的兵法十分神妙，细致而全面，对司马懿只字不提。李靖是深知兵法，战功赫赫的名将，这么评价自然是有道理的。
显然，张作耀未必是在军事和兵法韬略上真正客观，他只是过于迷信曹操成功，仅把诸葛亮极力视为文臣和权臣，还认为他私心很重，包括对李严、马谡、杨仪以及魏延等人，都没有一个客观的角度。
除了对曹操和孙权尽力赞誉之外，而刘备作为三国时期的蜀国皇帝，其实这种表述其实都不严谨，刘备所建立的政权、国家，从来都是汉，因地方在蜀，也称为蜀汉，绝对不会单独叫蜀，和后来五代的前蜀后蜀绝对不同，所以后来很多人称三国魏蜀吴是不严谨的。刘备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战争环境下度过的，可谓鞍马劳顿，倥偬数十载，终于成就大业。所谓唯一的赞许也是引用《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折而不挠”的评价，张作耀先生对刘备是绝无好感的。
至于另外一个孙权，则是他心目中君臣和谐的最佳代表，其实还在曹操的水平之上，可是，若看完孙权一生的用人手段，则发现他是大权独揽，用人在于临时性，君臣相知实在未必如张先生的评价，反而我觉得像张分田先生在《秦始皇传》中认真分析秦始皇用人之术和君臣默契是真正的见解有新意，并且有史实作依据，而不是带着过分突出的个人主观论断。
所以，这三部著作尽管有一定的价值，但三国史的研究还是有更多的空间值得喜爱的人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因为它即使过去了那么久，但依然常读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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