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董卓的自我
董卓，陇西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先是作过州郡吏，后来在段颎的推荐下，得到司徒种嵩的辟召，成了司徒府中的属吏，这也就给了董卓像
他一个金色的前程。因为在东汉，成为三公府的属吏，升迁的机会特别多，在短时间做到二千石的大官都有可能。但是，他似乎还是没有摆脱武人的宿命，朝廷看重的是他六郡良家子的出身，让他做了羽林郎，目的就是把他培养成为名将。所谓六郡，大概还是沿用了西汉的政区概念，指的是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大致相当于今天甘肃南部、宁夏、山西西部和内蒙古北部。六郡为汉帝国的西北边郡，《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记其民俗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所谓良家，即非医、非巫、非商贾、非百工，便可纳入良家的范围。董卓膂力过人，可以上马骑射，还有谋略，做一名职业军人，倒也适合他。
事实证明，董卓在军事上还真有些天分，然而他并不是一位常胜将军，到了东部，和黄巾交锋，他败了；到了西部，尤其是在凉州，他就能建功。于是，董卓就成了安定西部边疆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那次张温作为总统西部军事的汉军主帅讨伐凉州边章叛乱时，董卓随营效力，却不服调遣，孙坚（三国吴主孙权的父亲）就劝张温杀掉董卓，以肃军纪，张温却无可奈何地说：“董卓在西部声名远震，今天杀了他，以后战事一起，就没有依靠了。”
鉴于董卓在西部的强势，朝堂之上也就有限制董卓的呼声。在董卓再度出任前将军，统军两万平定三辅之乱后，这种呼声已经为灵帝所重视，他也不希望在西部出现与自己分庭抗礼的军阀。于是一纸诏书从洛阳发出，征调董卓出任少府。东汉的少府位列九卿，算是高官了，但所掌管的只不过是皇家的琐碎事务，董卓自然不会看中它，况且离开了军职，他就成了无源之水。于是，董卓公然抗命了，他在上书中说：“凉州现在还动乱不安，此时正是臣为朝廷效命的时候。而且臣的部属因为要报答臣对他们的旧恩，纷纷阻拦臣的车驾，使得臣实在无法上路。既然这样，就让我暂且行使前将军的职权吧！我一定会尽职尽责，杀敌立功。”董卓因为部属的阻拦而不能赴任，这是一个能让朝廷信服的理由？此时的董卓已经要挣脱约束，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了。
天高皇帝远，加之此时的朝廷也无心对这位实权派人物做出更严厉的惩治，只能委曲求全，惟一的希望就是解除董卓的兵权，对于董卓的抗命可以不再追究。第二纸诏书便又发了出去，这次是任命董卓出任并州牧，把一州的军政大权交给他，并且并州亦属边地，董卓曾经做过并州刺史，看来朝廷此次的任命较之前次是动了脑筋的。面对诱惑，董卓有些心动了。但他依旧清醒地认识到凉州对他的重要。在凉州的土地上，他要将有将要兵有兵。一旦脱离了故土，董卓虽为州牧，想有作为，恐怕还要从头做起。显然，他又不希望失去这次机会，怎么办才会鱼和熊掌兼得呢？
董卓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再次上书朝廷，对于出任并州牧一职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即就任并州牧可以，但他要带上他的亲兵。这对朝廷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为臣子的竟然敢明目张胆地同皇帝做起了交易。凭此举，就可以拿董卓问罪。可是，皇帝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国家疲弱，实在无力对这样的强臣做出处置。只要他能交出兵权，他有什么要求，就听之任之吧。
董卓便得意洋洋地率领着三千亲兵上了路，前往并州赴任。
与此同时，洛阳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灵帝驾崩，帝国政治一度处于真空状态。新皇帝要登基，士人要解决多年来与宦官的积怨，宦官要寻求生存的空间，这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使得国家政治在焦虑中等待着未卜的将来。对于这位“悠然自得”的并州牧似乎已经忘记了。
但外戚大将军何进却听信了袁绍的建议，要征调外兵进京，以此逼迫太后做出诛杀宦官的决定。这种迂回的做法看似画蛇添足，毫无意义可言，但对于被征调的一员，董卓却看到了新希望已经萌芽。
这就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回到中平六年的夏季。何进要杀宦官，是因为宦官中有一个异己分子——上军校尉、小黄门蹇硕，他手中有兵权，他与董后结盟，他还希望皇子协做皇帝。蹇硕被除掉了，何进要杀宦官的动力也就没有了。但是，杀宦官可不是何进自己的事，说不杀也就不杀了。袁绍等人害怕何进变计，才建议引外兵进京。何进之所以会答应，是因为何进想借此给宦官提个醒，而袁绍却另有打算。
在袁绍献此计之前，他满脑子里全是建宁元年事变，窦武、陈蕃要杀宦官反被宦官所害，症结在哪里？除去北军失控的因素外，还有什么可以引以为戒的？当年陈蕃与外戚大将军窦武能够合作，是因为窦武具有士人的身份，一旦肃清宦官之后，大概可以避免重走外戚专政的老路，太后也许会因为陈蕃有恩于己，以及父亲与士大夫的亲密无间，还政与臣。可是，袁绍面对的何进，是个“屠家子”，士大夫不会发自内心地去接纳他。何太后对士大夫也没有丝毫的好感，即便是借助何进的力量剪除了宦官，也不知士大夫能否从中获益。既然存在未知，而何进又在诛除宦官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一旦何进变计，就会倒向宦官一方，士大夫必将遭受灭顶之灾，为防患于未然，还是有所准备的好。而应对突变，拥有武装是最佳的选择。
当时对引外兵入京持反对意见的陈琳、曹操和郑泰只看到了消极的一面，是站在了何进的立场上考虑这一问题，却未想到外兵可以为己所用。
我们已经知道此次要进京的外兵共有八支，除毌丘毅一支难以查明外，其他七支的向背是可以推断出来的。桥瑁，是灵帝朝太尉桥玄的族子。桥玄，是位能臣，可以说位“称职相”，只是后来因为对政治丧失了信心，甘愿引灾异自劾。桥瑁作为名公之后，他的郡国兵理应站在士大夫的阵营中。王匡、鲍信是和伍孚一样的侠士，诛灭宦官，他们岂能畏缩？再说丁原、董卓，他们与袁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这则秘密后来由公孙瓒揭示出来。那是在公孙瓒与袁绍交恶的时候，公孙瓒向天下公布了袁绍的十宗罪，在当时，凡是这样的文字不仅要写得漂亮，而且还要有实际的内容，要做到揭露隐秘，直刺敌人的最痛处。在公孙瓒的记忆中，袁绍犯下的第一宗罪就是：“何氏辅政，绍专为邪媚，不能举直，至令丁原焚烧孟津，招来董卓，造为乱根。”（《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注引《典略》）由此可见，丁原、董卓的行动实际上是要听命于袁绍的指挥。而张杨、张辽二人，原本就是丁原的部下，与丁原共进退也在情理之中。后面我们要谈及的由袁绍主盟的关东联盟中，还会遇到桥瑁、王匡、鲍信、张杨等人，这也证明了袁绍完全可以驾驭外兵。
除外兵外，京师中能够明确的亲袁武装有虎贲中郎将袁术统领的虎贲卫士、典军校尉曹操所部，并且袁绍还秘密地招募了千余人，埋伏在洛阳城外。这一切都在预示着以袁绍为代表的士大夫要放弃何进，一旦何进变计，也就是士大夫动用武力之时。
何进对此也有所觉察，虽然他同意了袁绍的建议，但几乎在同时也免去了袁绍的军职，让他去做了司隶校尉，名义上给了他很大的权力，让他“专命击断”，实际上是对袁绍的防范。而对于外兵进京，何进也做出了纠正，前面我们讲到何进派种劭宣诏阻止董卓进京。单就何进选派种劭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到何进要放弃引外兵入京的计划。为什么这么说呢？董卓抗命已经不止一次，诏书对于他的制约很有限。但是，持诏者是种劭，这就不同了。董卓曾经接受过种嵩的辟召，是种嵩的故吏，而种劭是种嵩孙，按照东汉的官场规则，故吏视举主为君，钱穆先生把这一现象称之为“两重君主的观念”，吕思勉先生认为这是“封建的余习”心理在作怪。故吏对于举主的后代都要礼遇，不能有丝毫的造次。并且，种嵩在西部的威望很高，在他死的时候，“并、凉边人咸为发哀”（《后汉书》卷五六《种嵩传》）东汉错金铁书刀。有了祖上的恩德，种劭却兵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情。何进阻止董卓进京的决心可见一斑。
但种劭并没有阻止住董卓的进军步伐，董卓进入了河南境内，何进已经失去了对董卓的控制。其间有一个董卓上书的问题值得深思，而史书记载则较为混乱：
1《三国志》卷六《董卓传》说：“进乃召卓使将兵诣京师，并密令上书。”
2《后汉纪》卷二五“中平六年秋七月条”：“董卓到渑池上书。”
3《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卓得召，即时就道，并上书。”
以上三种史书所记载的上书内容又与《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典略》中的内容大有出入，《资治通鉴》和清人严可均所辑《全后汉文》则把它们混为一谈，实不知董卓在进京途中有两次上书，一次是在渑池（今河南省渑池县西），一次是在新安（今河南省渑池县东）。而“上书”则是解决董卓失控问题的关键。
首先，“密令”上书系渑池上书，即《三国志》卷六《董卓传》和《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所录内容，与何进无关。这是因为：渑池上书的内容，突出了以张让为代表的宦官扰乱政治是董卓进京的条件，张让等宦官与何进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反而对何家有恩。处于犹疑之际的何进，不会指使董卓在上书中把张让定为十恶不赦的罪人，将张让树为自己的仇敌。另外，种劭持诏却兵，与董卓会晤的地点就是渑池，如果何进“密令”董卓上书的话，则与却兵相抵触了。而张让等却是党锢之祸的制造者，与士人势同水火，不能两立，“密令”想必与袁绍有关。为防何进变计，在种劭出京的同时，袁绍也派人密令董卓上书，将国家大义搬出来，化解却兵诏书，这可是一招妙棋。
其次，董卓在置种劭宣诏止兵于不顾后，在进军途中，再次上书，这是新安上书，即《典略》所记载的内容。董卓在新安上书中是这样写的：
臣认为天下之所以会出现大逆不道的人，原因就在于黄门常侍张让等人侮慢天常，篡夺王命，他们父子兄弟霸据州郡，凭借一纸文字就可以获得千金的利益，京师附近数百万的肥沃良田都被他们霸占去了。这一切使得怨气充塞，动乱不绝。我前一次奉诏讨伐於扶罗（按：董卓就任并州牧的使命之一就是讨伐於扶罗。於扶罗，南匈奴单于，活动在河内、河东一带）的时候，将士们又饥又乏，不愿意渡河作战，都要求先进京杀阉宦，为民除害，向朝廷讨要军饷。臣加以安抚，军队已经行进到新安。常言道：扬汤止沸，不如灭火去薪；溃痈虽痛，胜于养肉；及溺呼船，悔之无及。
董卓虽然仍旧把阉宦作为讨伐的对象，但他却只字未提士大夫或何进的意愿，而是把手下将士摆在最为显要的位置，是有了他们的请求，才会有董卓的进京。在这种因果条件下，使得董卓在对待这场以清除宦官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中，既不依附于士大夫，也不听命于何进，而是重新创造了一个新群体——凶猛的武人，并使其负有了政治使命。董卓撰写的不同于“密令”的上书，无疑就是他政治独立的宣言书。有了它，董卓就可以摆脱一切束缚，为那崇高的“道义”而战。董卓就此解放了他自己。他不必再去理会什么却兵的诏书，催动着三千亲兵继续东进，急切地赶往洛阳。
此前董卓两次上书拒命，对却兵诏书置若罔闻，渑池上书，直至新安上书，皇权在董卓那里没有了威严，他可以随意加以否定或更改，之所以如此，余英时先生提出的“边境中国人蛮夷化”、“凉州和汉代中国的主要的知识和文化传统可能已没有联系”（［英］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第六章《汉朝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67、468页），似可对这位“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三国志》卷六《董卓传》）的边地武人行为加以诠释：“蛮夷化”的董卓、缺乏对中国文化传统认同的董卓、出身行伍的董卓，不会像那些从小就读书诵经的士人那样，服膺纲常名教，其与皇权的对抗，是可以理解的。
但还应该看到的是：董卓从做郡吏，到入司徒府为掾，做羽林郎，一步步成长为东汉帝国的高级军事将领，他还是汉官，他还要为国家利益而战，这就在客观上要求皇权对其军功的认可，以维系其在政权中的地位。但越是与政权接近，董卓就会更加真实地感到以“凉州三明”为代表的前辈武人的苦恼，“凉州三明”虽然军功显赫，但他们要在政权中立足，还要有所依附，像皇甫规、张奂对士人认同的向往，段颎对宦官的逢迎。况且，他们也看到以军功立足于政权的局限性，还要试图通过“士人化”来去除其武人身份。
而在灵帝末年，董卓的强大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情了，他和皇甫嵩被认为是“安危定倾者”（《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董卓所掌握的军队，其主体是湟中义从和秦胡兵，他们不同于中央禁军，有畏惧宦官的心理和效忠东汉皇权的意识，而是董卓豢养的一支私兵，唯董卓旨意是从，“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并且有极强的战斗力，郑泰就曾说：“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后汉书》卷七〇《郑泰传》）被视为天下强勇的六支力量中，董卓就拥有三支，有如此实力，又有“凉州三明”的经验作为借鉴，具有轻视皇权倾向、发布了“政治独立宣言”的董卓，势必要在渐趋安寂的洛阳政变中再掀惊天骇浪。
在董卓新安上书的同时，洛阳已经成了血与火的海洋。短短的四天时间里，何进被杀，宦官被士大夫诛绝，帝国朝廷在飘摇动荡中，渴望着安宁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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