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和李世民两个时代的分水岭究竟何在
很早很早以前，“贞观之治”的说法就作为唐太宗李世民的标志性符号与其如影随形密不可分了。那是后人对一个特定时代的肯定，也是对一位一心想当好皇帝也确实当好了皇帝的天子的肯定。 在此之前好像只有汉初的文景之治可以和它相媲美。但即使是这样，两相比较，结论依然是贞观“恭俭不若孝文，而功烈过之矣”。 还记得我们在上一章是如何评价大业天子杨广的么？用亲身参与创造了贞观之治盛景的名臣魏徵的话说，被他们称作隋炀帝的杨广的功业可是“威加八荒，过于秦汉远矣”！ 比较之后，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清，大业和贞观两个时代的分水岭究竟何在。 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前者靠的主要是一个耀武扬威威加八荒的“威”字，突出的是天子的皇权皇威；而后者，凭借的主要是一个扎扎实实不事张扬的“治”字。尽管与恨不能事事亲力亲为、总在大张旗鼓大干快上的大业天子相比，贞观天子李世民几乎可以说是无为而治，也尽管作为皇帝，李世民总爱不失时机地自我表扬，但贞观时期皇帝求谏纳言、君臣群策群力却也是有目共睹。 贞观之年确实是大治之年。皇帝政绩卓著，百姓安居乐业，用贞观天子李世民自己最爱用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比喻，当年该是这样一幅君民相安其乐融融的景象—— 一片波澜不兴平滑如镜的水面，岸边垂柳成行花飞蝶舞，有白羊吃草黄牛反刍；水面上，叶叶轻舟随风而荡互不相妨，有渔夫撒网官爷吃酒，还有公子吟诗仕女簪花…… 应当承认，这段文字其实是对东晋陶渊明先生《桃花源记》的拙劣模仿，身逢乱世，欲语难言，陶老先生只能以笔下乌托邦聊以自慰，但这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所有渴望正常生活的人们的共同理想！大业末年的情况实在是一次对刚刚结束的战乱不止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克隆，贞观年间人心思静人心思安已是大势所趋，想起陶渊明也是在所难免。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是曹操笔下三国时期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的苍生图。 “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 “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敝之后，饥寒重切。” 这是见于《隋书》和《全唐文》的对隋末社会现状的描绘。 唐高祖李渊在位期间，大唐王朝的主要任务还在于统一国家、“削平区宇”，即使到了贞观初年，按《贞观政要》的说法，国家依然是：“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 这就是贞观天子李世民即位后面临的异常严峻的社会现状。 何必再从前朝典籍里寻找蛛丝马迹，单单就是根据人同此心情同此理的一般逻辑，笔者也敢断定，尽管贞观天子在大业天子死后颇为不屑地将其称之为“隋炀帝”，但在内心深处，对于那个刚刚灰飞烟灭的朝代，尤其是对那个将天子意志尽情挥洒到淋漓尽致无以复加地步的大业天子，贞观天子私下里的感情要复杂得多。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拐弯抹角的亲戚，而是因为他们都是代天牧民的天子。还因为他们都雄心勃勃，都想成为独领风骚的千古一帝。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布衣出身、以小小的泗水亭长起家的流民刘老三都能在当了皇上后如此意气扬扬气吞山河，何况杨广和李世民都是天生贵胄，其起点与刘邦之流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更何况不管是杨广还是李世民，他们登上至高无上的皇位的手段都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所以还有一个向天下人证明自己的资格与能力的问题。 杨广用来证明自己的方法我们已经说过了。 史料记载确凿无疑，当年秦始皇威风凛凛的巡幸场面曾经让刘邦、项羽艳羡不已，分别发出“大丈夫当如是乎”和“彼可取而代也”的感慨。那么同样的，一年四季总是奔波在外，其天子仪仗更是皇皇赫赫的大业天子的排场李世民也不可能没有见过，也就不可能没有想法与感慨。尤其是大业天子治下那种国力强盛四夷宾服贡使来朝的场面，更是无法不让年轻的李世民叹为观止。
他真正想做的，正是这样对民族国家有大想法大贡献的大唐天子！ 但他没有这样的条件。隋末战乱，不仅耗光了曾经很充裕的各项国家储备，同时狼烟四起，群雄割据，国家重又四分五裂。而父皇在位连头带尾只有短短的九年，这就逼使着他不得不谨慎从事，尤其在执政之初的贞观初年。 承认并且尊重现实，承认并且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哪怕是贵为天子，一个人的能力也毕竟有限，鼓励臣下直言进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是贞观天子高于大业天子的地方。就是这点点滴滴的小小不同，导致的却是判若云泥的差别。 贞观天子就这样成全了贞观之治，也将自己成全为青史留名的唐太宗。 早在改元贞观之前的武德九年（626）十月，刚登基两个月的李世民就召集并亲自主持了一场有关“自古理政得失”的讨论，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 那其实是一次讨论国策、决定大唐向何处去的高层辩论。所有的参与者都直言不讳，大家脸红脖子粗地互相辩论乃至争吵，气氛可以说是相当激烈。在李世民看来，这样的争吵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 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见于《贞观政要》的这段李世民语录表明，贞观天子的执政方式已经有些近现代欧洲国家决策之前充分讨论的议会政治的端倪了，就是现在是不是也值得学习呢？ 由于大乱刚过，百废待兴百端待举，以乱求治难度颇大，以至于皇帝自己也发出了“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的感叹，参加廷议的大臣们更是七嘴八舌，“人皆异论”。 皇帝当时提出的论点是：“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理。”造次者，急遽之谓也，也就是皇帝以为大乱之后人心大坏，光以仁厚宽和的儒道行秩，只怕急忙间不好收拾。 魏徵以为不然：乱后人心容易教化，就像饥饿的人不挑食，很容易就会吃饱一样。 皇帝依然并不乐观，以“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为例，再次强调“致理”不易。 魏徵侃侃而谈：“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可言，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 魏徵在这里用的是孔老夫子的典。当年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老先生也曾信誓旦旦：“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魏徵是在劝皇上一定要有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信心。 皇上频频点头，显然是已经认可了的意思。 但时任右仆射的封德彝也引经据典，从夏商周三代一直说到秦汉，结论是：“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并指责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 意思很明白，封大宰相等人主张用严刑峻法的高压政策，罔顾民间百姓人心欲静人心欲安的现实。 面对指责，魏徵再次援古引今，也从三皇五帝说起，论证“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反复说明大乱后达到大治的事例多得很，指出社会其实就是在一乱一治乱中求治里得到发展的。否则的话：“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因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 持反对意见的人这才哑口无言。 但类似的争论并没有就此平息。如果说魏徵、房玄龄等人是当时的少壮改革派的话，那么封德彝、萧瑀等人就是当时的元老反对派。哪怕就是在封德彝去世之后，接替他职务的萧瑀也依然坚持己见。尽管皇上鼓励争论，但大政方针不容分歧，元老派最终还是淡出了政治舞台。《旧唐书》有一段话记载了萧瑀后来的落寞之态：“与宰臣参议朝政，瑀多辞辩，每有评议，玄龄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弥怏怏。玄龄、魏徵、温彦博尝有微过，瑀劾之，而罪竟不问，因此自失。” 千万不要看轻了当时那场争论，其实际上牵涉如何正确地总结历史、把握机遇的大问题。正是因为有了这场辩论，才确定了后来“抚民以静”的与前隋大相径庭的贞观之变。《贞观政要》的编撰者正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才有了一段长长的感慨，其中几句是这样说的—— 帝王兴治之道，在观时而为之。观时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则理无不通，至公则事无不正。通于理，故能变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观魏公之论，诚得圣人之意。文皇能纳其言，力变时弊，以行王道，呜呼明哉！大乱之后，兴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时太平，德流于后，呜呼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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